流浪還是回家，網路何以泛起富人焦慮的泡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沙燁】

中秋佳節前夕，一篇文筆了得關於流浪和祖先的網文走紅，它像個精靈一樣，陡然從富人精英手機里飄出綿綿焦慮的泡沫，環繞身邊不去……中秋是團圓的日子，為什麼一部分精英的主題卻是「流浪」？這是真實的，或僅僅只是泡沫？

上次看到「流浪」兩字，還是九一八那天重讀《松花江上》：「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那是怎樣的日子啊！異族在我們土地上肆虐，百姓被迫拋下自己的家鄉和爹娘。沒想到，經歷了救亡、建國、奮鬥、崛起，和將近四十年的經濟奇蹟之後，中國一大群戶均幾套房、每逢度假就遊歷世界的財富精英階層，在中秋前夜集體喊起了「流浪」。

這篇文章以伍子胥無處安放的家國情懷開篇，然而卻筆鋒一轉，最終指向依舊是國企私企之爭，當然裡面也提到了前些日子所謂的「私企退出論」。焦慮的富豪們戰戰兢兢，擔憂自己會是「隨時可能被放逐的流浪客卿」。然而即便通篇都批著「家國」外衣，骨子裡卻是對個人財富的維護。套用這篇文章所說，他們擔憂的不是國運之爭，而是利益之爭。

一、逝去的頂點還會再來嗎？

中國富人們的錢今年的確有些不穩。股市跌了近20%，去槓桿、稅收、社保，各種收緊政策接踵而來。中美貿易戰更是雪上加霜。和半年或一年前相比，大多數富人們的口袋都受到了影響。也許在一段時間內我們難以回到2018年初的那個財富頂點。

那是如何輝煌的一個頂點啊！

在2018年初，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數字，僅僅大陸地區就有688位十億美元富豪，遠高於美國的571位。有不少大陸富豪已經移民香港，如果包括大中華地區，中國的十億美元富豪有819位，比美國高出40%。大中華地區十億美元富豪的增速更是驚人，僅2017這一年就增加了206位，幾乎佔全球增量的一半！

如果考慮到美國社會信息相對完整，美國稅務局IRS執行能力全球第一，美國富豪的數據應該相對精確，而中國則可能有不少隱形富豪未被計算。中國的富豪數應該更多。

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2%，而中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4.5%，美國富豪們用了一百多年從全世界積累他們的財富，榜單里有很多如沃頓家族這樣的世襲富豪，而中國富豪們都是在過去三四十年白手起家，財富來源以中國為主，中國的財富創造能力簡直驚人。

在A股的鼎盛期，一個二三千萬利潤的上市公司就能擁有等價於十億美金的市值。只要能上市，每個公司都是獨角獸。每個上市公司大股東都在質押加槓桿，再去投資房地產和其他項目，讓收益再翻幾倍！一切都那麼美好，直到去槓桿的開始。

二、財富之謎

中國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1984年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十年里民營經濟發展驚人，佔GDP的比重已超過60%。但即使如此，考慮到中國GDP只有美國的六成，民營經濟體GDP體量不到美國GDP的40%。怎麼能夠在短短三四十年產生如此巨大的財富？

難道中國商人都是天縱奇才，他們的創新能力和組織能力遠大於他們一直引以為榜樣的美國同行？顯然不是。

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謎。

除了財富精英本身的努力，以下三個因素讓他們在改革開放中獲取了超額的利潤和極大多數的紅利。

政治力量對公共資源的賦予。在市場經濟開始之前，中國實行公有制，一切公共資源由所有人民擁有。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共作為領導中國的政治力量，政府擔當了分配社會資源的角色。市場經濟從無到有，不是無序發展，而是一直在政府頂層設計下展開。地區和行業的開放政策、各種資質和牌照、上市的資格、資金的支持、土地的議價轉讓，這些公共資源大多都無法用市場定價。獲得公共資源的經營者能享受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優勢。

政府和國營經濟創造的巨大正外部性。政府和國有經濟體為市場經濟體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條件。它們的投資和經營活動回報率也許不高，但是卻創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讓民營經濟體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經營所必須的要素。以阿里巴巴為例，阿里巴巴作為中國頂尖的互聯網公司，年利潤超過600億，峰值市值超過3,5000億，造就了很多富豪。但是阿里巴巴所有業務的背後是中國領先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移動網路、公路網和鐵路網。這些網路投資大、回報慢、沒有創造一個富豪，卻成為了中國所有互聯網公司高增長高利潤發展的基礎。

勞動人民任勞任怨的犧牲。中國建國後普及教育積累了數億的人力資源，他們參與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們的勞動。對市場經濟體來說，勞動力始終處於一個供大於求的狀態，勞動力的定價權傾向資本方。資本在市場中佔有絕對的優勢，能獲取超額的利潤。政府為了經濟建設，容忍了一部分企業家對工人不按法律規定支付福利，讓工人連續加班，工人在資本市場中處於弱勢。去過西方國家就知道，這幾點都不可能。

三、趕不走的焦慮

積累巨額財富的同時，中國的財富精英們也積累了趕不走的焦慮。其原因在於中國財富精英在社會體制中的位置和西方有根本不同。

在西方，金錢和政治融為一體，有錢即可培養自己的代言人，影響、滲透和控制政治。在美國，你可以用錢控制媒體和智庫，操縱政策和選舉。在澳大利亞，默多克甚至可以警告總理，要把他換掉！

在中國，中共作為政治力量的代表，對全體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而不只對一部分人和他們的財富負責。政治力量超越金錢力量，這就註定了財富精英再有錢，也永遠不能高高在上，為所欲為。

中國財富精英不能像西方有錢人一樣參與政治，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把最終的財富數字當成終極目標。這個數字只能增不能減，一旦有任何減少，便要怨天怨地，都是別人的鍋，必然是社會不公！

富人們也許清楚自身已經獲得了社會中的超比例財富，但出於對保護財富的渴望，或家族百年傳承的理想，守著自己半輩子的積累，也想避免更多的二次分配，患得患失。一些富人正成為自己過去三十年成功的受害者。其財富積累速度之快，數量之大，讓他們對任何可能影響財富積累的變動提心弔膽，擔驚受怕。

四、回家

在自媒體時代，文字早已泛濫，情懷也完全通脹。連發數字幣的都情懷滿滿，滿口要為全人類打造公平美好的未來，當然，直到他們了無音訊的那一天。

我們在深夜能夠捫心自問，我們的情懷是為自己的口袋，還是家國和天下？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壓縮式發展，用很多國外觀察家的話，我們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在巨大的總體社會財富之下，仍有巨大的社會不平等。

很多人在紀念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同時，卻從不提起鄧公談到改革開放時說過的話：「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

有能被絕對保護的財產嗎？沒有！只要你屬於一塊土地，就受那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制約。在美國，只需超過半數的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投票支持，再加總統的簽署，就能夠通過任何加稅方案。理論上只要有超過半數的民意，加任何的稅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一些財富精英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卻對他們所獲財富的賦能者和保護者——政府，充滿抱怨和不滿，這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財富悖論。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基於中國國情的結合體。它包含著用市場經濟來激發個體的能動，推動經濟建設；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推進共同富裕，最後達到社會公正。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中國沒有房產稅，沒有遺產稅，世界罕見。當然在再分配的過程中，我們要避免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動力。應該加稅於財富創造的結果，而不是財富創造的過程。

「聰明」而焦慮的財富精英，也許能夠保護其財產的唯一方法，是讓財富不屬於任何一個土地和國家。哪個國家稅務低或者免稅便把財富移到那個國家，那才是永遠的真正的流浪。

回家吧！回到我們的同胞身邊，回到那些為我們財富付出犧牲的人民身邊，這裡是我們的家，永遠沒有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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