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帖》牽出的話題

東晉 王獻之 中秋帖 11.9cm×27cm

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中秋帖》(圖1)是清朝乾隆皇帝「三希堂」中的三件寶貝之一，其他兩件分別是《伯遠帖》(圖2)和《快雪時晴帖》。《中秋帖》為晉代王獻之所書，另有一說認為是宋代米芾之筆。文字內容為「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這樣的令古往今來誰也讀不通的字句組成。儘管詞句令人頭痛，但並不妨礙人們對這件作品的欣賞。筆者十分同意這件作品不能歸屬在大令筆下，卻不認同它是米芾想當然的臆造，更不贊成因它不是王大令的親筆就看也不看它，因為不論書法還是由書法傳遞出來的信息，它都有極高的價值。

王獻之(344—386)東晉書法家。字子敬，小名官奴，原籍琅邪臨沂(今屬山東)，生於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是王羲之的第七個兒子，幼年跟隨父親學習書法，繼而又學習張芝草書。之後，又在父親變法的基礎上，努力創新，最終形成自己的風格。王獻之與王羲之被書法史上稱為「大小王」或「二王」。小王曾官至中書令，後世敬稱「王大令」。

大令書法重在氣勢，這與他作書執筆的方法有很大關係，簡而言之：王羲之的用筆重在提按方法的運用，而大令的用筆則有偏於使轉的發揚。雖然各有千秋，但後者就謀篇布局來說，幅成之後，自有雄闊排宕之勢，就此而言，父親或許稍遜兒子一籌。

圖2 東晉 王珣 伯遠帖 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唐代書畫家李嗣真《書後品》稱：「子敬草書，逸氣過父。」

南朝人羊欣評其書：「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向為世人稱道的「破體」，就是王獻之在繼承張芝、王羲之書風的基礎上，變革先前樸拙書風所形成的嶄新、華麗的風格，而其中的華彩樂句，則莫過於長風浩蕩、連綿不絕的一筆書。恰恰這件作品因其乾淨整潔(雖語句難以讀通)， 能讓人們一眼望穿，反而為我們非常好地詮釋了王獻之一揮而就的輝煌一瞬。

根據清代《石渠寶笈》記載：《中秋帖》素箋墨跡本，高八寸四分，橫三寸六分，共三行二十二字。卷前有宋高宗趙構簽題「晉王獻之中秋帖」及清高宗弘曆題引首「至寶」兩個大字。卷後有明代董其昌跋稱：「大令此帖米老以為天下第一。」據傳， 帖前原有「十二月割」等語及帖末「慶等大軍」以下文字皆缺失。

圖3 元 馮子振 題展子虔游春圖

在中國書法史上，大王和小王的名字可謂如雷貫耳。但是，自唐代太宗皇帝李世民寫的《王羲之傳》，其中不吝詞句給予「大王」極高評價，如「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 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帝王開口定調，天下豈敢有相左之音?況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之下，誰敢倒逆呢?所謂：「勝母之里，曾參不入。」

李世民之後，遂關天下之口。

嗣後，就出現了抑小尊大的趨向。但是，唐太宗李世民也承認：「自晉、唐以來從大令問津以迄於成者，代不乏人。」

殊不知，王獻之較之乃父，其實更具有開創的意義。他以外拓雄強的筆勢引領千古，成就了不拘點畫，意在全局的整體書風。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書斷》中記載了王獻之對父親的一番頗有見地的言語：「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 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

一個十六歲的少年能有如此見地，足可看出其以後的書法成就，而作為父親的王羲之能不拘長幼從善如流，除能令人讚美古人學藝的胸懷，更讓人發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感慨，當然，這也是父子親情的一段佳話。

王獻之的書法在當時已能和父親並駕齊驅，或謂過之。

圖4 沈尹默 自述

南朝虞和在《論書表》中為我們講了個故事：「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裓，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鬥爭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

在這段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王獻之為人書衫的美談，不僅可以和王羲之寫經換鵝的故事媲美，而且他的書法風格，已為時人所激賞，成為一種時尚。

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首先須取陸機《平復帖》來看，仔細玩味，這是西晉僅存的書家名跡。自然還有許多晉人寫經卷和典籍殘本存世，那都是屬於經生體的一類，故不擬引作例證。《平復帖》是章草，十分古質，王僧虔說過：『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他特別指出陸書是吳士書，那就說明江東當時流行的筆姿，是像他那樣。但是應該意識到，當時一般人是章草和行書並用的，能章草的，必然能行書。這就是江東當時時尚的書法，不過陸機、王珣比一般人寫得格外精一點罷了。試看《漢晉書影》中印行的北涼李柏簡札，也是用類似的直質筆姿，所以到元代馮子振(圖3)、楊鐵崖、李孝光、虞集、饒節他們號稱晉人書，也不過是取法了那種直質的筆姿，元時人用硬毫來造成晉時人通行的字體，如是而已。其結果是與元朝時代無關。據此，可以來說明一下羲獻父子書法，高出與他們同時代的一般人的理由。陶弘景說：『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闕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明白了這些事實，就可以明白庾翼起初每不服逸少的緣故。庾翼簡札，《閣帖》中亦有存者，凡經摹刻，未免失真。推測言之，不過是王珣輩流，不能同羲獻父子後來名跡如《蘭亭集序》《中秋帖》等相提並論。因為庾王諸人，雖擅書名，但終身為時尚所局限，沒有跳出那個範圍。而羲獻父子則『肈變古質』，實成新體，既不泥於古，又不囿於今，因此，當時人都不能及他，遂使庾翼始而不服，終則大服。其中消息，不難於上述諸名跡中探得，但須熟觀審思，方能有悟入處。」

圖5 宋 米芾 行書三帖卷之一

沈先生的這段話中，至少闡明了一個道理：「二王」的書法之所以成功，在於「既不泥於古，又不囿於今」。而被歷史淘汰的書法，卻大多因其只知「直質」，而不知「委曲」的奧妙，故而令歷史將其「湮沒」。書法里存在「扮」與「不扮」的道理。如何扮?扮多了不成，不扮也不成。關鍵是比例。合適的比例，體現的是美感，不合適的比例，就是做作。

從沈先生的話里，我們還知道，學習「二王」的書法，不可捨本逐末，如何求本?沈先生濃縮了一生的思索、實踐，為我們精簡成幾個字，而這幾個字又造成了多少誤解沈先生的緣起，在未提這幾個字之前，筆者試著再引一下沈先生的原話：「其中消息，不難於上述諸名跡中探得，但須熟觀審思，方能有悟入處。」沈先生指的名跡，在他這篇文章中僅指的是：《平復帖》《伯遠帖》《李柏文書》《蘭亭集序》《中秋帖》，如果考慮到借鏡的問題，那還可以加上元代馮子振、楊維楨、李孝光、虞集和饒節等幾位書家的書法。

那麼，沈先生的底牌到底是什麼呢?一句話：無非筆筆中鋒!

我們為了印證沈先生的話，分別選取了他自己所書的《自述》(圖4)和宋人米芾所書《行書三卷帖·之一》(圖5)來作為參考。他們之中，一個是學習「二王」法書的典範，一個是服膺「小王」的痴人。他們的成就，為世所公認。他們的書法決不是那種不管用筆，純任自然，偶然興到，間有佳書的書家，而是筆不妄動，動則生輝，總是讓人們眼前充滿了新奇的樂趣，總是給人咀嚼不盡的回味。台灣王靜芝教授是沈先生的學生，他回憶沈先生的文字有這麼一段：「有一天，我看先生寫一條幅，實在太好。我禁不住地稱讚，不知怎麼我忽然想起董其昌，我就順口說：『二先生，董其昌總算不錯了!』先生正寫著，抬頭看看我說：『董其昌?還差一點兒!』我直感地了解，先生是說董其昌比起先生還差一點。我連忙應聲：『哦，哦!』先生低下頭去又寫，口中自言自語：『米元章以下!』這句話真使我驚訝!我的理解是先生真的自許。米元章以下無人可比……」而米芾則說：「一日不書便覺澀」……

從王羲之謝師衛夫人，到王子敬勸父另起爐灶，是他們父子不泥古，而他們不隨當時士人習尚，變法圖新，是不囿於今，成績斐然，有目共睹。逮至宋代米芾，從集古字開始，浸淫書法之間，演成風檣陣馬之勢，突出沉著痛快之意，再到沈尹默先生崛起於民國年間，管領風騷至今，這其中縱有萬千故事，但筆法的繼承和創新的思想這兩點，卻不能不說是關鍵的關鍵。

有了這種想法，我們再去觀賞《中秋帖》，帖外收穫之多，卻是始料未及。

從上至下依次為《中秋帖》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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