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大肆封藩有何惡果？
顧炎武在論及明代宗室時，曾說：這些人大都沉湎在富貴里，狂妄驕橫，不知禮義，遊手好閒，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名義上是天枝，實際上是「棄物」——也就是廢物。
這一針見血之論，活脫脫地勾畫出明代宗藩的臉譜。堂堂明王朝的「龍子鳳孫」「天枝玉葉」，成了一錢不值的廢物，是發人深思的。
朱元璋分封藩王
每個王朝的開國君主，都比較注意前朝覆亡的教訓，從而採取新的措施，以確保天下長治久安。朱元璋認為，必須加強宗藩勢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諸王，控制要害地方以分制海內。
不僅如此，朱元璋還給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權，護衛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諸王的王國中，不僅置文官，還設武將。
但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長久之計」，不但沒有起到「藩屏國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無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孫眾多，隨著歲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其人數究竟有多少，史料記載不一，考史者說法也不一。
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的晉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將軍、中尉等1851名。清初溫睿臨在評論明代宗藩時，曾說：「其後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幾百萬」。
「幾百萬」是個概數，也顯然是個誇大了的數字。根據比較準確的記載，萬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數在8萬以上。以此推論，迄明之亡，宗藩人數當有10多萬之眾。他們的耗費，成了封建國家的沉重負擔。
明朝的腐蝕劑
「天潢貴胄」的藩王們，多半是遊手好閒之輩；無法無天、作惡多端、窮奢極欲者，更不乏其人。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惡棍嘴臉。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晉王即無法無天，壞事做絕。
他威逼民間子女入宮，不中意者打死，燒成灰，送出宮外；對宮女濫施酷刑，有的被割舌頭，有的被五花大綁，埋於雪中，活活凍死。
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偽造寶鈔及殘虐殺人，建文帝聞訊後，降敕切責，議發兵討之。永樂初年，漢王朱高煦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錄籍兵部，縱使劫掠。
藩王中頗多貪鄙之徒，盜竊者有之，敲詐勒索者有之，搶奪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奪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國家經濟生活的蛀蟲。
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個典型。其母是萬曆皇帝的寵妃鄭貴妃，故他備受恩寵。從全國各地搜刮來的礦監稅達「億萬計」，鄭貴妃將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飽福王私囊。
他在洛陽就藩後，又是佔山東、湖廣良田，又是獨霸中州鹽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該地的鹽井、榷茶銀，以致崇禎時河南百姓都說：「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
其府內「珠玉貨賂山積」。萬曆以後，允許宗藩子弟經科舉考試後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權在手，就大肆搜刮，貪婪至極。如朱衛殉任戶部主事，苛刻異常，動輒重罰，空船亦責其納鈔。女人過關，納銀八錢，商賈及民，無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還往往與宦官相勾結，或擾民，或謀叛，危害天下。寧夏安化郡王朱鐇謀反失敗後，在其府第抄出總兵太監等官敕印關防符驗。而寧王朱宸濠的起兵謀反，更是與宦官內外勾結的結果。
寧王本來已因罪革去護衛，但後經重賄劉瑾，「准復」，使其羽翼日漸豐滿。當王陽明率兵平叛，攻克寧王老巢後，曾查出一個賬本，裡面記載著朱宸濠與宦官勾結的證據，僅來往的書信，竟達兩篋之多。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賄賂，更是有賬可查，動不動就是幾千兩銀子。
由此不難看出，明代宗藩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明王朝的腐蝕劑，危害多端。
朱元璋對子孫採取了一攬子包到底的政策，賦予他們種種封建特權。地方官吏得罪藩王子孫，每遭嚴懲。
洪武十二年（1379），廣西布政使張風、按察司副使虞泰等僅因所謂的「公然侮慢」、「搬說是非」的過失，被朱元璋親自下令，治以「剝皮重罪」。
更重要的是，宗藩子孫們呱呱墜地即有一份吃到老死的祿米，無須為生計犯愁。在萬曆以前，也不允許宗藩子弟入試，對多數遊手好閒之徒來說，自然是樂得胡亂廝混。
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由官府營造的。早在明初，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前，朱元璋親筆敕諭四川都司護衛指揮及布政司，「差諸色人匠興造蜀王王城宮室，務要軍民共同興造，如制奉行」。
此後，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由官辦，漸成定製。至成化中，更定為則，給價自行營造。大抵郡主的房價是1000兩，鎮國將軍下至中尉，遞減至500兩。
這還不過是法定許可權內的一般情形。而宗室藩王拉龍旗作虎皮，仗皇權之勢，用法外許可權巧取豪奪，也是屢見不鮮。如伊王世子朱典瑛，多持官吏短長，甚至公然毆打御史，其橫暴可想而知。
寧王朱宸濠在謀反前，不僅強奪民間田產子女，還與江西大盜吳十三、凌十一等勾結，「劫財江湖間」，官府根本不敢過問。
隨著明王朝各種矛盾的加劇，財政危機日趨嚴重，而明代宗藩子孫的人口膨脹之大之速，又是史所罕見，明王朝對如此巨大的特殊消費層，實在是供不應求，無能為力。於是，宗藩子孫們的地位，就不能不隨封建特權的漸趨削弱而江河日下。
清朝重蹈世襲制的覆轍
朱元璋深知，其子孫系天下安危，也曾頻頻告誡他們要「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在他看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用「親親之道」熏陶出來的藩王們，定能成為大明一統江山的拱衛者。
這種認識，表明他忘記了歷史上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忘記了為爭奪至高無上的第一把交椅，在歷代皇室內，曾演出過多少骨肉相殘的悲劇。
平遙訓導葉伯巨上萬言書，懇切地指出「分封逾制，禍患立生」。但是，朱元璋仍然在做夢，竟大怒，揚言要親手殺死葉伯巨，吃他的肉。
爾後疊相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諸王謀反事件，充分證明了葉伯巨的預見性。甚至朱元璋在臨終前夕大腦還清楚時，也已覺察到燕王朱棣的動向值得警惕，下旨一道：「說與晉王（時朱已死，子濟熺嗣立）知道，教陳用、張傑、庄德預先選下好人好馬，堤備臨陣時，領著在燕王右手裡行。」
時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十二日，而這個月初八，朱元璋已病危，為鞏固皇太孫皇位，謹防朱棣搞政變，故特作此安排。
明代宗藩的酒囊飯袋們，在明末大動亂中，除個別人物外，無不顯示出他們的卑怯無能。其結果，不是讓明末農民軍將他們連同其護法神崇禎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實的「棄物」。
抗清英雄李定國等人在西南擁戴的桂王朱由榔，就是一個無能的怕死鬼，每遇大敵當前，唯知一走了事，以致搬遷不定，疲於逃命。
順治五年（1648）初，桂王想從桂林西奔武崗，瞿式耜勸他：「敵騎在二百里外，何事張皇？」桂王聽罷，竟厲聲說：你不過是要我死罷了！
當然，綜觀明代宗藩種種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朱元璋個人制定封王之制的結果。以清朝而論，開國之初，為了籠絡人心，曾「告諭前朝諸王，仍照舊爵」，背起明朝遺留下來的政治包袱。
但不久，他們終於甩掉它。但是，可悲的是，「清承明制」，大清王朝仍要沿著老路走下去，重蹈世襲制的覆轍，用金絲籠養金絲鳥的辦法，來厚待宗室子孫，結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八旗子弟這個嚴重的寄生階層。
（作者：王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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