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 | 程民生：宋代醫生的文化水平和數量
原標題：學術 | 程民生：宋代醫生的文化水平和數量
作者程民生，現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全文刊於《河北學刊》2018年3期，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醫生伴隨著人類文明產生，是人類自我完善的開端，維護著人類健康。隨著社會發展，作為一支不可或缺的職業隊伍日漸壯大，在宋代經濟、文化、科技大發展的基礎上，已經頗具規模，醫藥事業面目一新，進入了大發展的黃金時代，如同清朝四庫館臣讚揚的那樣：「自古以來，惟宋代最重醫學。」[①]主要表現一是分科更細，二是發現的藥物更廣泛，三是從醫人員更多，四是醫學教育更普及，五是醫生文化水平提高。本文著重就宋代醫生的文化質量和數量方面做一探討。
一、宋代醫生的文化水平及儒醫的出現
醫生是一個需要專業技術的職業，該專業技術首先必須有文化。這是古人一再強調的：「凡為醫師，當先讀書。凡欲讀書，當先識字。字者，文之始也。不識字義，寧解文理？文理不通，動成窒礙。」[②]宋人言：「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③]說的都是醫生與其他技術行業大不相同，必須讀書。故而「善醫者，必先讀神農之書，以遍識天下之葯。」[④]讀醫書、識藥名，是從醫的大前提，沒有讀、寫、算的基本文化，幾乎是寸步難行。陸遊《記悔》詩云:「我悔不學醫。早讀黃帝書。名方手自緝。上藥如山儲。」[⑤]可知學醫起步於研讀醫書，收集抄錄藥方，積累經驗。如周密贊道：「吾鄉醫者龐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頗明，最是暗記諸藥方，不差分毫，為難能也。」[⑥]除了個別江湖郎中靠偏方絕技以外，絕大多數醫生必識字讀懂深奧的醫藥書籍，會開藥方。鄱陽醫生薑彥榮在外忙碌一天後，「因夜歸，停燭獨坐，尋繹方書」，[⑦]就是正常的工作狀態。醫生不僅需要專業技能，對歷史修養和個人品質也有較高的要求，如宋人寇宗奭所說：「凡為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⑧]可以說是醫生專業素質之一。這些都需要讀書。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宋代許多醫生本身就出自儒生。如建州醫生范安常，其家三世以來「或儒或醫……問子幾人，能傳業否？曰：一兒十六歲，姑令讀書，知書而後可語醫。其言尤有理，雖然誠有得於書也，豈獨醫哉。」[⑨]儒與醫都依賴讀書，容易轉換，三代人的職業得以「或儒或醫」。古來醫生職業，多是世代相傳，從小先學識字讀書。京東金鄉醫生李去病，「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⑩]這位醫生是儒生出身，以儒家學問移植融匯於醫家，竟成名醫。河東隰州人姚濟，「父始業醫」，他則「少獨嗜詩句，筆札駸駸可喜。然以家世故，終於方術之學易入，推日星躔次，寒暑節候，五行王衰，相山川風水背向，宜吉可居可葬，皆極其妙。與諸儒試有司，不中，即拂衣去，專學醫，杜門著書，欲自名家。」遂成「天下名醫」。[11]少年時熱衷學詩，曾參加科舉，失利後才改弦易轍學醫，獲得成功。南宋丞相崔與之的父親崔世明，多次科舉不中，感嘆道：「『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12]以儒家濟世的情懷學醫行醫。當塗外科醫徐樓台，「累世能治癕癤，其門首畫樓台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13]這位懸壺世家出身的外科醫生，文化程度達到了通過鄉試被發解進京參加禮部考試的水平，大概正是因為文化水平高出父祖，所以醫術更上層樓，超越前輩。以上事例說明，宋代醫生是一個層次較高的專業知識分子群體，多是半醫半儒。
更多的醫生並非書生出身，但起碼也都識字。出身醫生世家者如宋代杏林翹楚龐安時：「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14]另有記載云：龐安時「為兒讀書，警悟絕人，一經目，終身不忘。時時治病有奇效，十愈八九。性喜讀書，藏至萬卷。蘇公軾及張公耒皆與之游，耒志其墓。」[15]他自幼讀書，廣泛涉獵經傳百家，有著雄厚的文化底蘊，遂成一代名醫。另一世代醫家頴陽人王忠民，「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16]生長於京師富人家庭的姚丹元，因不肖被其父趕出家門，只好「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遍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成其說。……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為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17]因為識字，所以在道觀中認真讀書學醫，自學成才。有士人在義烏縣遇到身穿「野服」的邑醫孫道，「工療眼疾」，這位守在路邊的醫生看見來人，便懇求道：「君當是貴家子弟，必藏好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此人「素祕翻胃一方，即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蓋，刳中使凈，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之箸，置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慢火煮，朝干抄一錢匕摻舌上，潄津下之。若煩渴，則徐食粥糜。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於策。」[18]孫道熱衷於尋訪藥方，並抄錄成冊。
普通醫生不僅能熟讀醫書、書寫藥方，有的不乏文學藝術素養。定州開元寺塔中，就現存有宋代醫生和藥劑師的題詩：「習醫人袁亨、習小方脈人李道慶、貨葯人陸應期亂道：危峨寶塔與雲平，眺望登臨最稱情。涼侵筆硯詩魂建，冷入（杯）盤酒漿輕。南北縱觀千里□，東西依約見蓬瀛。莫畏攀陟時來上，共獲無涯福殘生。至和元年七月廿八日，與良交同游寶塔，偶題五十六字。勿哂□。」（另一首略）[19]他們非常謙虛，倒也出口成章，具有相當的水平。醫生熊邦俊曾得熱疾，「才半日許，因啜粥，熱復作。索紙筆作詩數篇，亦諧合音韻可讀。」[20]發燒之中有些神經錯亂，卻能提筆寫出幾首合轍押韻的詩篇。前文所言曾任醫官的姚丹元，「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竟使蘇軾「尤奇之，值以為李太白所作」。[21]陸遊曾有詩專門寫村醫道：「玉函肘後了無功。每寓奇方嘯傲中。衫袖玩橙清鼻觀。枕囊貯菊愈頭風。新詩吟罷愁如洗。好景逢來病欲空。卻羨龍鍾布裘客。埭西賣葯到村東。」[22]「玉函肘後」是東晉葛洪所著的中醫方劑著作，該村醫自然熟讀這部中國第一部臨床急救手冊，閑暇之餘還喜作詩抒情。
北宋中期的醫生閻士安，還是位傑出的醫生畫家：「宛丘人。家世業醫。性喜作墨戲，荊檟枳棘，荒崖斷岸，皆極精妙。尤長於竹，或作風偃雨霽，煙薄景曛，霜枝雪干，亭亭苒苒，曲盡其態。中書令謚武恭王德用好收花竹之畫，士安作《墨竹圖》獻之。德用一見嘆美不已，遂以為篋中之冠，奏補國子四門助敎，後之學者往往取以為模楷焉。今御府所藏二：《墨竹圖》一，《折枝墨竹圖》一。」[23]精於畫山水花竹，竟由此被高官推舉入仕成為國子學助教。他「習醫術。善為墨竹及草樹荊棘土石蜞蟹燕子等，皆不用彩繪，為時輩所推。故王冀公德用，好蓄花竹之畫，士安盡其思慮，獻《墨竹》一圖，甚見稱賞，由是奏為試四門助教。士安之竹，千怪萬狀，有帶風煙雨雪之勢者，尤盡其景。」[24]連老夫子司馬光也專門作詩欣賞其畫作《墨竹》：
閻生畫竹舊所聞，望中一見遙可分。伊予不甚少佳畫，猶愛氣骨高出群。狂枝怒葉凌絹素，勢若飛動爭紛紜。蟠根數節出地底，上有積年蒼蘚紋。森然直干忽孤聳，意恐出屋排浮雲。秋風颯颯生左右，耳目灑落遺塵氛。乃知良工自神解，昧者倣習徒艱勤。子猷昔者得收玩，不患終朝無此君。[25]
此畫令司馬光遠遠一看就感到氣度不凡，立即認出是閻士安的墨竹，細看更是讚不絕口。其作品同樣得到宋徽宗的欣賞，收藏其墨竹兩幅。
宋代醫生文化水平內涵方面的最大變化，就是儒醫之說興起，實為古代醫生歷史中形象的座標。
儒醫一詞，始稱於宋代，最早見於宋徽宗時期的官方醫學。政和七年（1117）有臣僚言：「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於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26]宋徽宗發揚光大了宋神宗時創建專門培養醫生的醫學，並仿照太學體制，轉隸於禮部，把醫學納入儒學教育體系。其出發點是「使習儒術者通黃素」，即從儒到醫，用儒家思想為指導培養醫生，故而稱之為儒醫。這一理念作為旗幟一打出，具有很大的引導作用，改變了醫學的方向，在歷史上影響深遠。故而，「中國醫術，當以唐宋為一大界。自唐以前，醫者多守專門授受之學，其人皆今草澤鈴醫之流。……其有以士大夫而好研方術，若張仲景、皇甫士安、葛稚川、陶隱居、孫真人、王燾者，代不數人耳。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為士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於世。」[27]這一轉變趨勢，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官方將醫生的培養納入國家教育事業，高度重視，不再像前代那樣任其野生自滅。二是醫生的社會地位隨著文化水平的增長而提高，眾多的士大夫也樂意學醫行醫。典型無過於官至副相樞密使的衛州人高若訥：「若訥強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台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28]則是高氏發掘、整理出一批醫學經典，並帶出、影響了一代名醫，厥功甚大。
與儒醫密切相關的一句名言「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也出自於宋代。學界一致認為這句話源自於范仲淹：「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29]是如不能作宰相便作醫生的意思，都源於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作相則「先天下之憂而憂」，行醫則懸壺濟世，都是拯救天下蒼生。由於范仲淹高尚的情操和巨大的感召力，這一理念影響深遠，士人多有效仿者。如南宋廣州人崔與之的父親世明，科場上屢屢失利，「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30]成為廣大知識分子人生理想職業的第二選擇。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是對「儒醫」概念的最好補充和註腳，宋代學者對此也多有詮釋。如南宋末年名宦家鉉翁云：「醫，學問之道也，近於儒，進則為儒矣。……是故儒為貴，醫次之。」[31]名儒黃震曾言：「天下之伎術皆為民生蠹，惟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墮於伎術之習，則儒亦羞學。余於淳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薛君，見其持心厚，處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而習則儒矣，諸子之彬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喜而為之祝曰：『君善醫人，君之子且持君之心以醫國矣。』」[32]由此可見，宋代所謂的儒醫包含兩個意思：一是將醫者和儒者並列，一儒二醫，是對醫生的尊重；二是醫生有儒家思想和做派，與儒家很接近，前進一步即為儒。所謂「儒與醫，二而一，一而二」，[33]可分可合，幾乎同流。這是儒醫產生的思想基礎，也是宋代醫生積極普遍地提高文化水平的動力。
兩宋之際，民間儒醫已大量出現。如南宋初的「蘄人謝與權,世為儒醫」。[34]紹興初年的杭州，「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匾榜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其中就有「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35]儒醫成為標榜醫術高明的廣告詞和桂冠。這對醫生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大有益處，也是對宋代醫生文化水平的充分肯定，無異於加冕，使醫生從草根走向精英，也使脫胎於巫醫的醫學上升到高層次。也可以說，儒醫是宋代醫生文化水平提高的結晶。
與此相適應的宋代醫生社會地位的明顯提高，具體表現就是尊稱的出現。古代一般稱醫生為：醫、疾醫、醫者、醫士、醫師，唐代始稱醫生，宋代則有了一直延續到現代的大夫、郎中之「官稱」。與儒醫只是部分醫生享有的桂冠不同，這是對廣大醫生職業的尊稱。這一歷史現象，得到學界幾乎一致的認同。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指出：「北人謂醫生為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為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為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36]當代兩大辭書均持此說，如《辭源》：「宋醫官別設官階，有大夫、郎、醫效、祗候等。見宋洪邁《容齋三筆》十六《醫職冗濫》。後稱醫生為大夫，本此。」[37]《辭海》：「宋代醫官別置大夫以下階官，見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六。今北方仍沿稱醫生為大夫。」[38]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始於北周：「北周太醫下大夫姚僧垣所著的醫書，名謂之姚大夫集驗方，由此後代太醫院五品以上的醫官都稱大夫。現在也稱醫生為大夫。」[39]查「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見於《隋書·經籍志》，[40]確實早於宋代，但並不等於就是尊稱醫生為大夫的開端。因為，此後及宋以前，未見該詞用之於其他醫生，後代太醫院五品以上的醫官也並不都稱大夫，例如唐代和北宋大部時間內就不稱大夫。可以確定的兩點是：一，並非從宋朝開始朝廷醫生官位名大夫，500年前的北朝時期就早已有之；二，這裡的大夫其實仍是以官職出現的，正如戰國宋玉的《宋大夫集》、漢代蔡邕的《蔡中郎集》、唐代杜甫的《杜工部集》一樣，與姚僧垣醫生的職業僅是巧合。
社會上尊稱醫生為大夫及普及，仍始自於宋徽宗朝。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將位於武官序列的醫官等更改為新的職官名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保和大夫、保安大夫，翰林良醫、和安郎、成和郎、成安郎、成全郎、保和郎、保安郎、翰林醫正。」[41]職位最高級的太醫都是大夫，低級是郎，而宋代盛行虛稱、「過呼」即誇大身份的稱呼，宋代社會中的一種普遍現象，也是中國傳統「面子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42]宣和元年( 1119) ，有官員指出: 「近日臣僚多稱官名，選人自一命以上，例呼宣教，所謂七階，鮮有稱者。文臣朝請郎、武臣武功郎以下，通呼大夫者往往有之。其妄冒稱呼，不可概舉。」[43]在這種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尊稱一般醫生為大夫勢在必行。實例如「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徙臨安。官至翰林醫痊（黃校：『痊』字疑誤。）免退，居吉州，啟葯肆，技能不甚高」。[44]這位行二的張姓醫生雖然醫術平平，但照樣堂而皇之地以大夫為名。至於醫生的郎中之稱，也見於北宋，如「杜涇郎中，河中府榮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貲業稍給。」[45]這些均印證了顧炎武等人的判斷，也是宋代醫生文化水平提高的民間反映。
二、宋代醫生的醫學貢獻
宋代醫生的文化水平，職業特徵決定其起點本身就較高，或者說原本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階層，不能按其他階層的文化水平標準論述。而其文化貢獻，具體說就是醫學貢獻集中體現在著書立說方面。概括而言，有兩大歷史特點：一是質量高，創新強。南宋初學者官員程迥指出：「世有方士著書，言用心三十年而後成，頗與名儒賢卿交遊，又知書史，故大得名聲。然或創出新意，多與醫經背戾。」[46]所言方士即醫生，由於文化水平高，儒學修養深，治學嚴謹，不急於求成，而注重創新。此可視之為宋代民間醫生著述的特點。二是數量多，影響大。《四庫全書·醫家類》共收醫書97種, 其中宋以前10種，宋代24種，金代7種，元代12種，明代23種，清代11種。[47]宋代醫書為歷代最多，佔總數的23%，且大多數是私人著作。僅此，就可對宋代醫生的文化水平之高、以及在中國醫學史中的學術貢獻之大，有一個基本印象了。以下略舉幾例，以見一班。
醫學貢獻，重在具體的實效、宏觀的理論以及對後代的影響。宋代醫生善於總結歷代醫藥理論和方劑，根據文化、科技的發展又勇於創新，產生了一大批里程碑式的醫藥學著作。
四川名醫唐慎微，「世為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以行於世。」[48]他於元豐年間編著的藥物學巨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60餘萬字，有四大貢獻：一是規模大，集大成。收藥物1746種，其中有600多種是前代本草書中未曾記載的，是宋以前本草學集大成之著作，使我國本草從此具備了藥物學的規模。二是記載了藥物性能功效、應用方法、藥物來源、栽培訓養、藥材鑒別、泡炙製劑等方面的知識，為後世提供了藥物炮製資料。三是採用圖文並重，方葯兼收的編寫體例，比前代本草有所進步，開創了藥物學著作附有方劑的體例。四是所收載資料採用原文照錄，註明出處的方法，使宋以前大量方葯資料得以保存，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與文獻價值。故而，出版不久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受到官方的重視和民間的普遍歡迎，更受到後世醫藥學家的推崇，不少本草書都以此書為基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以此書為藍本，他評價唐慎微說：「使諸家本草及各藥單方，垂之千古，不致淪沒者，皆其功也。」[49]故而歷朝都有修訂出版，作為國家法定本草頒布，沿用近五百年之久，一直是本草學研究的範本，至今有多種版本流傳。唐慎微在中醫藥歷史中有著很高的地位，甚至有「中華中醫領域的藥學始祖」之譽。[50]
北宋名醫龐安時，著有《難經辨》數萬言、《主對集》1卷、《本草補遺》等，[51]現僅存一部《傷寒總病論》6卷，對張仲景思想予以補充和發揮。突出特點是著意闡發溫熱病，主張把溫病和傷寒區分開來，這對外感病學是一大發展。及至當代，有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該著，甚至譽之為「北宋醫王」。[52]
蜀人巢谷，是蘇轍同鄉，「眉山農家也」，其父「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53]也即他出身儒家，自幼讀書，成績優秀，通過了解試。在醫學方面有《聖散子方》，「初不見於世間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54]蘇軾得到他所傳的《聖散子方》，用之於杭州大疫，取得顯著療效，「全活者，不可勝數」，贊之為：「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為了發揚光大，蘇軾又傳給了龐安常，[55]造福後代良多。
北宋醫學家初虞世，字和甫，對於醫理有較深的研究，撰有《養生必用方》(又名《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或《初虞世方》)一書，受到醫家的重視。宋代高官李光指出：「予觀《千金》《外台秘要》諸方書，皆前古聖賢有意拯救生靈，其功甚大，不可輕議。但去古既遠，分劑率用升斗，有今人不能曉者。初公和甫，本朝儒醫，博學能文，精通醫術，所著必用方，最為有用。五十年來，中原士大夫家藏此書。」[56]該書以臨床實用為目標，所載方劑大都切用明驗，因而為世所重，至今仍有出版。
兩宋之際的官員劉昉所著《幼幼新書》是一部兒科學巨著，「收羅資料全面精要，可謂集前代兒科學之大成。這樣的兒科巨著在中醫兒科學史上是非常罕見的。」[57]該書豐富了兒科診斷學的內容，使兒科臨證診斷有所依據。當代有多家出版社繼續出版。
南宋醫學家施發的《察病指南》三卷，內容以脈診為主，還將不易掌握的脈搏跳動的情況繪製成33幅脈象示意圖附於各脈脈名前，這種描繪脈波形狀的嘗試是項重要的科學探索，在世界上開創了以圖示脈的先例，是創製脈象圖的第一人。[58]該著早在江戶時代就傳入古代日本，我國至今仍多有出版。
其他專科著作也很多。如在病因學方面，南宋陳言把導致疾病發生的各種複雜錯綜原因，歸納為外感六淫、內傷七情、不內外因三大類，發展了張仲景的病因學理論。並為後世病因、病理、診斷研究奠定基礎。在婦產科方面，楊子建《十產論》和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著作的出現，也給後世婦產科研究以很大影響。在兒科學方面，也有很大發展，出現了像錢乙這樣的兒科醫家，他的學術見解，對後世兒科學及整個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影響很大。宋代醫家多有私人出資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醫書，以廣流傳。主要有史堪的《史載之方》，龐安時門生魏炳刊刻的《傷寒總病論》，朱肱曾校刊《金匱要略方》、又刊刻自著《傷寒百問》及《南陽活人書》《重校正南陽活人書》，閻季忠刊刻《小兒葯證直訣》，寇約刊刻《本草衍義》，嚴用和刊刻自著《嚴氏濟生方》，等等，可謂群星燦爛。而「藥理」一詞，首見於宋徽宗朝官頒教科書性質的《聖濟經》，是藥性理論的新發展。[59]
最突出的當屬宋代針灸學家王惟一的貢獻。天聖年間他擔任太醫局翰林醫官，主持了針灸學的兩大學術項目，即編著《銅人針灸圖經》、研製針灸銅人：「先是，上以針砭之法，傳述不同，俞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醫官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為《銅人針灸圖經》。」天聖五年（1027）十月，「醫官院上所鑄俞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宋仁宗命翰林學士夏竦為《銅人針灸圖經》撰序，「摹印頒行」即出版發行。[60]王惟一奉命編修針灸書，對古代針灸記載和針灸圖詳加考訂，集宋以前針灸學之大成，有多種版本流傳至今。隨後設計、主持鑄造針灸銅人兩具，銅人的軀體、臟腑可合可分，體表刻有針灸穴位名，用於教學和考試。這種精密直觀的教學模型是實物形象教學法的重大發明，是中國針灸醫學教學最早、最珍貴的教學模型，開拓了醫學模型的先河，促進了經穴定位向規範化發展，大大提高了當時的針灸醫術水平，對針灸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為世界醫學發展史上貢獻了一項重大科技發明。「自北宋天聖銅人之後，歷代均有銅人製作，並作為針灸學術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銅人已成為當代針灸的形象標識。許多針灸醫療、研究機構，大量針灸圖書都用銅人的塑像或圖片作為針灸學術內容的代表，隨著時代的變遷，針灸的標誌已從古代的砭石、針灸圖譜，發展到針灸銅人及其模型。」[61]至今，仿製天聖針灸銅人技術，仍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以上著作，多是繼往開來的集大成之舉，極大地豐富了醫學寶庫，為民族健康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明宋代醫生無論在整體還是個體方面，文化水平均超越前代，結晶的成果深深地影響著後代。
三、宋代醫生的數量探討
醫生的數量或者所佔總人口比例，是現代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古代雖無此類統計，但做一探索估計，也是有益處的。宋代醫生，主要分官醫和民醫兩大類。
官醫按等級又有多種。位於頂端的是翰林醫官，即所謂的太醫。宋代朝廷設置有翰林醫官局，宣和二年（1120）有醫生人數為：「今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十四階，額外總一百十有七人。直局至祗候，元豐舊額共一百四十二人，今自醫效至祗候凡八階，並不立額，見在職者總九百七十九人，冗濫莫此之甚。」[62]在京師的朝廷醫生979人。另有負責教育醫生的太醫局，從元豐年間開始，一直就是「九科學生額三百人」，[63]凡300人。京師一二十萬的駐軍，軍醫當有近千人。還有京師的各位親王府中的獸醫：「諸親王府給雜匠十人、獸醫四人」，[64]約有50人。駐軍獸醫數量當有與醫生等量的近千人。北宋末期，京師官醫總數估計約3000人。
各州縣均有大量的官醫。據宋徽宗政和年間按照宋哲宗《元符格》配置的地方官醫名額如下：「醫助教，京府及上中等州，醫學博士、助教各一人，下州醫學博士一人。醫生人數，京府、節鎮一十人，余州七人。試所習方書，試義十道。」[65]即大的府、州13人，小州8人。比照這個編製，北宋後期全國共有州360餘，平均按每州10人計， 約3600餘人。
地方醫學生也是一支不小的隊伍。政和五年（1115），「諸路醫學，每年合貢及該推恩人數，今紐計下項：諸路醫學三年合貢人數共七百三十三人，第一年二百三十九人，第二年二百三十九人，第三年二百五十五人。合該推恩人數，第一年三十人，第二年三十人，第三年四十人。」[66]則實際在學人數應當大於733人，以10人貢1人計，北宋末期地方官醫學生約7000人。
另有地方駐泊禁軍的軍醫100餘人：「諸路駐泊額止百餘員」。[67]數量顯然太少，遠遠不能滿足百萬軍隊的需要，甚至連軍官也得不到有效及時的治療。故而元祐七年( 1092) ，因「慮諸將在外，雖有軍醫，不能診治」，宋哲宗詔令：「沿邊城鎮堡寨，委本將選差醫工一人，月給葯錢八貫，遇隨軍出入，給馬一匹，二年一替，願再留者聽。」[68]此為額外補充的軍醫，數量至少百餘人。曾任地方軍醫者如衢州人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在京師時，好以葯施人」。[69]他識字，宣和年間先後在樞密院和收復燕山部隊中擔任軍醫。南宋時，慶元府的駐軍中，有「總轄官劉永，犒三百貫；攔前後官二員，各一百貫；本部官二員，每員各八十貫；撥發訓練官五員，每員各七十貫；合幹人七十七人，每名各六十貫；隊身官兵四百二十七名，各五十貫；外科軍醫一名，一百貫；方脈醫人（一名），一百貫；扛令牌軍兵四名、白直二名，每名各二十貫；帶行白直一十二名，每名各一十五貫；遣發次再奉鈞旨岀戍，軍兵恐或病患，支二千貫專充收贖藥餌續又發一千貫。」[70]該隊戍兵總數為534人，隨軍軍醫(外科軍醫和方脈醫人即內科軍醫) 2人，與軍兵的人數比為 1∶267。軍醫的經濟待遇較高，僅次於長官。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湖南帥臣辛棄疾「以本路地接蠻猺時有盜賊，創置飛虎一軍」，「已有步軍一千餘人，馬軍一百六十八人起蓋營塞」。其中有「將官四員，撥發官一員，訓練官一十五員（內馬軍將五員，步軍將一十五員），合幹人八十九人（部隊將二十五員，並馬軍押雍隊四十員，並步軍諸色教頭十七人，醫人、獸醫一人，統領將司五人）」。[71]該支步軍共1270餘人，隨軍軍醫（醫人和獸醫）與軍兵人數佔比為2:1270，除去獸醫，實際上約平均1270人一名軍醫。雖無規定的統一比例史料，但一支部隊都應有一定配置的軍醫無疑。估計北宋後期全國軍醫至少1000餘人。
軍隊中有數十萬的馬匹等大牲畜，為騎兵和運輸服務，同樣需要足夠的獸醫，配備數量與人醫相等。[72]官方牲畜集中的地方如牧監等機構，甚至有成建制的獸醫部隊。如大中祥符時群牧制置使報告：「獸醫副指揮使朱峭定《疔馬集驗方》及《牧馬法》，望頒下內外坊監，仍錄付諸班軍。」宋真宗「慮傳寫差誤，令本司鏤版模本以給之。」[73]該擔任獸醫指揮副使的獸醫，具有豐富的飼養和醫治牧馬經驗，其文化水平足以使之寫成專著，作為制度推廣全軍。北宋一般每指揮（即營）編製為步軍400人，馬軍300人。[74]既使不滿編，既使群牧司只有一個群牧獸醫指揮，也當有200名獸醫。部隊中同樣配備獸醫，前言湖南的一支168人的騎兵中就配有獸醫一名。其他如宋孝宗時，四川茶馬綱發運過程中，「令每綱差醫獸一名沿路點檢調護」。[75]估計北宋後期全國獸醫至少1000餘人。
地方官醫約7000餘，軍醫約2000餘，加上京師的官醫3000餘，北宋末期全國官醫估計12000人，當不算誇大。
更多的是民間，分布著數量巨大的醫生，維護著一方民眾的生命健康。其中不乏身懷絕技者，甚至逢皇帝、太后等重病而太醫無策，朝廷總是詔告天下徵召民間醫生進京。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醫生，人越多醫生越多。城市就是醫生集中之地，一般稱市醫、里醫，「北方人市醫皆稱衙推」。[76]饒州市人李三妻楊氏，「染時疾，招里醫鄭庄治療」。[77]宋代有《詠市醫》詩云：「左手檢方右雇金，兩手雖殊均劍戟。」[78]意思是以醫賺錢，收費如同「宰人」般的心狠。醫生最密集的城市，首推東京開封。宋仁宗時的范仲淹說：「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79]約100萬人口，約1000餘醫生，他是按大致每千人一名醫生估計的，正好符合當代國際通用的每千人醫生數的規範（2000年，我國達到每千人為2人）。開封醫生至少有1000餘人，比例相當高，與京師的地位相適應。這正是從宋初就有的京師「病福」為「天下九福」之一[80]的根源與表現，在當時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
在地方州縣城市，雖然不可能有那麼的多醫生，但也適應著當地居民的需要。嘉祐年間，福州官方抽差民間醫生輪流為官方服務，「醫人：州三人，縣各一人。嘉祐六年，州、縣號『當旬醫人』者，許於郭下輪差。其外縣醫人聽側近村抽取，各不限主、客戶，仍不得影占州色役。熙寧四年，本州相度諸縣醫人如無願祗應處，量給佣錢，募人充應。諸縣各一人，內七人給雇錢。元祐初，以第四等戶輪給，與免身丁。紹聖，閩、侯官各增一人。」[81]由此足見，州城內和各縣都有不少民間醫生，且有主戶、客戶之分，負有按時為官方服務10天的差役義務。如此，則是每個縣每年需要醫生36人次。
農村的醫生一般稱村醫。如：「婁夏卿之妾，項生一瘡甚惡，村醫為灼艾」；[82]「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83]陸遊居鄉期間有提及村醫的詩篇如：「傍籬鄰婦収魚笱。叩戶村醫送藥方。」[84]王安石詩則有：「側足呻吟地，連甍瘴瘧秋。窮鄉醫自絀，小市葯難求。」[85]從中可以看到四個事實：一是雖為窮鄉，但不止一個村醫來往；二是其中水平參差不齊，有自恃奇方絕技傲視同行者，也有自暴自棄者；三是服務態度好，上門服務；四是藥鋪里藥材有限。應該說，這也是廣大農村醫藥狀況的真實寫照和代表。可以概括地說，宋代廣大農村中，村醫有兩個特點：一是數量較多，二是質量較低。
除了「全科醫生」外，還有不少專科醫生，如外科、婦產科、眼科、口齒科等等。一般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世代為醫，也有夫妻搭檔，如「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概，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86]這位女醫生靠著研讀方書和「醫術神授」，夫妻均成著名外科醫生。
宋代每縣至少有數名醫生。因為從史料中得知，常常有患者經過數位、十餘位乃至更多的相應專科醫生治療。如鄱陽士人汪櫄，「居於郭外數十裡間。妻喻氏，以紹熙五年初秋感疾，伏枕兩旬，更數醫治療弗效，其家議欲招劉昶。昶者世為醫」；[87]有位泗州通判卧病既久，「服藥，且更數醫矣」；[88]紹熙年間，衙門在贛州的江西副都監章越「嘗病，更數醫弗愈」。[89]這些地方至少有數位醫生。韶州南70里外的一偏遠村落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更十醫弗效」；[90]蕪湖有八九歲兒童，紹興十一、二年時「惡瘡生於臂肘，更外科醫十輩，療之弗效」；[91]僅外科醫生就有10位。臨川有人「苦消渴，累歲更十名醫不效」；[92]饒州市民余百三，「苦鼻衄沉篤，更十數醫弗效」。[93]則是城中僅是能夠醫治該症的醫生，至少就有十多個，加上其他諸多科的醫生至少有數十人。鄱陽李皮匠的妻子，「腹脹急如鼓，閱三年，招醫十數」；臨安西湖的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疾……股足亦無力，不能行，凡困頓逾月，易二十醫，皆以為中風天柱軟，而投藥並不效。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中往視之。劉探所用醫，其半技出己上，其半不如」，[94]則是經歷了20餘位醫生，也顯示了都城醫療資源的優勢。北宋中期，「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95]主簿所在一般多為縣城，竟有數十位醫生。
各地還有川流不息的游醫即遊方郎中，宋代也稱旅醫。[96]他們並非全是技術低下的草澤醫，也不乏醫術高明者。如南宋初的名醫劉大用就是游醫，忽而在建康，忽而在韶州，忽而又到寧國：「適劉大用過縣」，在南康大庾、南安軍也有其蹤跡。[97]另外，民間還有大量的獸醫，惜缺史料。官方缺獸醫時，有時就從民間招募。[98]
總之，宋代民間醫生四處分布，疏密有致，數量甚多，惜無史料數據可考。北宋中期范仲淹按每千人一名醫生估計開封的醫生數量，地方肯定大大少於此。前文各地出現10名以上醫生的地方多是州城，但蕪湖例外，僅一個縣城就有外科醫生10位，加上理應多於外科的內科，以及產科、眼科等等，當不少於30位。上文也有縣城患者「經數十醫」的事例。按宋代蕪湖屬於太平州，「崇寧戶五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口八萬一百三十七。貢紗。縣三：當塗，（上。）蕪湖，（中。）繁昌（中。）」[99]宋代規定，縣的等級以人口為基礎：「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下。」[100]那麼蕪湖作為中縣，人口只有千餘戶，若按該州平均戶口，蕪湖則約有17000餘戶，26000餘人。其實，宋代官方正式的戶口嚴重不符合實際，一般每戶僅平均2口，按筆者的研究估計，南方實際戶均約6口，[101]則是蕪湖約有106000人。紹興前期距崇寧不遠，即便有人口增長，但初經戰亂，大致可以此數為準，人均醫生的比例約為3500：1。全國平均按四千人一名醫生估計，則是北宋末期全國約一億人口，估之為25000人，當不為過。
結語
宋代醫生基本上都具有至少初步的文化水平，整體上看是一個文化層次較高的專業知識分子群體，多是半醫半儒。北宋時期興起的「儒醫」以及「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理念，既是宋代醫生文化水平提高的結晶，也是對宋代醫生文化水平的充分肯定，從而使醫生從草根走向精英，贏得了社會的普遍尊重，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中間的優秀者善於總結歷代醫藥理論和方劑，根據文化、科技的發展又勇於創新，產生了一大批里程碑式的醫藥學著作，多是繼往開來的集大成之舉，至今仍有多家出版社出版，為中華醫學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可以說明宋代醫生無論在整體還是個體方面，文化水平均超越前代，其成果深深地影響著後代。北宋末期官醫約10000人，遍布城鄉的民間醫生約25000人，總計約35000人。其中京師開封大約每千人一名醫生，在當時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宋代社會經濟文化大發展，也有醫生的本職保障和文化貢獻。
[①]（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0四《御定醫宗金鑒》，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78頁。
[②]（明）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一《祝醫五則》，中醫古籍名著文庫，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③]（宋）秦觀著，徐培鈞箋註：《淮海集箋注·後集》卷一《贈醫者鄒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7頁。
[④]（明）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五，（宋）韓駒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4頁。
[⑤]（宋）陸遊：《陸遊集·劍南詩稿》卷七一《記悔》，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681頁。
[⑥]（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醫術》，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37頁。
[⑦]（宋）洪邁：《夷堅志·支甲》卷三《姜彥榮》，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35頁。
[⑧]（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卷二《序例中》，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頁。
[⑨]（宋）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三七《贈醫者范安常》，中國基本古籍庫，明正德八年方良節刻本第12頁。
[⑩]（宋）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五《李去病字仲霍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18冊第675頁。
[11]（宋）王安中：《初寮集》卷八《姚將軍墓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27冊第152頁。
[12]（元）脫脫：《宋史》卷四0六《崔與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257頁。
[13]（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一0《徐樓台》，第618頁。
[14]（元）脫脫：《宋史》卷四六二《龐安時傳》，第13520-13521頁。
[15]（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四七《蘄州·人物》，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頁。
[16]（元）脫脫：《宋史》卷四五九《王忠民傳》，第13462頁。
[17]（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頁。
[18]（宋）洪邁：《夷堅志·支丁》卷五《義烏孫道》，第1007頁。
[19]趙生泉、郝建文、楊宏傑：《定州開元寺塔題記疏證》，《文物春秋》2003年第3期。
[20]（宋）洪邁：《夷堅志·三志辛》卷九《熊邦俊病狀》，第1458頁。
[21]（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第8頁。
[22]（宋）陸遊：《陸遊集·劍南詩稿》卷五九《示村醫》，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432頁。
[23]（宋）佚名：《宣和畫譜》卷二0《閻士安》，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頁。
[24]（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三《閻士安》，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頁。
[25]（宋）司馬光：《司馬光集》卷二《吳沖卿直舍凈士安畫墨竹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頁。
[26]（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二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0頁。
[27]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頁。
[28]（元）脫脫：《宋史》卷二八八《高若訥傳》，第9686頁。
[29]（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三《文正公願為良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8l頁。
[30]（元）脫脫：《宋史》卷四0六《崔與之傳》，第12257頁。
[31]（宋）家鉉翁：《則堂集》卷三《中庵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89冊第330頁。
[32]（宋）黃震：《黃震全集·黃氏日鈔》卷九0《贈台州薛大丞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2頁。
[33]（宋）居簡：《北磵文集》卷五《贈儒醫聞人晦叔序》，日藏稀見釋家別集叢刊，重慶：西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頁。
[34]（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二《謝與權醫》，第16頁。
[35]（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4頁。
[36]（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二四《郎中待詔》,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859頁。
[37]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661頁。
[38]《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版第705頁。
[39]陳西河編：《中醫名詞辭典》，台北：五洲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頁。
[40]（唐）魏徵：《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042頁。
[41]（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六之三八，第4547頁。
[42]楊倩描：《淺析〈宋人佚簡〉中的官稱過呼問題》，《蘭州學刊》2016年第4期。
[43]（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七五，第8324頁。
[44]洪邁：《夷堅志·支乙》卷七《張二大夫》，第845頁。
[45]洪邁：《夷堅志·支甲》卷二《杜郎中驢》，第720頁。按：「河中府」原作「河府」，點校者夾註：「葉本多『中』字。」按宋代無「河府」，而榮河縣在河中府。葉本為正，徑改。
[46]（宋）程迥：《醫經正本書·辯方士著書乃采俚俗不合醫經者第十二》，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頁。
[47]楊東方、黃作陣、周明鑒、科爾沁夫：《<四庫全書·醫家類>各代醫籍分布情況及其成因》,《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48]（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頁。
[49]（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歷代諸家本草》，中醫經典寶庫，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50]曲相奎：《宋朝的那些科學家》,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頁。
[51]（元）脫脫：《宋史》卷四六二《龐安時傳》，第13521頁。
[52]何敏、張繼主編：《醫易會通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頁。
[53]（宋）蘇轍：《欒城後集》卷二四《巢谷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1987第1436頁。
[54]（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第12頁。
[55]（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一0《聖散子後敘》，《聖散子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2、331頁。
[56]（宋）李光：《庄簡集》卷一七《跋再刋初虞世必用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128冊第618頁。
[57]（宋）劉昉：《幼幼新書》，本書點校組：《點校說明》，中醫古籍整理叢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
[58]李俊德、高文柱主編：《中醫必讀百部名著：診法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頁。
[59]李經緯、林昭庚：《中國醫學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17、337頁。
[6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0五，天聖五年十月壬辰，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454頁。
[61]高希言、徐瑾：《天聖銅人對後世針灸模型製作的影響》，《中醫學報》2011年第1期。
[62]（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一0二，第3946頁。
[63]（宋）程迥：《醫經正本書·本朝醫政第二》，第2頁。另有南宋嘉定五年（1212）的數據云：「今也局學生徒幾三百員，率皆京邑輔郡之人，外此豈無遺逸。」（見宋人何大任輯：《太醫局諸科程文格》，何大任：《序》，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年版第2頁）可見朝廷醫學生名額長期定為300人。
[64]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32頁。
[65]（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一四，第2795頁。
[66]（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二0，第2799頁。
[67]（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二之三八，第3637頁。
[6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六九，元祐七年正月己酉，第11206頁。
[69]（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三《鄭升之入冥》，第113頁。
[70]（宋）梅應發，劉錫：《開慶四明續志》卷六《出戍》，宋元方誌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994頁。
[71]（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四三《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影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148冊第571-572頁。
[72]（宋）許洞：《虎鈐經》卷一《人用第三》：「醫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醫人之數。」（四庫家藏，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參見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54頁。
[73]（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二四之七，第9113頁。
[74]（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三九《慶曆兵錄 贍邊錄 嘉祐兵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2596頁。
[75]（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五一（第9160頁）：四川茶馬司押送時，「每馬一綱五十匹，系合用牽馬官兵二十五人，每人牽馬二匹。綱官一員，小管押一名，獸醫一名」。
[76]（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二，第25頁。
[77]（宋）洪邁：《夷堅志·支景》卷九《李三妻》，第952頁。
[78]（宋）劉克莊：《後村集》卷一一一《題龍溪蔡德容道院》，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5頁。
[79]（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議》下《奏乞在京並諸道醫學教授生徒》，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頁。
[80]（宋）陶谷：《清異錄》卷一《九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
[81]（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州縣人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484冊第229頁。
[82]（宋）洪邁：《夷堅志·支乙》卷五《張小娘子》，第828頁。
[83]（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一0《水陽陸醫》，第916頁。
[84]（宋）陸遊：《陸遊集·劍南詩稿》卷六六《初夏幽居》，第1586頁。
[85]（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一六《瘧起舍弟尚未巳示道原》，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72頁。
[86]（宋）洪邁：《夷堅志·支乙》卷五 《張小娘子》，第828頁。
[87]（宋）洪邁：《夷堅志·支乙》卷七《喻氏招醫》，第851頁。
[88]（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四《死馬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7頁。
[89]（宋）洪邁：《夷堅志·支景》卷一《章簽判妻》，第887頁。
[90]（宋）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三《陳氏鬼疰》，第1071-1072頁。
[91]（宋）洪邁：《夷堅志·支癸》卷九《蕪湖項氏子》，第1291頁。
[92]（宋）洪邁：《夷堅志·支庚》卷八《道人治消渴》，第1201頁。
[93]（宋）洪邁：《夷堅志·支癸》卷八《楊道珍醫》，第1280頁。
[94]（宋）洪邁：《夷堅志·三志辛》卷三《危病不葯愈》，第1403頁；《興教寺僧》，第1408頁。
[95]（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五《腹中有聲如擊鼓》，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60頁。
[96]（宋）洪邁：《夷堅志·三志辛》卷九《趙喜奴》，第1452頁。
[97]（宋）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三《成俊治蛇》，第1071頁、《陳氏鬼疰》，第1072頁、《衛承務子》，第1072頁、卷八《許子友》，第1116頁、《解俊保義》，第1117頁。
[98]（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二四之三三至三四，第9128頁：宋高宗時，廣西邕州置司買馬，運送時「每一百匹為一綱,每綱差官二員管押,將校一名、節級二人、牽馬禁軍或廂軍五十人、獸醫一名、軍典一名。獸醫許募百姓。」
[99]（元）脫脫：《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第2188頁。
[100]（宋）廖行之：《省齋集》卷五《統縣本末札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01]程民生：《 宋代家庭人口數量初探》，《浙江學刊》2000年第2期。
以上轉自宋史研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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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古人 「七月流火」其實不是說天氣熱，而是說天氣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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