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七國之亂」和明朝「靖難之役」都是清君側，為何有不一樣的結局？

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錯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景帝召集群臣討論。晁錯曾任太子家令，在景帝還是太子的時候就把晁錯當成可以倚重的智囊。景帝即位後，晁錯更受寵信，景帝對他言聽計從，故而朝堂之上多群臣附和削藩，只有竇嬰一人反對。於是景帝下詔：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

景帝下達削藩令十多天後，吳楚等七國就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聯兵反叛，是為吳楚七國之亂。袁盎與晁錯素來不合，一方在，另一方就離去，二人從來沒有在一起說過話。袁盎曾任吳王劉濞相國，因收受劉濞的財物被廢為庶人。晁錯就企圖以此打擊袁盎。不料，消息走漏，袁盎搶先一步通過竇嬰覲見了景帝。袁盎對景帝說：「吳楚叛亂目的在於殺了晁錯並想要恢復原來的封地；只要斬了晁錯，赦免吳楚七國的罪行並恢復他們原來的封地，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消除叛亂了。」景帝採納了袁盎的建議，任袁盎為太常，要他秘密出使吳國。十多天後，景帝派中尉召晁錯上朝議事，車馬經過長安東市，中尉停車向晁錯宣讀詔書，當即腰斬晁錯。然而吳楚七國並未止兵撤回，最終還是靠戰爭解決問題。

吳楚七國之亂一千五百多年後，建文帝朱允炆也面臨著削藩的難題。一邊上自己的藩王叔叔，一邊是股肱之臣齊泰、黃子澄。權衡之下，建文帝也選擇了削藩。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剛即位一個月，建文帝就開始削藩，周王被廢，次年，代王、齊王、湘王、岷王先後或被廢為庶人。緊接著，建文帝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燕王朱棣不甘坐以待斃，打出「清君側，靖國難」的旗號舉兵造反。建文帝的對策既沒有誅殺齊泰、黃子澄，也沒有密使談判，而是直接派兵鎮壓。

明朝與漢朝很相像，開國皇帝都是平民，都分封了同姓王，後來又都因為削藩而引發叛亂，兩場叛亂都提出來清君側的口號，為何景帝與建文帝的反應不一樣？有人認為是景帝昏庸才殺了晁錯，但事實不分如此，景帝之才能遠在建文帝之上，之所以會誅晁錯是時代不同。

首先，漢朝的中央集權還處於初級階段，功臣和諸侯王與皇帝是合夥關係。在朝中，由功臣把持公卿相位，握有很大的話語權。在地方，諸侯王佔據大片土地，享有很大的獨立自主權。皇帝只負責居中調控。就像一個公司，諸侯王、功臣、皇帝都是股東，只不過皇帝的股份最大。股東之間有利益糾紛，作為大股東只能盡量平息事態，一旦一起更大亂子，皇位也很可能崩盤。所以景帝只能以退為進，用誅晁錯堵住吳楚七國的嘴來化被動為主動。

明朝時，中央集權已經成熟，朱元璋把宰相都給撤了，皇帝成了說一不二的霸道總裁。功臣和藩王都是沒有話語權、沒有股份的打工仔。皇帝可以隨便找個借口把員工開除，朱棣造反恰恰給了建文帝削藩的借口。所以當建文帝得知造反消息時不會像景帝那樣焦灼，反而有一絲釋然。四叔啊四叔，不是大侄子我不講骨肉親情，是你逼我的！

除了制度不同，二者的治國理念也不同。景帝時是道家治國，建文帝時是儒家治國，一個清靜無為，一個積極有為。景帝時，道家的黃生與儒家的轅固生在商湯與周武王是受命於天還是篡逆作亂的問題上展開了爭論，黃生認為君臣秩序不可亂，君無道是臣子未能盡心規勸的結果，商湯，周武未能盡責反而弒君篡位不符合天命。轅固生則認為桀、紂盡失民心，商湯、周武是受命於天，替天行道救百姓於水火。

二人爭論的是古事，卻又真實的反映當時的社會問題。道家清靜無為，認為無為而治才是最好的，天下之所以出問題就是有些人想有所作為搞亂的，所以景帝時七國之亂髮生後，大部分人都認為為何之前沒削藩的時候大家過得好好的，一削藩就起戰亂了呢？肯定都是削藩惹的禍。在這種形勢下景帝只能繼續無為，誅晁錯，止削藩，以息事寧人，平息叛亂。這雖為後人恥笑詬病，但在當時是唯一的選擇。

再看靖難之役，同樣面對清君側的口號，儒家的態度是有為，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叛亂，既然問題已經出現了，那就要徹底解決掉。誅殺主張削藩的大臣雖然有可能息事寧人，壓制叛亂，但這只是暫時的，以後還有可能再發生叛亂，因而必須藉此機會予以剷除。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面對同樣的叛亂，同樣的口號，道家與儒家的態度完全不一樣，道家認為是朝廷的有所作為做的過分了，是朝廷的鍋，因而必誅晁錯。而儒家認為你發動叛亂，是你自己做的太過分了，削藩是維護國家統一，天下安定的百年大計，必須要執行，怨不得朝廷。

作者：

漢唐歸來，魚羊秘史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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