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林、張加培：清代州縣衙門中的官媒
原標題：吳佩林、張加培：清代州縣衙門中的官媒
摘 要：官媒為清代州縣的常設衙役，其承充與辭退都有相應的程序和要求。官媒在管押涉訟婦女、承辦涉訟婦女的婚姻擇配、為涉訟婦女驗身驗傷、伴送押解女犯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亦存在諸如虐待管押婦女、透拿勒索被押人財物、逼婦賣奸謀利等問題。雖然清廷對官媒之弊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然積重難返，效果有限。隨著清末法制改革的推行，傳統官媒制度走向了終結。官媒作為一種制度被廢除，並非完全歸結於其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流弊，它與官代書、鄉約這些政府代理人一樣，是清末大變局下中外碰撞與內部反省綜合作用下的結果。本文擬以《南部檔案》《巴縣檔案》等清代州縣檔案為基礎，結合民間文書、方誌、報刊、官箴書、小說等文獻，專就清代州縣衙門的官媒做一討論，力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推進。
關鍵字：清代州縣衙門 官媒 職能 廢除
何謂官媒？學界有多種定義，方川認為明清官媒是從周代的「媒氏」演變而來，在官衙中專門負責承辦女犯或從貴族之家放出的女奴的婚配，及看管送押女犯的女差役。陳顧遠認為清代官媒是負責各地方官發堂擇配之婦事務的婦人，及地方設置的負責婚嫁困難的貧女、婢女的官方媒妁人。還有一些其他觀點，但這些定義不完全正確。因為官媒不僅僅限於女性，還有男性，而且對官媒職能的論述也不全面。本文所論官媒，主要是指在地方官衙管押涉訟婦女、負責涉訟婦女婚姻擇配、為涉訟婦女驗身驗傷、伴送押解女犯，並在衙門承擔部分雜務的差役，他們有時也會充當人口買賣、乳婦推薦的中介人。
學界既有相關研究中，方川梳理了古代媒官從周到清的演變，陳兆肆探討了清代官媒的法律功能、存在流弊以及防範舉措，艾晶及曹強新提及了官媒對女犯的監管及在清末的革除，這些成果有開拓性的貢獻。但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對官媒的設置、職能及廢除等問題有必要重新梳理與探討。本文擬以《南部檔案》《巴縣檔案》等清代州縣檔案為基礎，結合民間文書、方誌、報刊、官箴書、小說等文獻，專就清代州縣衙門的官媒做一討論，力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推進。
一 官媒的承充與辭退
官媒為清代州縣常設衙役，性別並非僅有女性，如四川南部縣的吳元清、廖發元、謝前春、吳源鴻，巴縣的李茂侯、張鳳鳴等，均為男性。
官媒不可隨意增減，其承充與辭退均有一套程序，現以四川南部縣四件檔案為例，予以說明。
案例1．具稟
官媒民吳元清，年七十二歲，住居西關外。為懇察辭退，以免誤公事。情民充當官媒，遇公無懈。因今夏得染寒病，舉步難行，更兼年老，民請三省客總，甘願辭退。眾等商議，遇有大差過境、火把扻夫、打掃考棚、看管軍流，何人支應？察本城謝前春忠朴無妄，遇事謹慎，民當推替謝前春接充。幸逢仁天榮任，明鏡高懸，如沐准沾德，伏乞大老爺台前施行。
（批文：）現據謝前春赴案認充，准爾辭退可也。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具
案例2．具認狀
謝前春，年五十二歲，住南關外。為懇准接充，承認辦公事。情本城官媒原系吳元清充當，數未誤公。因今夏身病，不能承辦，自請三省客總公議，舉民充當。但官媒一事，凡大差過境，所支各款，亦實繁多，無人速認充當，公事有誰辦理？兼因公舉，責無可辭。幸逢仁天榮任，明鏡高懸，特具認充接當，懇祈作主，以便辦公而專責任，伏乞大老爺台前施行。
（批文：）准認充，著即小心辦公，勿得違誤干咎。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具
案例3．具認充結狀
官媒吳源清，今於大老爺台前為認充，以專責成事。情前廖發元充當媒保正，殆今病故，乏人應差。蒙恩批准提驗，民當堂甘願充當。每逢朝賀祭祀、應支火把以及一切差務縴夫，均歸民承辦。恐休離婦女，民赴案承領看守，不致違誤，中間不虛。具認充結狀是實。
（批文：）准認充。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具認充結狀吳源清（畫押）
案例4．具認充結狀
官媒廖成才，今於大老爺台前為認充結狀，以專責成事。情謝前春充當官媒，因公被革，乏人應差。沐恩當堂面諭，民遵接充官媒。每逢春秋祭祀，以及朝賀火把、粘貼四門告示、遇有迎官接照、大差過境、支應縴夫，均歸民承辦。如有詞訟訊斷、休離婦女，歸民赴案承領出嫁，不致違誤，中間不虛。具認充結狀是實。
（批文：）准認充。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具認狀民廖成才（畫押）
根據上列案例及相關檔案可知，在四川南部縣，官媒的承充一般由前任官媒舉薦，選任側重體力、人品，要求為人忠朴、遇事謹慎、年力精壯、老成練達等。受舉薦之人若得到衙門允准，還需當堂面諭，具結充任狀，以表履行職能的決心。官媒若要辭退，需向州縣官具稟，說明緣由，徵得同意後方可退職。
二 官媒的司法與其他職能
州縣官媒，首要的是履行司法職能，除此之外，也承擔一些其他職能，以下分而敘之。
（一）司法職能
1.管押涉訟婦女
州縣官在訊明定案之前，通常將涉訟婦女交由官媒暫時管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一月，巴縣巡役黃昇等查獲監生王希賢與媒棍李必容、陳晚販賣陳周氏、鍾陳氏一案，經縣官審明，將王希賢、李必容、陳晚押班，陳周氏、鍾周氏則交由官媒看管，候伙販梁廷贊、媒棍劉起元到衙門，以訊斷案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巴縣巡役李順將拐賣幼女之人販蔡新才送案，但另一被拐婦女周姑還未起獲到案，衙門先讓官媒將被拐婦女高姑、喻姑具領看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九月，巴縣快頭陳剛、呂榮路過唐家沱，遇到同船的羅秀山與李塗氏吵鬧，李塗氏跳水，公差懷疑羅秀山販賣婦女，送案後將李塗氏和周施氏發官媒領管，錄敘供詞，待憲台審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一個案件還表明，衙門發涉訟婦女給官媒時，官媒需要立寫領狀。是年，射洪縣張洪富告蔣天儒拐婦外逃，後將蔣天儒押送到縣衙。經衙門審訊，將拐犯蔣天儒押卡，逃婦張陳氏暫發官媒，等待移解射洪縣收審。其後，官媒立寫領狀，縣官批「准領」後，再行看管之責。原狀舉例如下：
官媒楊枝秀今於太爺台前與領狀事，蟻領得射洪縣外逃婦張陳氏看守，聽候移解。領狀是實。
（批文：）准領 。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具領狀楊枝秀（畫押）
婦女若涉拐案，被拐婦女一經尋回，常由包括但不限於本夫的親屬具領。在親屬認領之前，州縣官可將婦女發至官媒處管押。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月，巴縣快役華林盤送許英明婢女與夏金玉妻子楊氏在案，官媒宋世榮將兩人具領，等待審訊。後判楊氏由夏金玉領回管束，許英明婢女玉梅、喜梅則交由官媒暫養，後傳許英明領回。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巴縣王劉氏控告丈夫王全順販賣張女、王女在案，衙門判王全順寄信給王女、張女親屬將人領回，因無親人來案具領，縣官將王女等交官媒婆安置。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南部縣宋女兒因被唐煥昌串拐嫁賣涉案，縣官判其暫時交至官媒看守，等待移解閬中交由親屬領回。
若因誣告、凌虐等犯罪緣由涉案，州縣官很少會按《大清律例》「婦人犯罪」律執行，仍交官媒暫時管押。《盧鄉公牘》提到鄭王氏因刁詐誣告被嚴行責懲，並交由官媒管押。又據《樊山政書》記載，劉徽書之妻王玉蓮同鴇母凌虐寡居侄媳，逼嫁不從，而後誣衊侄媳有姦情，被衙門判重責荊條五百，發官媒管押5個月。
2.承辦涉訟婦女的婚姻擇配
對涉案婦女的婚姻擇配問題，陳兆肆討論了其中的「犯姦婦女」，並認為「清代官媒只對那些犯奸且本夫拒領之女犯，方有權為之擇嫁」。事實上，官媒嫁賣的對象除了犯奸之婦，還包括拐賣人口的婦女、被拐賣的婦女、有失婦德的婦女、犯偷盜罪的婦女等。乾隆四十年(1775年)四月，巴縣皂頭張政洪將拐賣幼女為娼的王秋桂送案審判，後將王秋桂交官媒嫁賣譚友鵬為妻。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巴縣張俸買賣馮氏被抓獲，縣官將馮氏發交官媒另嫁。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巴縣王嘉棟因妻曾氏不守婦道，與王仕爵私串往來告案，願意將曾氏發交官媒另嫁。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巴縣廖國章以妻子楊氏不孝翁姑為由，將楊氏告案，經衙門訊明，廖國章願意「具結離異」，將楊氏發交官媒嫁賣。同年九月初六日，官媒吳林氏領得楊氏，另行擇戶。九月初十日，陳洪萬表示願娶楊氏為妻，並出具認領狀，保證以後不嫌棄楊氏，不將其轉賣他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閏九月，因熊應春痞騙勒索，巴縣楊澤稟告縣官，稱八年前買熊應春10歲之女玉貴為使女，現與人私通，並多次偷拿衣物銀錢首飾，請求發交官媒出嫁。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南部縣王氏背夫胡俸先潛逃，再嫁董元俸，胡俸先在尋人過程中與董元俸發生衝突，最終鬧上衙門，經審斷，胡俸先不願收回逃妾，將王氏發官媒另為擇配。
將「發堂擇配之婦女」嫁賣，需有合法的程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巴縣的一起案件集中展示了這個流程。六月，該縣「蠻婦」侯氏不願為娼，出逃，被捕役帶堂，縣官判發官媒嫁賣。首先官媒李茂侯先呈具稟狀，稟明羅之翔願娶侯氏為室，出財禮錢「二十四千」。繼而呈繳狀，當堂將財禮錢繳明，將侯氏交給羅鳳翔。最後，羅鳳翔呈領狀，將侯氏具領歸家成配，並無虛假。這樣，整個嫁賣交易完成。
至於承辦婚姻擇配的「財禮錢」，理應充公，但在司法實踐中，州縣官常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1）充公。如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趙金蘭與同姓不宗趙氏通姦，勒死丈夫李蘭玉，後訊明趙氏無宗可歸，判交官媒嫁賣，身價入官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有「陽客」願出「財禮錢六千」，抱向洪誘拐的婦女陳姑，官媒張鳳鳴將錢繳明公堂。（2）官媒自用。如南部縣官媒廖發元在辭退時提到：「民家寒，婚姻呈訟，仁天訊斷，出婚嫁媳，立案承躭，以作支用火耗口食。」官媒吳源清亦云：「自於興訟斷離婦人歸民出嫁，以作口食之需」。（3）判歸前夫在內的家屬。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官媒張鳳鳴將與吳銀匠通姦的楊氏兒媳李氏具保領出，隨後嫁賣廖仲九，得財禮錢「七千文」，繳案由楊氏具領 。
官媒在承辦嫁賣婦女過程中，為避免因財禮錢產生糾紛，婦人「原夫」往往提前立下「遵斷擇嫁文約」。光緒十六年（1890年）八月，南部縣劉有德告彭元誘拐妻子劉賴氏，而劉賴氏「繼被張陶霸奸，復與杜錫私通」，因劉賴氏母家無人，判將劉賴氏發官媒廖發元嫁賣，考慮到劉有德生活貧窮，將擬定的「賣價錢四十二串」，分撥「三十六串」給劉有德另娶，「四千」還劉賴氏所欠店主謝姓口岸錢，「二千」給店主楊理口岸錢 。嫁賣之後，為避免原夫劉有德藉嫁圖搕，立下文約：
書立憑案遵斷擇嫁文約，以杜後患事。情劉有德後娶賴姓之女為妻，自過已[以]後，夫婦不和，悍潑非常。去因賴氏乘夫未家，被人拐逃出外，四查無蹤，訪尋彭文富家拿獲，實屬刁拐，難甘。夫主劉有德控案，蒙恩准喚，致沐斷諭賴氏歸回娘家。否何刁拐賴氏不歸，站城胡為，私與杜席犯奸，鬧堂。蒙恩提訊，責斥賴氏不守婦道，甫將賴氏當堂斷諭，飭令官媒廖發元覓主擇嫁，酌取財禮錢二十六串文。劉有德具呈稟懇准減，立案免累。其錢，有德當憑堂兄劉青、劉順等一手領明無欠，恁憑廖發元出嫁異姓，劉有德房族不得藉嫁尋搕，另生枝節。有劉順、劉清等一面承躭，不與討娶相涉，現有案可核，並無勒逼等情。倘有人心不古，特立憑案遵斷覓主擇嫁文約，以杜後患。存據。
在局人：廖成才、劉青、劉順
代 筆：李熾卿
光緒十七年二月十九日主嫁劉有德 立字是實
3.檢驗涉訟婦女的身體
官媒承擔著為涉案婦女驗身驗傷的重要職責。光緒元年（1875年），吉安府固安縣70歲老人試圖強姦13歲鄰居女孩，被其母告到衙門，知縣「呼官媒驗之」。光緒十年（1884年）閏五月，上海何潘氏稱，她被沈君卿毆傷胸口，求請驗視，「官媒驗得該氏胸間雖有青色，不知是否傷痕」，知縣斷令沈君卿給該氏養傷洋4元，兩造遵結完案。光緒十四年（1888年）七月，有妓女涉案，劉四稱說妓女已懷孕3個月，「官媒按驗，官媒果如劉言，遂判妓女與劉四分別發押聽審」。光緒二十年（1894年），安徽績溪縣陳華之妻陳倪氏因禾苗被「勢豪」陳德福家放牛殘食，與其理論，「直斥其非」，被陳德福家男婦數人「擒倒凶毆」。陳倪氏之父武生倪廣進將陳德福及其子侄告上公堂。案件受理後，縣官開據點名單，將倪廣進、陳華、受傷人陳倪氏傳喚公堂供詞驗傷。在此案中，由官媒驗視陳倪氏傷痕並附於供狀，原文如下：
據官媒驗得陳倪氏傷痕：左胳肘木傷一處，斜長一寸余,紅腫；右胳膊木傷一處，斜長一寸余,紅腫；右手小指木傷一處，紅腫；額頭磁破傷一處，皮破；左右臀木傷各一處，均斜長一寸余,紅腫。
後官媒又對受傷人陳德福妻陳程氏的傷痕進行驗視:
據官媒驗得陳程氏傷痕：左眼下拳傷一處，腫黑；左手腕磁傷一處，皮破；左臀之傷一處，腫黑；左腿之傷一處。
由上可見，官媒會為涉訟婦女驗身驗傷，並非皆由刑仵完成。這一點，《大齎縣誌》說得更明白，「凡檢驗婦女，則用官媒」。不僅如此，涉及到女性死亡的案件，官媒也會參與屍體的檢驗。光緒十三年（1887年）)，天津某地保上報，有一瘋婦被無賴少年毒毆致死，後刑仵驗得被害婦女全身40餘處傷，官媒驗得產門穀道有傷痕。根據《申報》的記錄，在《毆斃請驗》《縱妻斃妾》等婦女喪命案件的報道中，縣官均帶同刑仵、官媒前往驗視。《拐女》一案的報道中，官媒獨立對屍體進行查驗。清末，還出現醫生和官媒共同驗傷驗屍的新情況。
4.伴送押解女犯
女犯作為人犯遞解中的特殊群體，秋審時由官媒伴送。「逐級審轉覆核」是清代重情案件審理的重要程序，一名人犯的押解通常須有長解兩名，並且在經過沿途州縣時，該地區尚須派短解兩名，移撥營兵兩名，以協助長解將人犯順利遞解過境。在女犯秋審遞解中，官媒起伴送作用，官媒伴送秋審女犯規定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館修入律。光緒八年（1882年），台灣新竹縣逢提解秋審之期，省廳發札文到縣，命將應解女犯自解省州縣以及經過各地方官務須照例派撥官媒伴送，審畢發回58。可見，官媒伴送秋審女犯在地方是長期實行的。不過，尚未在《南部檔案》《巴縣檔案》一類的州縣檔案中看到官媒對秋審之外的婦女的伴送情況。
5.充當人口買賣中介
官媒是清代人口買賣活動的中介人。舊時在面臨生活困境時，賣兒鬻女乃常有之事。有《田家詞》寫道：「嬌（室）兒愛女惜不得，送去官媒論價直。」 官媒在清代合法人口買賣中起中證作用，如在貴州人口買賣中，「官媒畫押」是人口買賣契約成立的條件之一，否則構成「略人略賣罪」 。
在普通民眾眼中，官媒是嫁賣生妻的主要經手人。光緒三年（1877年），南部縣李長盛將妻子張氏休離，交官媒廖發元擇戶嫁任國甫為妻，獲財禮錢「十四串」 。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上海甲妻與其友劉鎮東有姦情，劉鎮東與同鄉合謀殺死甲，棄屍塘內，哄騙甲妻，稱甲因涉訟被抓，須錢打理。甲妻稱家中無錢，劉鎮東便出計去城中托官媒擇有力之家嫁賣甲妻，將身價錢拿去替甲打理衙門之事。光緒三十年（1904年），南部縣謝瑞洪憑官媒廖發元說娶雍氏為繼室，書立婚約，議財禮錢「四千文」。
除上述之外，在四川，官媒對當地的婚俗還有教化監管之責，如廣東《增城縣誌》記載，四川威遠縣「俗多強娶」，作為任職四川的廣東人梁楨知縣「設官媒正婚禮教化」 。
（二）其他職能
清代的乳婦選擇對育嬰堂嬰兒的保育至關重要，官媒常充當乳婦推薦人。「乳婦很多要經官媒推薦，由里甲、親族及鄰里擔保，並立雇卷，以防來歷不明。」 康熙年間，泰興縣育嬰堂堂內住乳嫗，有官媒兩名幫助做事。光緒年間，江都縣官媒選取保送身體健壯、乳汁分量重的婦女充當乳婦。通州直隸州育嬰堂規條載：堂內乳婦不敷，現在嚴飭頭役押令官媒召募其乳少之婦，總俟名雇有人入堂更換，不得擅行岀堂，違者重究。官箴書中也有記載，乳婦病痛時，應稟明委員董事，傳喚官媒婆另雇乳婦接育。官媒為育嬰堂推薦健康乳多的乳婦，保證了育嬰堂嬰兒的存活與健康。
從第一節列舉的4件檔案可知，官媒也需要處理一些衙門雜務。如支應春秋祭禮火把，張貼四門告示，打掃考棚城樓，支應公出縴夫，承保外來軍流犯人出獄覓食等。
三 官媒在履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其廢除
官媒在履職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
第一，動用私刑，虐待管押婦女。《官場現形記》中把官媒對女犯的欺凌和恐嚇描寫的淋漓盡致：「其實初冬天氣，他娘兒們都穿著大厚棉襖，官媒婆一定說是賊贓，要他脫下來。他二人不敢不遵，每人只穿兩件布衫，凍的索索的抖。凡初到官媒婆那裡的人，總得服他的規矩。先餓上兩天，再挨上幾頓打，晚上不準睡。沒有把你吊起來，還算是便宜你的。至於做賊的女犯，他們相待更是與眾不同。白天把你拴在床腿上，叫你看馬桶，聞臭氣。等到晚上，還要把你捆在一扇板門上，要動不能動，擱在一間空屋子裡，明天再放你出來。」雖為小說，但也足可想像當時官媒在百姓眼中的形象。時人對此也痛心疾首，官媒將被押婦女鎖在木棚，睡在柴草之中，還將便桶放置旁邊而不加蓋，被押婦女常常坐卧不安。而被管押婦女若不以「夜合之資貼補使費」，官媒則大加凌虐。婦女「稍有廉恥淟淰」不肯賣奸，則鞭笞炮烙，無所不用，手段十分殘忍。
第二，透拿、勒索被押人財物。官媒管押婦人時，透盡婦人身上財物。《官場現形記》細緻描繪了被官媒管押的婦人蘭仙的遭遇：「到了官媒那裡，頭上的首飾已經一絲一毫都沒有了。官媒還不死心，又拿他二人細細一搜，蘭仙手上還有一付鍍金銀鐲子，也被他探了下來，說是明天要交案的。最後，把兩人身上的棉襖都脫走了。」除了搜刮管押婦人自帶的財物，官媒還對婦女親屬進行敲詐。《折獄龜鑒補》記載，被拐之婦被判歸前夫，官媒向婦人前夫索要飯食錢。這類勒索事情在租界也多有發生。如一女押犯朱周氏等在押吵鬧，經大令訊案，發現官媒 「索洋四十元」。據《申報》「官媒索賄」案記載，曹沈氏控訴公廨官媒邱徐氏的副手白阿姐、王陸氏向鴇婦夏阿寶索取「規費洋四角」 。
第三，逼迫婦女賣奸謀利，放任他人調戲收管婦女。《申報》對此多有記載，如《論收押婦女宜另設善地》一文稱：「婦女以節為重，夫人而知之，此固無論有罪無罪也，而婦女一經涉訟，往往發交官媒看管。即藉此為生財之道，被押之婦女，每天遭其陵逼失身於人，為官媒作搖錢之樹，此風到處皆然。」《論禁押婦女流弊》一文謂：「無論婦女清白與否，入官媒之門，即無異乎墮入火坑，弱者敗失名節，強者毀體喪身。」《行善獲報》言：「女人犯事到官未審或罪之小者，皆發官媒看管。而官媒逼令年輕之犯賣奸圖利，貞烈者因此憤激喪生，懦弱者遂致含羞失節。其害人之處，較差役凌虐罪犯尤為可惡。」嘉慶十年（1805年）閏六月，有大臣上奏，不少地區的縣令將未結案女犯發交官媒收管，設立女館名目，年少婦女被官媒逼令賣奸得贓，奏請將這些縣令革職查辦。除了設立女館明目賣奸，官媒還放任「圖色圖淫」之人姦淫被管押婦女。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有舒城縣知縣之弟周渭半夜私往官媒家，官媒任其調戲收管婦女，致令婦女自縊。
第四，成為拐賣案中的從犯。巴縣有官媒與他人勾結，拐賣婦女。巴縣楊禮華堂侄楊子學夫婦二人故後遺兩女，長女楊氏許給劉姓人家，次女楊幺姑抱給曾姓人家當童養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兩女回鄉上墳，回程時被湖廣人金升拐走。路過南紀門時，遇官差盤問，金升假稱兩女為余氏與余幺姑，系自己的親戚，藉此脫罪，而由官媒汪若榮接去吃住。官媒汪若榮讓金升拐帶兩名婦女來家歇息吃住，成為拐案中的從犯。在貴州，設立官媒為人口買賣中證之初衷，是防止來歷不明產生拐騙。但後來官媒「居中勒索，逾分多取」，甚至將賣身婦女私養凌辱，居奇獲利，成為拐賣案的幫凶。
第五，影響司法審判。官媒的司法職能決定了他們往往處在司法實踐的第一現場，與涉案婦女接觸較多。如果他們有意歪曲事實，則會影響到衙門的司法審判。清代官員胡文炳對官媒驗身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此等案件每令官媒驗之，然官媒或受財賄，必有誣枉者矣。不若使夫家女眷往就女家驗之，則閨女既不出頭，而是非亦立判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川巴縣官媒在一起拐賣案中所述情節的真實性也值得懷疑。這年四月，有差役起獲涉嫌被拐幼女袁姑、張姑、田姑、王姑四人，審訊期間一直住在官媒汪君榮家中。據汪君榮稟稱，四人皆言父母皆亡，無家可歸，天旱來渝，賣人為奴，並無拐賣情事，後四人俱被抱養人領回。但該案中，汪氏所稟與涉案抱養人所供情節不一，不僅如此，前節「成為拐賣案中的從犯」中也論到汪君榮系次年拐案中的從犯。所以其所稟情節真實性有待考量。
對於官媒上述之弊，清廷與各級官員早已洞見，並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但禁而不絕。到了清末，西學漸進，改革興起，全國範圍內整頓吏治，裁減差役。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各省書吏差役被革除。書吏如此，官媒之廢除當在情理之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天津縣唐大令鑒於舊日女監如同妓館、官媒逼迫女犯失貞情形，改良女監，聘請手工女師教習女犯，監中僱用老嫗照料，不用官媒。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御史王履康奏請禁革官媒，改設婦女待質所。他認為官媒收押涉訟到堂及已訊未結的婦女，弊端叢叢，婦女身命財產俱蹈危機，加上官媒苛殘行為十分嚴重，應禁革官媒，設婦女待質所。但也有官員認為待質所在各州縣運行情況並不理想，凌虐勒索，為害百端，建議設立女看守所，並得到了批准。至此，官媒制度被正式廢除。
長期以來，學界認為清代州縣是「一人政府」，州縣官職掌繁重，無所不綜。而實際上，州縣官並非凡事皆親歷親為，而是通過設置「代理人」的方式實現對相關事務的管理。州縣官媒的設置，如同村莊的頭人和鄉村糧倉的管理者，雖不由知縣指派，但一般要經過知縣的核定，衙門會以辭退與承充的方式將其納入知縣的控制或監督之下，這也是地方官員管理治內諸如鄉約、場頭等「代理人」的常用做法。
官媒與官代書一樣，名稱雖帶有「官」字，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其實質屬於役。州縣官媒的設置，主要著重司法層面的職能，他們在管押涉案婦女、承辦涉案婦女的婚姻擇配、驗身驗傷、伴送押解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女犯的監管、伴送，特別是檢驗涉訟婦女的身體多由女性官媒來完成，是出於對婦女貞節的考慮。至於他們所處理的諸如支應春秋祭禮火把一類的司法之外的事務，實系衙役一身兼多職的特點所決定的。
官媒制度在實踐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究其原因，是官媒職能在實踐過程中的不合理擴大，並且在運行中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所致。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法部奏核議御史王履康等請禁革官媒改設待質所折》指出，官媒一項，除「例載婦女犯斬絞重罪應行解勘者，於經過地方派撥伴送」外，並無將涉訟婦女發交官媒看管的明文規定；舊例「雖有買貴州窮民子女憑官媒花押立契一條」，但現已奏請刪除；「律載當官嫁賣婦女歷來辦法」，雖然由官媒承領，然而「逾期不嫁或局奸圖騙，則有籍充人牙治罪專條」；當官嫁賣「本系犯姦婦女」，並非尋常婦女。此外，官媒流弊的產生也與其經濟收入低有關。他們在不足以謀生的情況下，往往會與官員、胥吏等相關利益群體勾結，將魔爪伸向無辜婦女，勒索其財，甚至令其賣奸圖利。需要強調的是，官媒制度的廢除並非完全歸結於其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流弊，它與官代書、鄉約這些政府代理人一樣，是清末大變局下中外碰撞與內部反省綜合作用下的結果，是一個特定時代符號的終結。晚清時期，由於西方外來因素的衝擊，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如「官代書」被「書狀生」所代替，鄉約制度被保甲體系取代，傳統的「六房」被新的房科制度所替代，捕投被警察取代。這些現象都說明「演變」是這一新舊交替時期的明顯特徵。
官媒制度的廢除，並非令行即止。在四川南部縣，宣統三年（1911）三月還出現官媒承辦女性的婚姻擇配的情況，甚至在民國元年（1912年）三月，官媒廖成才稟求衙門支給錢文，以做生活之資。這種現象並非個案，鄉約制度也是如此，雖然縣衙在宣統元年（190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發布禁革鄉約的牌示，但在其後的訟狀中，這一名稱依然在使用。更有甚者，衙門仍在派差役傳喚鄉約到堂點卯。也有研究表明，由於官媒制度的禁革進程緩慢而艱難，導致了各地官媒和其他女犯管押形式並存或存在反覆交替的現象。其後，隨著近代監獄制度的興起，對涉訟婦女的管押與押解向人性化、專業化、法治化的方向發展，但並未根治以往的管理弊端，虐待女犯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項目說明】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南部縣衙檔案整理與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1ZD&0093；《清代巴縣衙門檔案整理與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6ZDA126；《歷代孔府檔案文獻集成與研究及全文資料庫建設》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3&ZD108。本文修改承蒙毛立平、陳兆肆、艾晶、盧建榮等學友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意，惟文責自負。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注釋和參考文獻皆省。
作者：吳佩林、張加培
文章來源：《歷史檔案》2018年08月15日版
編排：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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