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之妙，妙不可言——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
作者簡介：
張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主要研究興趣為現代漢語語法,尤其在漢語話語分析、構式語法等方面有開拓性的貢獻。
呂叔湘(1904—1998),江蘇丹陽人。1926年,畢業於東南大學。1936年至1937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1938年後,曾在雲南大學、中央大學等高校任教。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國科學院語言所所長、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語文》主編等職。
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是和呂叔湘的名字分不開的。數十年間,呂叔湘先生用他宏富的著述和卓遠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漢語語言學研究和中國語文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他嚴謹求實的學風,樸實自然的文風,克己奉公的作風,形成了獨特的人格魅力。追憶呂叔湘先生一生走過的道路,可以感受一代學人的優良風範。
呂先生曾經寫過這樣一幅題詞:「語言之妙,妙不可言」。呂先生一生致力於語言學事業,語言現象內在規律的探討,自然給他帶來了無窮的樂趣;而他同時又把語言看成心靈之門,文明之門,他對語言學事業的熱衷,和對全民語文生活的關懷,顯示了他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深厚的情懷。
中國語言學的學術領袖
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呂叔湘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法要略》以及他關於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論文,就已經是里程碑意義的著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呂先生長期擔任語言學界重要領導職務,在中國語言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中,發揮了最為重要的引領作用。五十年代初期,漢語語法學界展開了一場關於漢語詞類問題的大討論,呂叔湘發表的《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一文,成為那場討論中最重要的指導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詞類是根據詞的語法特點來分的」「詞有定類,類有定詞,跨類不能太多」「結構關係宜於用來做主要的分類標準」等原則,成為此後數十年間漢語學界的共識;六十年代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方法引入漢語學界,又引起一場方法論的討論,呂叔湘的《關於「語言單位的同一性」等等》對「同一性原則」在漢語語素、詞、結構各級語法單位中的技術性應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討,成為中國語法學界探討結構主義方法最具理論深度的論文;「文革」結束以後,呂先生髮表了他積數十年經驗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從單位、分類、結構三大方面全面評議漢語語法各個層面存在的問題,討論可能的處理方案,指出人們很少考慮過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課題,直至今日仍然是綱領性的著作。
1980年,在中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上,呂叔湘先生作為學會的首任會長,論述了語言研究里中和外、虛和實、動和靜、通和專四方面的關係,呂先生本人數十年間的研究也正是用自己開闊的視野、嚴肅的科學精神,做出了最好的示範。早在1963年他就專門研究了漢語音節對語法的制約問題,那時學界還不太理解這一課題的價值;1977年發表的《通過對比研究語法》強調了語言之間、方言之間、古今之間以及語體之間的對比研究意義,也沒有馬上引起足夠的重視。到了世紀之交,中國語言學界全面與國際接軌,發展出了立足於漢語而具有國際意義的韻律句法學、語言類型學、功能語法學等比較成熟的新的學科,才深刻意識到,呂先生數十年前的獨特工作,正是這些研究取向的漢語源頭。
熱心語文教育事業
作為一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對語言的本質比一般人看得透徹,對語言能力的思考比普通人更深刻。他認為,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語文教學的任務就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他深深體驗到低效率的語文教育對全民文化水平的消極影響。早年間他就寫過大量普及性論著,試圖打破文言和白話之間的壁壘;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更是直接介入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工作中,並多次在語文教學研討場合講述他的教學主張。對語文教學中存在的種種弊端,比如過分著重文章內容而忽略語文自身規律的傾向,過於強調筆頭能力而忽略口頭表達訓練的傾向,過於強調寫作而忽視閱讀的傾向,以及不恰當地過多選用文言文教學的傾向等等,都有深刻的討論和批評。「文革」結束以後,他更是為語文教學遭到的破壞痛心疾首,多次切中時弊地針對中學語文教學的目的任務、教材教法以及作文教學發表意見,提出語文教學要做到科學化和藝術化的要求。
呂先生既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也是一位對社會文明進步與發展有獨到見解的思想者。他指出:語文學習在兒童教育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既是增進知識的工具,又是開發智力的鑰匙。中國的兒童在掌握文字這一關上,遇到其他國家兒童所沒有的困難,因為漢字並不直接表音,難認、難寫、字數多、形音義關係複雜,上千年的識字教學法效率既低,也不利於培養學生全面的語言能力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部分省市在小學裡試行「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教學法,呂先生為此大聲喝彩,積極肯定這種新教學法的現實意義。他認為這種看似大膽的嘗試是漢語文教學的正確出路,而且在語文教育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意義上都有重要價值。正是在呂先生等學術大家的推動下,這種教學法才得以全面推廣。
關注全民語文生活
深重的社會責任感伴隨著呂叔湘先生一生的學術生涯。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社會語言使用狀況混亂,語言規範化工作成了當務之急。呂叔湘和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在全國掀起了學習語法的熱潮,成為年輕的共和國文化事業的奠基工程之一。緊接著,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呂叔湘宣讀了由他執筆的主題報告;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之後,國務院正式責成呂先生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寫《現代漢語詞典》,呂先生擔任起主編工作。
《現代漢語詞典》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以前的漢語辭書都是以文言為主的,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收普通話辭彙、用普通話解釋、舉普通話例子的新型漢語辭書工作。「不但要學習近代的科學的詞典編纂法,吸收先進經驗,還要解決編纂漢語詞典時所遇到的一些特殊問題。」從選詞的原則,到如何處理詞的語法信息,直到字頭與詞目的排列,以及標音方法等等,都沒有現成的辦法可資參照,呂先生以語言學家的卓識首創性地確定了這些基本原則。那幾年,呂叔湘先生全身心投入《現代漢語詞典》的編寫中,不僅擬訂了詳備的「編寫細則」,精心組織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而且親自編寫、審定條目,可以說,在這部詞典里,呂先生不僅貢獻了他作為語言學家的全部聰明智慧,更多的是傾灑了汗水和心血。
呂叔湘先生寧願犧牲自己的專題研究而如此投入一部詞典的編纂,完全是出於他作為一名語言學家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全社會的語言文字應用問題都在他的關注之內。早在建國初期,他就是我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顧問,全程參與了憲法的文字工作;六屆人大召開之前,年近八旬的呂先生又為建國以來憲法的最重要的一次修改不辭勞苦,推敲字句。他一生都沒有中斷過普及性語文著述的撰寫,一方面通俗而風趣地向讀者全面講述語文常識,另一方面,又常常不厭其煩地糾正報刊上的錯字和語病,還不斷地指出報章上種種文風問題。
學者以學為樂
在給家鄉丹陽中學的題詞中呂叔湘先生寫道:「立定腳跟處世,放開眼孔讀書」。做一個正直的人,是他的處世原則;讀書,則是他一生的樂趣所在。呂叔湘自幼就和讀書結下不解之緣,從學齡前一直到小學、中學、大學畢業,廣徵博覽,樂此不疲。中年以後擔任了繁重的學術和行政組織工作,卻一點也沒有減少閱讀的樂趣。十年動亂時期,他已經是一個古稀老人,學習的熱情卻絲毫沒有減退。七十年代初從幹校回到北京,暫時沒有恢復工作,呂先生參加政治學習之餘,從書店裡買來物理學和高等數學教材,不僅認認真真地系統學習,還一絲不苟地做習題。不久,政治空氣稍微寬鬆一點,呂先生就系統性地開始了幾項屬意已久的課題:丹陽方言的系統描寫,《馬氏文通》的校注和整理,並且為中華書局校讀了《三國志》和《資治通鑒》。與此同時,他大量閱讀當時所能找到的最新的國外語言學文獻,都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後來人們看到,在他八十多歲高齡的時候還時常評議國際語言學的潮流和方法,這都得益於他數十年不輟的閱讀和積累。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為既然生命有限也就永遠不能窮盡知識了,何必為此搞得精疲力盡呢?在呂叔湘先生看來,人生的樂趣就在於此,一生都有書可讀才是最大的幸事,只是繁重的工作常常使他無暇閑覽。除了文革時期有過短暫的兩年可以按著自己的興趣飽覽雜書以外,一直到八十多歲的時候,才有空閑讀起自己喜歡的宋人筆記和詩文。在讀到新出版的《蘇軾詩集》時,依著多年的習慣,他又把書中涉及史實、官制、經典以及文義等校勘問題逐一記錄下來,大大小小一百多條,反映給出版社;九十歲以後,呂先生身體虛弱,長期在醫院療養,還是用《蘇軾詩集》消遣,到他去世之後人們發現,書里不知不覺間又增加了他的不少批註。
呂叔湘先生活到老,讀到老,工作到老。他遺言中說:「我的骨灰可在允許買一席之地種一棵樹的地方,撒入穴中,種樹一棵,不加封識。……多年以來我沒有盡植樹的義務,這是最後一個機會,千萬不要到什麼地方買地立碑安葬。」這座豐碑,立在今天人們的心裡。
（原文分別刊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9月10日與2010年3月15日）
原標題：語言之妙，妙不可言——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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