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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良談建德周家

中科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周景良是周叔弢的幼子,由他講述的周家的事,點點滴滴,都是近代史大江大河捲起的波浪。

安徽建德周家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特殊影響的望族。第一代周馥是清末蜚聲一時的封疆大吏;第二代中,近代工業、教育先驅與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周學熙,允推傑出代表;第三代中,周叔弢為實業家及古籍收藏家,周叔迦為佛學家,周明達為數學家;到了第四代,更出了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以良、周治良、周景良、周震良、周煦良、周煒良等著名學者、教授。中科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周景良是周叔弢的幼子,由他講述的周家的故事,點點滴滴,都是近代史大江大河捲起的波浪。

1950年7月28日弢翁虛歲六十生日在天津桂林路家中合影。後排站立者,自左至右:弢翁長女周珣良、弢翁外甥孫師匡(弢翁五姐第三子)、弢翁長子周一良、弢翁第三子周艮良、弢翁第七子周景良、弢翁堂侄周紹良、弢翁外甥孫師白(弢翁五姐第二子)、弢翁次子周珏良、弢翁第六子周治良。中排自左至右:周一良次子周啟博、一良妻鄧懿、紹良妻沈又南、孫師匡妻、弢翁夫人左氏、弢翁、珏良妻方緗、艮良妻李如琇、弢翁第三女周耦良、一良長子周啟乾、紹良長女周啟琇。前排兒童自左至右:一良第三子周啟銳、艮良第二子周啟萬、紹良子周啟晉、珏良長女周啟柔、珏良次女周啟朋、珣良子寧松、艮良長子周啟璐、艮良長女周啟倫。

我們知道,周家是安徽建德的名門望族。您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

周景良:歷來有些家族,稍微發達一點,修家譜的時候都得拉上幾個闊祖宗,所以家譜是不完全可靠的。我們周家據說是唐朝一個叫周訪的從婺源一帶遷到了建德,周訪曾任荊州刺史、御史中丞。到了第五代出了兩位詩人——周繇和周繁,周繇為咸通十三年(872年)進士,「大曆十才子」之一,官至檢校御史中丞,他的詩被收進了《全唐詩》。宋朝還出過一個什麼將軍,再往後就沒有闊人了。直到周馥,家族才興旺起來,可以說是貴了,進入了上層社會。建德縣當初叫建德,民國以後,曾改名為秋浦,又改名為至德,後再跟東流合併,改叫東至。周馥原來連建德縣城都沒得住,住在城邊上,他自己有詩文記錄此事。當時為逃避清軍和太平軍的戰事,他隨同父母、祖父母在山上躲避了近九年。最後家裡商量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逃出一青年以延續後代,於是周馥逃到安慶。恰逢李鴻章正準備從曾國藩湘軍獨立出來,就招來了周馥。李對周馥很欣賞和信任。在清朝,一個官員如果遺失了自己的官印,罪名會很大,甚至有可能丟了性命。李鴻章自己每次上前線打仗,都把大印交給周馥保護。周馥對李鴻章也是感恩圖報,終李的一生都在幫助李。即使有更好的機會也不去,有時明知沒有好下場,按自己當時職務原沒有必須承擔的責任(如甲午戰爭),他也陪李陪到底。李鴻章領導的北洋海防建設,周馥除了沒有上軍艦指揮外,舉凡籌辦策劃,管理經費,修建軍港、炮台,管理海軍學校,創辦陸軍學校、機械局(兵工廠),建立海軍醫院,創建鐵路,創建電報局等,他都是或直接領導,或監督、策劃。後來的北洋政府領導多數出自陸軍、海軍這兩個學堂,因他曾任領導,學生都尊他為老師。1921年他去世時,當過總統、執政的黎元洪、段祺瑞在致周馥的輓聯中都稱自己是周馥的門生。周馥最後任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是清末蜚聲一時的封疆大吏。

周馥的一生是非常清廉的,我曾寫過一篇《曾祖周馥》,在《傳記文學》連載發表。誰都說自己長輩清廉,往往死無對證,但我這兒有證據。周馥曾做過津海關道,這個官位很顯要,比如朝鮮大院君的事情,就是他拿的主意,最後派了吳長慶把大院君拿下,逮到中國來了。當然,官位高不一定是肥缺,但津海關道這個職位很有油水,當時有個叫孫士達(字竹堂)的,只做了兩年海關道,一下子就闊了起來,退隱後成了上海灘有名的大富人。但周馥不是。他做了八年津海關道,後來又陞官去做按察使。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下台,李鴻章對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就辭職不幹了。從周馥《自敘年譜》看,那時他歲數也不小了,原想從此不可能再做官,就此退隱了。於是他分了一下家,六個兒子為六個房頭,每個房頭分了兩萬兩銀子,一共十二萬兩銀子。周馥分家只有十二萬兩銀子,在當時那是笑話。比如,當初李鴻章進京,路過天津,光直隸總督為了他到京城送禮打點就送了他一萬兩銀子,李到北京後發現這還不夠,又回頭借了一萬兩銀子。你可以想見這差距就有這麼大。

周馥做官以後,有了錢就拿去給家鄉修大成殿,開醫院,辦學校,凡是姓周的都不花錢上學。他還做慈善,他的很多田產都是為了慈善事業。他的夫人吳氏將歷年節省下來的錢購買田產一千餘畝,以作周濟鄉里鰥寡孤獨的資本。老百姓對他印象非常好。近期我子侄輩去了一趟東至縣,當地百姓至今還念念不忘這些事。在他為訓誡子孫而寫的《負暄閑語》(此書現在有孟繁之標點整理本出版)里,他說過一個觀點,當官的最滑頭,經商的其次,最樸實是農民,但是農民受的教育少,又不了解外頭的世界,幹不成什麼事,要緊的是把農民教育起來。所以他用了許多錢去興辦家鄉的教育。

到了周馥的兒子周學熙這一代,周家一下子富裕起來了。

周景良:周學熙是個非常幹練且有學問的人。有幾件關於他的傳奇故事。光緒年間,周學熙參加順天鄉試,那就是在北京考舉人的考試。當時制度,凡是三品以上大員及京官中級以上官員的子弟,都另編「官」字型大小,官字型大小考生不準取在前十八名,為怕大官子弟的優勢阻擋了一般考生的前途。但這次仍有御史向皇帝參奏說考試有作弊,並舉出包括周學熙在內六個人的名字。皇帝下令徹查。其中三人從考卷中就已發現問題,就被革除了。另三人包括周學熙要到保和殿複試。結果一人成績列入三等、一人列入四等,都受到處罰。而周學熙成績一等,照常允許會試,洗刷了嫌疑。周學熙大部分時間是在袁世凱領導下做事,1901年他受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委派創辦山東大學堂,並任第一任校長(總監督)。不久,周馥任山東巡撫。他照例應該「迴避」,改到天津,仍在袁世凱領導下。當時正值八國聯軍庚子亂後,缺少錢幣,「物價沸騰,民生凋困」,袁世凱命周設立造幣廠。周拼湊被毀北洋機器局的破壞殘餘和其他鏽蝕機器,僅七十天就鑄成當十銅元一百五十萬枚,至今仍然被稱為奇蹟。在袁世凱領導下,他施行一系列當時所謂新政,創辦了銀元局、工藝局、實習工場、勸業鐵工場及圖算學堂、考工廠、高等工業學堂、教育品製造所、廣仁堂與女工廠、公園與種植園、官銀號等一系列設施,為北洋實業開展奠定了基礎。現在的河北工學院的前身,即是周學熙創辦的直隸高等工業學堂,周學熙曾任第一任校長,前些年聽說河北工學院要為周學熙立銅像。隨後袁世凱當總統,周學熙兩任財政總長,不憚辛勞。後因堅決反對袁世凱做皇帝,被袁囚禁在北海公園的濠濮間。只因袁和周馥交情深,才沒有殺他。之後,周學熙專心經營民營企業,創辦了啟新洋灰公司、灤州煤礦有限公司、灤州礦地公司、青島天津唐山衛輝四處華新紡織廠、北京自來水公司等。他創立灤州煤礦公司和礦地公司以包圍堵截被英國人騙去的開平煤礦的礦脈的故事,這裡就不能詳細說了。

到了周學熙這一代,周家子孫就富裕起來了。因為他辦民族工業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帝國主義顧不到中國,有紡織廠的,一年就能翻本,投資一萬,利錢就能有一萬。所以周家富起來是從周學熙開始的。可以這麼說,周馥把我們家族引入了上層社會,周學熙帶我們家族各房不同程度地闊了起來。當然,不同房的貧富是有差別的。

像周馥一樣,周學熙有了錢,也回家鄉開醫院、辦學校什麼的。我祖父周學海也這樣。周馥去世後,他回家鄉送葬,帶了個發電機回去,後來在至德縣辦了第一個電廠。我祖父死得早,光緒年間(1906年)就去世了。現在評價我祖父周學海是晚清名醫。他點校、編輯過一套《周氏醫學叢書》,厚厚的兩大摞。衛生出版社出的《黃帝內經》好像就是用的他這個本子。他自己也有著作。中醫講究要有醫案,我給你號完脈,你有什麼病,我這裡寫下來。我聽二哥珏良說,他的醫案在北京被什麼人借走了,一直沒還回來。我現在手邊也沒有。但網上還可以搜到他的著作電子版,都是經過校點整理的現代出版物。

我的七叔祖周學淵字立之,號息庵,是位詩人。平時生活不拘行跡。他曾做過山東大學的總監督,那個時候還叫山東大學堂。這個總監督周學熙也做過,比周學淵早。是周學熙創辦的山東大學堂。我還有位九叔祖周學煇(字實之,號晦園),一直協助周學熙辦實業,華新紗廠就是他在管。到「文革」前,啟新洋灰公司的董事長好像就是周學煇——原來是我父親,後來改他了。北京的自來水公司他也是董事長。自來水公司是不賺錢的,北京人隨便打一口井都很好。再後來就是九叔祖的二兒子(周明龢)在管這個。

您的七叔祖周學淵有個女兒叫周銓庵,她似乎是被您的族人看作奇女子的。

周景良:她在崑曲界很出名,晚年的情況我不太了解。可能是抗戰剛勝利那會兒,有一年中秋節傍晚,我到北海漪瀾堂,正好看到一條被人包下來的大渡船,一大堆人坐在裡頭,有拿著鑼的,叫下來唱崑曲,裡頭有中央研究院的陶孟和,也有周銓庵。我和她幾乎從沒有來往。我見到她,是七叔祖喪事的時候,她平時也不到我父親那兒去,和本家姑姑們也不大來往。她直到她父親死了才回到家,一直住在舅舅家的。

您的九叔祖周學煇的女兒周仲錚也是被看作奇女子的。

周景良:她屬於另類。周家講究忠孝傳家,儒家思想的氣味很濃。她是唯一的叛逆者。她家裡不準女孩出去上學校,她逃出去,和她父親談判,要求上學。受到鄧穎超等人的支持。當時是報紙上的新聞。逃到北京時還見到過李大釗。她後來上天津女子師範學院、南開大學。再後來又去法國留學,得了博士學位。她嫁了一位對中國友好的德國人。二次大戰後,她已經五十多歲,面對何以為生的問題,她想學畫畫。見到美術學院的教授(是她熟識的人),教授不收她。過了幾天,學院請她作報告,講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教授也去聽了。一聽之下,教授主動接受她當學生,和青年人一起從素描學起,走上了繪畫的道路,後來成了有名的畫家。她開畫展,德國總統夫婦都出席參觀。1980年代,她回國探親時,鄧穎超還在中南海接見過他們夫婦。當時的新聞報紙都報道過。她寫過一本自傳體的小說——《小舟》,有很多種語言的譯本,《紐約時報》上也有人寫書評稱許過。族人對她這個「叛逆者」倒沒有什麼歧視,一直保持著來往。記得我十歲前後的時候,她還到我們家裡打過牌。

周仲錚、周銓庵都和您父親周叔弢先生是同一代人。周家這一代人,出了很多人物。

周景良:我認為,這和周馥的思想很有關係。有書為證。前面說到他寫了本《負暄閑語》,這是用來回答我父親的提問的。我父親說自己十五歲喪父,十九歲喪母,這都是虛歲,按照當下通例,都要減掉一歲。那時他有肺病,養了兩年。這段時間周馥到廬山,他也到廬山;周馥到蕪湖,他也到蕪湖。我父親跟著周馥的時候,問了各種問題,怎麼讀書,怎麼做人,還有些別的,像算卦、風水也問。他都根據聖賢典籍一一作答。他的思想是傳統的儒家,但很務實,「先器識而後文藝」,不是空談的道學家。他那一代人,像大學士孫家鼐的直系子孫,沒有太專意於這些方面的——有一個是周學熙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姑父,他們兄弟都留美學經濟,回來辦最賺錢的工業,比如麵粉廠等。其他家族,比如盛宣懷家的後代,就花天酒地了;李家的子孫呢,李鴻章弟弟李鶴章的孫子李國松經常到我父親這兒來,他的收藏是出了名的,這麼多人當中,也就他還是一個文人,有書卷氣。周家最特別的是,幾乎沒有成熟的、現代意義的資本家,雖然周學熙辦實業,但他主要出發點是為了國家振興工業,不是只顧著自個兒家裡怎麼樣。真正資本主義傾向的,周家沒有,反而是搞學問、文化人的傾向強一些。

我父親收藏古籍版本,我四叔周進(字季木)收藏金石碑拓。他收藏的漢、魏、晉刻石之富,無人能及,可能還超過清末的端方。當時我還有一個堂叔周明錦(周學銘第五子,字絅章,號恧庵),他一直在南方,二十多歲就死了。他和我父親來往比較多,在金石上有同好,他倆都喜歡篆刻。我父親雖然也經營實業,但自己是有一個文化圈子的。

我大伯父周達(譜名明達,字美泉,號旡否、今覺盦)是個頭腦很特殊的人,他收藏郵票是出了大名的,還研究數學。他那時候能見到的數學書,包括日本人的書,都是很落後的,所以他頭腦雖聰明,但是信息有限,沒法取得特別大的成就。他也有他的成果,他證明了某個世界級的平面幾何難題,但這和主流數學已經關係不大了。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的《中國現代數學家傳》,一套五本,裡面有他的傳。而中國的數學學會成立的時候,他也是最早的董事之一,還捐了自己的一些書,成立了一個圖書室,供大家使用。現在對他的評價是「先驅人物」。他作詩是四十歲以後,但很快就得到了認可。鄭孝胥對他的詩評價很高。他跟鄭孝胥、陳石遺、陳曾壽這些人都唱和過,陳曾壽還給他的詩集作過序。王揖唐的《今傳是樓詩話》提到過他。陳聲聰的《兼於閣詩話》也有一條說起他,但沒誇他,說他的詩作得有些死板。錢鍾書的《容安館札記》里也有一條專門講周達的詩。周達的第三子周煒良二戰後定居美國,《胡適晚年談話錄》里幾次提及他,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代數幾何學的領軍人物。陳省身屢次寫文章宣揚他。陳省身是這樣評價他的:「煒良是國際上領袖的代數幾何學家。他的工作有基本性的,亦有發現性的,都極富創見。中國近代的數學家,如論創造工作,無人能出其右。」

說到錢鍾書,附帶說一件事,他對周馥的詩倒是稱讚的——口頭上的。我二哥周珏良算是錢鍾書先生的學生,他清華念到二年級的時候抗戰開始了,隨學校跑到雲南,在昆明他跟錢鍾書住前後房間,經常聊天。1984年的時候,我父親去世,出了一些紀念文集,二哥到錢鍾書先生家裡去,也送給他一份。送珏良出來的時候,錢先生說了句「玉山詩很好」——周馥的集子叫《玉山詩集》(周馥有《玉山詩集》四卷)。二哥當時沒好意思往下問。錢鍾書先生既然注意到周馥的詩集,他本不必說好,卻又主動提起,說明周馥的詩還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再回頭說我父親這一代人。當中還有位周叔迦(周學熙第三子,譜名明夔,字志和,又字直甫,號叔迦),他是我父親的堂弟,周學熙的兒子。他當初在同濟大學學工程,畢業後出來做買賣,賠得一塌糊塗,後來鑽研佛法,成為虔誠的佛教徒,有名的佛學家。他同時在清華、北大等學校授課。當北京圖書館整理八千卷敦煌卷子時,他在辨識佛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後某年,北京琉璃廠古董鋪中出現了一卷「敦煌卷子」。周叔迦一見就指出,這是把三種佛經拼湊起來的,而且這些著作時代晚於所冒充古物的年代。可見他對佛典的精熟。

記得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趙朴初說過,周叔迦之所以學佛,受弢翁影響很大。

周景良:這是我聽我父親說的。他們直系子弟倒沒人提起過。1950年以後,我父親是天津市副市長、人大常委。1974年的時候,忽然有個日本的佛教代表團到中國來,中央叫我父親去參加接待。他很奇怪,因為我父親歷來不參加接待佛教團體,雖然他自己信佛,填表「信仰」那一欄也填佛教。他就問趙朴初,幹嘛把我找來,趙朴初回答:「叔迦信佛是受你影響,當然要找你來。」雖然像是說笑,但這事恐怕還是發生過的。我後來查考過,我父親一生兩次去過青島,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後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第二次是1922年左右去辦華新紗廠,第二次去的時候,周叔迦正做生意失敗,在青島住了一陣子,我沒有細緻考證,但是在時間、空間上,都是有可能是在那時發生的。當然,受我父親影響不等於我父親的佛學就高於他。

周叔迦的大哥周志輔(周學熙長子,譜名明泰,字志輔,又字開甫),現在給他的名號是京劇史家。他編輯過一套「幾禮居叢書」,都是有關京劇的文獻。實際上他不止研究京劇史,中國史他也研究,《二十五史補編》裡面收有他的兩部著作——《後漢縣邑省併表》和《三國志世系表》。宋朝的曾鞏的年譜也是他做的。他後來到了香港,曾講易經,有《易卦十二講》和《易解偶記》兩種著作,潘雨廷《讀易提要》對這兩種著作都評價甚高,說:「其唯周氏之邃於《易》,乃能深入淺出以宣揚易理,嘉惠士林,其功亦大矣。」他是很博學的,並不是一個只知看戲的紈絝子弟。他們家老二周志俊是真正繼承父親周學熙的,把實業幹了下去。除青島外,在上海辦了一系列工業。周志俊在公共衛生方面做了不少貢獻,但具體我也說不清,有他的傳記可作參考(周志俊的孫女周小鵑著有《周志俊小傳》,蘭州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可參)。

您曾說過,弢翁對子女的家教是很嚴格的。

周景良:我父親的家教在家族裡是受稱許的。比如說周啟晉,他是周紹良的兒子,周紹良待他非常嚴厲。周紹良的父親周叔迦待周紹良也很嚴厲,據說有時候甚至嚴得不近情理。我們家很隨便,規矩是有的,只要不過那個檻就行,其他很自由。職業是自己選的,婚姻儘管個別我父親不滿意,也不阻攔,聽之任之,尊重子女的自由。他一直是身教勝過言傳。有一時期他見我有個哥哥喜歡在外面閑逛,就讓僕人到樓上書房找了一部《資治通鑒》送過去,這是我見到的最積極的批評了。沒有打罵,但是大家都服他,而且還挺怕他的。比如他最討厭吸煙。家裡請親戚打牌,要預備大煙,我們家是沒有大煙的,要臨時借來預備著。不光大煙,香煙我父親都討厭,但是不得不給客人預備著。我記得當時天津華新紗廠的副經理,無錫人王晉卿常來談話,時間很長,他煙抽得厲害,等人走了,我父親要全開了窗戶讓風吹好久。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沒一個敢抽煙的。我三哥周艮良,後來工作了,在外搞工程,抽上煙了。記不清是「文革」期間還是以後了,三哥已是六十歲上下的人,他去看父親,我父親跟他說:「老三,我這裡有好煙,你抽么?」就是這樣,他也不敢拿過來當面抽。從小習慣成自然。他哪怕抽煙是公開的,也不敢當著父親的面抽。我父親就是這樣言傳身教的。當然,這和幾個大的哥哥帶頭帶得好也有很大關係。

周家關於子女教育的標準很高。您的七叔祖周學淵就請唐蘭當過家庭教師。弢翁對待教育也十分注意,他是專門給一良、珏良先生開了家塾的。

周景良:這有兩個歷史階段。在一良、珏良小的時候,大概是1920年左右吧,當時大家族還是不太信任新式學堂的,所以還是設老式家塾來教育子女。家塾分兩類:一類是村裡的教書先生,支一個攤子,教孩子們念《三字經》之類,這是為了識字記賬;另一類,即是大家族裡的家塾,這個要求就深了。弢翁的要求比一般的還要深。我從珏良的字帖裡面,找出過一張貼在裡面的、當年父親給一良定下的全年的課程表(即一良《畢竟是書生》中提及的「一良日課」),他那會兒才多大啊,可能十四五歲,就已經不是讀四書五經了,而是要讀「八經」,還要請好的老師來教。總體來說,我父親不是一個保守的人。說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我是不太同意的,他根本不是這樣。他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個體與用,該怎麼說?還有弗洛伊德全集,他也擺在書架上。但他又崇尚中國的道德和文化,這對他是活生生的。和他相比,家族裡有些長輩倒是像宋儒那樣,有點古板、保守。我父親是緊緊守著中國的道德和文化的。之所以守著,不是怕人奪走,而是真心地崇尚和喜歡。他希望子女也能這樣,所以他的孩子哪怕上了新式學堂,還要請家庭教師晚上來講古文。念外國的新東西不要緊,但中國傳統文化的底子不能太薄。就是這個意思。

到我小的時候,已經過了讀家塾的時代了,但是因為我三天兩頭生病,身體不好,不能去上學,於是就請了老師來。這位老師姓陳,名曾言,字詢先,是著名詩人、清朝遺老陳曾壽的七弟。後來陳離開天津去上海了。因為再找不到合適的老師,才沒有繼續下去。我父親三十八歲的時候我出生的,等到我記事,他大概四十多歲了,白天出去上班,晚上六點多回來,就在自己的書屋裡看書。現在天津圖書館要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我父親校勘過的書,第一批共有四十多種。這是他什麼時候乾的?一看就是那個時候。我們當時都沒注意到,他就躲在那間屋裡「精心研考」,「不輟丹鉛,手校群書」。我曾看到他擺在桌上隨便翻的那些書。比如說蘇東坡的詩,《施注蘇詩》。他最早不是翻譯過康德嗎?鄭昕出了《康德學述》,他也買了一本。這些東西,雜七雜八他看了不少。他英文講得比我流利。他到解放為止都是穿長袍、布鞋,沒有穿過皮鞋,服裝都是中國式服裝。所以我總覺得他和魯迅、胡適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其實他比他們還小兩歲呢。

因為父親言傳身教的緣故,我們兄弟姐妹都很規矩。我其他的叔叔,都覺得我們這一家子都很好。他並沒有刻意去培養,子女們愛學什麼學什麼。小學、中學的時候,考試成績單是要給他看的,不給他看不行,這是規矩。考得好不好,他倒不太責備。有一次,我考試成績不好,父親看了看成績單,抬頭笑笑,說下次考好一點。寬鬆是很寬鬆,但這樣其實是有力量的,對我們都有影響。關於這一點,有一次珏良講了很多,就是紀念周叔弢一百周年,在國家圖書館開展覽會的時候。我父親的教育方式,就是給你買書,積極地鼓勵你看書。杲良就是這樣,在國外的時候寫信給父親說看不到古書,結果他嘩啦嘩啦寄了好多過去。我在蘇聯時也是,我讓他寄兩本小說,像《三國演義》什麼的給我。結果他不但寄了《三國演義》,連《玉溪生詩》《仇注杜詩》都寄來了。再比如說《智永千字文》,日本印的當然很貴,也不好買,羅振玉後來翻印的本子,我們都有,就是父親買的。他給我買的書,有一些是我需要的,有一些是他希望我看的。比如說小歐陽的字,歐陽通的字,《道因法師碑》《泉男生墓誌》,他都讓你看。我偶然說我喜歡《論語》,他就買了一摞光緒年間刻的《論語經正錄》,說這書把所有的註解都集中到了一起,讀來方便。他就是這樣給你讀書提供條件。

那個時候,工業界、商業界的人不大到家裡來,主要是文人圈子的朋友。我父親比較近的幾個朋友來聊天,大哥一良、二哥珏良都會坐在旁邊聽,能夠聽到很多東西。他們聽到方地山講了很多有趣的東西,可惜很多沒記住。

您的文章里提到大哥周一良先生和二哥周珏良先生是最多的,這兩個兄長對您的影響應該是最大的吧?

周景良:大哥一良是世界知名的史學大家。一良對我的影響,我的文章里全寫了,也就沒什麼可多說的。總之,他是我的榜樣。珏良我是寫也寫不出。他比一良難寫。一良作為長兄,是個榜樣,我那時候不知道他出了怎樣的成果,也不懂,就知道他念書好,我自己也應該好好念。珏良是從其他方面影響我,這個影響,比一良還要深。他不像一良。一良除了念書,不太和人說話,大家說要去游泳,他也跟著一塊去,但他沒有太多工夫閑扯,有空就念書。我們兄弟姐妹多,房間也多,不是大家抬頭低頭都老能碰上,父母的起居室去不去,是自己決定的,珏良常常坐在那兒。從小他就很呵護我。現在我也不記得找他要過什麼東西了,肯定不少,因為我第一次喝醉,就是他給我的酒。是法國的薄荷酒,綠顏色的,葫蘆形的瓶子,我父親擺在一個有點高的櫥的檯子上。肯定是我跟他要的,他拿出來倒了一杯,又拿了個碗,兌了涼開水給我喝,我喝了個大醉。不到三歲,我就經歷了人生第一次醉酒。有些東西他一高興也就給我了。我十歲左右開始收集銀元。有一回,他文章作得好,老師獎給他一塊紀念幣,一面是徐世昌穿著大禮服,另一面有一個房子,很講究的,他給了我。後來,到我自己也稍微翻翻書的時候,他也常和我議論這些書。所以我對書的知識、文史常識是從父親那裡來的,現代的、西方的知識,主要從珏良那裡來的。其實也不單是西方的,還有好多其他知識。比如我學寫篆書,當然是從《說文解字》入手,我不敢比一良,他是從頭寫到尾,一萬多字,下了死工夫,我只能說翻翻。珏良一看,說這個本子不好,字不好看,還是藤花榭的本子好,我那兒有一個,送給你。他給我的那個本子,字的確就比較好看。父親買了很多英文書,文學、歷史的都有,有一本Thomas Carlyle(托馬斯·卡萊爾)寫的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雄與英雄崇拜》),他也買過,珏良有一篇文章還提到我父親買這本書的事情,用來說明我父親選書眼界的寬廣。記得當時我看這本書時,被珏良看見了,他說,「你還看這個書啊?」我當時還在看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次大戰以後,歐洲有些人認為西方已經沒落了,這本書就流行開了。那時正經的是莎士比亞、彌爾頓、雪萊、拜倫之類,珏良都跟我聊過。他還常說清華大學有誰,西洋文學系有誰,哲學系有誰,所以,後來我一心一意考清華大學,進了哲學系,學數理邏輯,這都是受他的影響。而且還不只是學了這個專業,上上課就完了,我幾乎一生都在這個領域鑽研了下去。

您談書法,似乎受他影響很大。您的《丁亥觀書雜記》中那篇《勞篤文先生和他的書法藝術》,一開頭就提到周珏良先生。

周景良:《丁亥觀書雜記》裡面,我用很大篇幅講《智永千字文》,其實很多是受他的指導。珏良一直到最後都在練字。他1940-1941年左右從雲南回來,閑了兩三年,每天練字。我站在旁邊看,他就跟我講,隸書應該怎麼寫,筆應該怎麼下。我都是跟他學來的。《智永千字文》是怎麼回事,筆是怎麼鋪開的,他當場表演給我看,這一套東西他說得最清楚,所以我能說得很具體。實際上,我父親,還有他的好朋友勞篤文先生,包括我的四叔周季木,他們這個圈子的共識是:你要學「二王」,《智永千字文》就是正宗的「二王」筆法。但是書法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技術,剛剛我說的全是技術;另一個,是整體的藝術形象。這個形象是怎麼達到的?拿鄭板橋來說,他的字肯定是堆出來的,拿什麼筆都一樣。「二王」的厲害之處在於,能控制住筆,使筆毫千變萬化,才能隨心所欲造出非常好的字來。絕大多數人寫毛筆字是描出來的,就是拿筆順著樣兒描。這種字往往沒精神,筆沒用對。哪怕有名的古人,也有這樣的。這些東西,都是從珏良那兒聽來的。珏良和我相處就是這樣,各種事情,點點滴滴,似乎也沒什麼特別可說的,但影響卻很大。小時候問他要這要那;我十四五歲時,他從雲南回來,給我講書法,講外文書、古書的情況;解放後又見不著面了,大家都忙;「四人幫」的時候倒能見著了,我常常晚上騎車到他家聊天去,到十一二點回來。當時老伴住北大,我住馬甸中國地質研究所,只有禮拜六才回家,平常就我一個人,珏良去世之前十多年,每星期我都去他家聊天。但是我不敢去找一良聊天,一去他正干著活呢,還要陪我說話,我覺得很不應該。珏良有心思聊,也有很多可聊的,聊古董,聊書法,聊對一些書的看法。比如楊度的弟弟楊鈞有本小冊子(《草堂之靈》,嶽麓書社,1985年),我們倆一看就知道,這個人是懂書法的。我們兩人心是相通的,一談便合,便能了解、會意。就那本書而言,楊鈞是能說出問題的。不是一說書法就雲山霧罩地講什麼神韻那種,像乾隆評王羲之,引用南朝梁武帝的話,說什麼「龍跳天門,虎卧鳳閣」,這幾個字他題得還可以,但評論藝術形象這麼說,那就太虛了。一直到珏良去世,我和他都是這樣聊天。有時候禮拜天我遲到一點,他就打電話過來,問我今天有沒有空。所以他文章很少,一良就批評他這一點,大概是在《鑽石婚雜憶》裡面說的吧,大意是說不夠努力。他不是勤勤懇懇一篇又一篇地寫文章的那種人,他整個生活是文人式的,寫字不能給他提職稱,也不能算課題,但他每天花很多時間寫字。他寫文章總是水到渠成的,人家對他的文章也很讚賞。說他懶,他也懶,他從不給自己定任務,說一定非要怎麼樣。我老跟他說,你照著《唐詩三百首》的樣子,寫一寫英詩。他答是答應了,老不寫。最後《英語學習》雜誌約他每期寫一篇,他才寫了幾篇,就去世了,不然這個系列會很好。他的幾個同學當中,王佐良那時是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主任,跟他最熟,也承認,珏良對詩是敏感的,有詩人的感覺,中國的詩、英國的詩他都精通,這樣的人很難得。所以珏良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來了才寫,有點自然流露的意味。

您有九個兄弟姊妹。除了大哥、二哥以外,您和其他人的關係如何?

周景良:我是最小的兒子。經常一塊玩的,當然是三個最小的。大哥、二哥念書都好,讓弟弟妹妹們覺得,書當然得念好。我看到哥哥們念書好,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念好。現在我孫子學習,已經沒有我們那時的氣氛了。

我三哥艮良完全是另一個情況。他讀中學的時候,完全是一個工程師的感覺。但其實小時候一良、珏良在書房裡讀書,他也跟著一塊讀,學了很多東西,平時不顯露出來,但你說什麼,他都知道。他能短跑,鉛筆盒特別整齊也特別高級,橡皮要用德國的施德樓(staedtle),鉛筆削得尖尖的,一切都弄得很整齊。一良、珏良出門,要麼穿西服,要麼穿大褂,艮良則穿夾克。現在穿夾克很普及,但在當時是很另類的服裝,很少有人穿。那時正式場合穿西服,便服的話,中式衣服就夠了。艮良休閑的時候穿夾克這種西式便服,就顯得很特別。他中學畢業後,考上了唐山交大,那時這所學校好像是最難考的,比清華、北大還難考。念了一年,抗戰爆發,珏良到了雲南,繼續讀西南聯大去了,艮良一開始沒有到後方去,他讀了美國的一個函授學校,學建築,這個學校定期寄一份東西過來,他把作業完成,再寄回去。後來他到西南去修滇緬公路,再後來就一直搞建築,最後是在天津建築設計院當副院長。

您的五哥杲良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系的教授,出國之後,聯繫是不是就少了?

周景良:他出國之後聯繫基本就斷了。後來零星還有聯繫,上世紀六十年代他要入美國籍,還和我父親通信,但五十年代好像沒什麼聯繫。他是燕京大學心理系的學生,和物理學家黃昆的情況一樣,1941年的時候,還差半年就畢業了,趕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因為燕京大學是美國學校,日美關係一惡化,日本人就進駐學校了。所以他後來到成都去讀完最後半年,就算燕京畢業了。畢業之後,又在一些生理學、心理學有關的單位待過。我們同班的唐子健,他老跟我提起我五哥,他的父親老教授唐鉞曾是我五哥的先生。抗戰一勝利,五哥就到美國去了,在哈佛讀書。一良那時也在哈佛,讀梵語,杲良到美國去,他曾幫著聯繫。斯坦福神經學系這個專業是杲良建立的,現在每年還有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研討會。

您其他兄弟姊妹的情況呢?

周景良:大姐周珣良是家裡第一個女孩,她什麼都不在乎,喜歡玩,沒有「哥哥念書好,我也要跟著念」的意思。但她是很有才華的,不至於像很多愛玩的人那樣考不及格,她的學習成績都還不錯。最可笑的是,她要考大學了,家裡怕她考不取,就託人找了門路,只要她去考燕京大學,就一定能錄取。她考試前一天晚上還在看小說,巴金的《家》,看到天快亮了才睡,結果起晚了,錯過了考試時間。她就是這樣的不在乎。後來她讀了輔仁大學教育系。在那兒她有個要好的朋友,是張學良手下最主要的師長王以哲的女兒王育罄,經王育罄介紹,她認識了我姐夫寧致遠,兩個人就這樣結婚了。我姐夫是東北一個地主家庭出身,在南開中學和我二哥珏良同班,那時候北京內城有五個警察分局,他表面上是內五區分局長,其實是地下黨。我父親不知道姐夫是地下黨,就知道他上過國民黨的中央軍校,覺得他上過中央軍校,卻跑到北京來當漢奸警察分局局長,沒出息透了,於是很不贊成這樁婚事,但最後還是拗不過大姐。我不知道姐夫後來有沒有告訴我父親他是地下黨,但這事大姐告訴過我。

一般人知道您的二姐周與良,是因為她的丈夫穆旦,但她自己也是南開大學的教授。

周景良:因為我們是三個母親。二姐母親生了九哥沒多少天就去世了。許氏夫人生了許多孩子。許氏夫人過世後,我母親來續的弦。在我母親進門之前,家裡有一個守寡的姑姑,管理全家的事務。她特別喜歡我二姐。後來我姑姑要到南方去,和二伯、五叔他們一塊過,就把二姐帶走了。所以她名字叫與良。我對她的情況知道得不多。她到二十歲快要上大學的時候才回來的。她大學是在輔仁念的,生物系,抗戰勝利後考入燕京大學讀研究生,1947年赴美留學,1952年自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在美國短期工作,1953年回國後一直在南開大學任教授,南開的微生物專業就是她創建的。二姐夫穆旦,與珏良是南開和清華的同學,關係一直很好。二姐夫去世後,珏良曾寫過一篇《穆旦的詩和譯詩》,以為紀念。

二姐前頭是六哥以良。他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是個玩家,大學的時候愛去舞會,中學那會兒就有一堆朋友,練練單雙杠,去戲園子聽聽戲,看看電影。他人可真是聰明。我們十個兄弟姐妹裡頭,真正有國際影響力的,他是其中之一。他讀書經過了很多的曲折。那時候日本人還佔領著北京,他只能上輔仁大學,讀生物系,後來就到後方去了。然後又去參加青年軍——國民黨號召青年參加軍隊抗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但是參加青年軍這件事解放後成了他的一個歷史問題,因為這個「反動」。這事在「文革」的時候還鬧了一出。他是青年軍,可他沒參加國民黨。當時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實在太濫了,隨便誰都拉進國民黨。比如說你單位里一個科,科里的頭兒一發話,科里的所有人都要參加。這種情況是常有的。但他不是這樣。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那一堆人里有楊森——就是國民黨在四川的軍閥,後來做了國民黨的「體育委員會」的頭兒——的兒子和他們在一起。因此這些人沒有到雲南的戰場上去,就是在電影院門口維持一下秩序。要光是參加青年軍,如無其他事情,則只是一般政治歷史問題,政治運動是不會追究的。但說沒有參加,反倒成了問題,因不合常理,是否有隱瞞?因此在「文革」時,反覆要他交待這一問題。他於抗戰後考入清華大學,1949年他在清華大學提早畢業,畢業之後就分配到東北去了。到了東北,就受命去考察興安嶺。從1949年開始,他一直任東北林學院教授,後來曾做過林業大學的副校長。他的成就非常大。植物學家發現一個新物種就算是成就,他一生一共發現了七十多種。但在中國他當不上院士,互相排擠,被摁住了不讓出頭。在外頭,國際上的榮譽倒一大堆。所以杲良從國外回來,說老六在國外很有名,你們知不知道啊?結果我們沒一個人知道。

這些只是名譽的問題,他的實際工作並沒有耽誤,除了「文革」。「文革」時東北鬧得最厲害,他上山下鄉,到農村去了,還在農村蓋了房子,打算紮根在那裡,「文革」結束後才回去。他這個人也很有才情。有一次我和珏良聊天,他說老六字寫得很好。雖然以良不像珏良一樣對書法作品那麼熟悉,但他沒下什麼工夫練字,就能寫得很好。我們四個最小的,小時候放暑假老坐在一塊寫字,寫柳公權《玄秘塔》,那會兒還不要求寫「二王」,把字寫整齊就好,要先把基礎打好。他用筆的時候,能一下子領會其中的奧妙。這要是領會不到的話,就會寫得歪歪斜斜。你去看曾國藩寫的對子,就是這樣,他學歐陽詢,不學柳公權,歐歪了就是柳。柳字為什麼這樣,是有緣故的。我六哥筆往下一摁,就能領會。歷代很多名人,就是悟不到這個筆法,基礎永遠不行。而六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這個悟出來,足見他是個聰明人。

我的八姐、九哥,都老老實實的,成績也都特別好,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八姐是一位非常忠厚、老實的人,天津工商學院史地系畢業,侯仁之先生的學生,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做中學教師,教中學英語,是一位很受學生喜歡和愛戴的英語老師。九哥後來做了北京建築設計院的副院長。亞運會的時候他是總設計師,到奧運會的時候,他已經退下來了。

您的幾個堂兄弟,和您家來往多嗎?

周景良:紹良多一點,他是經常和珏良來往的。其他就不大清楚了。包括周煦良,見面都很少。天津的周家人為什麼常能見面呢?因為叔祖們還在。叔叔伯伯們對禮節已不那樣嚴格了,但老三位拜年拜節必須去,這時候就見上面了。在上海就不行了,沒有那樣強力的中心。

我的堂兄周伯鼎(周震良,乳名果孫,字伯鼎)倒是常來往,他後來到了山東,也經常寫信來。他是我大伯父周達的兒子,大概比我父親小不了多少,有一個時期,他們兄弟姐妹從上海住到天津,跟我父親更是天天見面。他這個人脾氣很耿直,口氣很大,自視很高,他對書法的研究,自認為是科學分析,他是工科教授,但是痴迷於書法。我見到他的時候很晚了,我現在說的他的事情,有好多是聽我父親和珏良轉述的,現在我這兒還有一沓他的信還沒有整理,他晚年經常給我父親還有珏良寫信,談他對書法的體會。他下的功夫極深,尤其是研究毛筆。敦煌寫經的字,特別是六朝寫經的字,字體是很別緻的,據他研究,這和筆有關,用特製的筆,很容易寫出那個樣子來。我沒見過這種筆的實物,後來在西北出土的筆,正好就是那個樣子——底是寬的,更大一點,即,若說普通筆毫是個圓錐形,這種筆則比一般毛筆在錐高相同條件下,錐底要大得多——被他琢磨出來了。畫家畫畫要定做筆,書法家寫字也是要定做筆的,周伯鼎就自己定做筆。過去在琉璃廠有個李福壽的筆庄可以定做筆,當時琉璃廠也有其他制筆庄,但後來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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