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胡適、魯迅：民國大師們是如何當父親的？

怎樣做父親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值得每一個人去體悟……

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儘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下面，我們看看大師們的家教經。

呼喊救救孩子的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如是寫道。

除了魯迅，還有豐子愷、梁啟超、胡適、錢基博、梁漱溟等一眾學者、作家、畫家，在怎樣做父親這一方面，各自呈現出了獨特氣象，使得「父親」在言傳身教之時洋溢出一種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魯迅：用報紙打兒子屁股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

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徵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魯迅與周海嬰一起生活了七年，稱其為「小紅象」，因為在信中魯迅稱許廣平為「小白象」，周海嬰剛生下來時皮膚紅紅的，所以叫「小紅象」。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

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

後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這足以顯示出父愛來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他的遺囑，其中第五條寫道：「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周海嬰正是這樣做的，他畢業於北京大學核物理系，成為無線電專家，一生「做一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

梁啟超：求學問不是求文憑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

這「三院士」是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

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庄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

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範。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

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感情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

他對梁思庄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並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

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餘，梁任公沒忘了誇一誇女婿、兒媳。

胡適：平時不親熱，只知責怪

1908年9月，胡適尚就讀於上海中國新公學，他發表了《論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強調「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親」。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於公務，無暇顧及。

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於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群、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

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煉他過獨立、合群、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才是有志氣的孩子。」

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

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

晚年，胡適對秘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係。」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錢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名士要緊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鍾書的父親。據說，錢鍾書周歲時「抓周」，小手沒有抓玩具，沒有抓糖果，沒有抓銅錢，而是抓起了一本書，錢基博自己喜好讀書，「於車塵馬足間，也總手執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為「鍾書」。

錢鍾書出生後出嗣給伯父錢基成，伯父上午帶他上茶館、聽說書，四處閑走，下午才授課，鍾書玩得開心。1920年，伯父去世後，由錢基博直接進行教育，錢鍾書慢慢開始潛心讀書。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鍾書十六歲時，還曾被痛打一頓。

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鍾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鍾書過不了關，於是挨了打。此後，他才真正奮發讀書，為日後治學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後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

希望錢鍾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鍾書，不過出於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用我們今天的話，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在《家世》一書中，學者余世存寫道。

梁漱溟：補考通知單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

正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著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

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寬、梁培恕，對於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

接受採訪時，梁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

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梁濟的影響有關，梁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梁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

當時，梁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著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培寬說，他後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於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唯人類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為生活而已，將以為人類生命之無限發展焉。」

在《教育與人生》一書中，梁漱溟一再強調「生活本身的教育」。

豐子愷：反對培養「小大人」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專門創作了一幅諷刺漫畫《小大人》，緣起是他曾看見：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長袍馬褂，戴上小銅盆帽，教他學父親走路；女孩被父母帶到理髮店裡去燙頭髮，在臉上塗脂抹粉，教她學母親一樣。在豐子愷眼中，這樣的「小大人」簡直是「畸形發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

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裡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

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接受採訪時，豐家「老六」豐一吟說：「爸爸特別反對家長按照成人的觀念去干預孩子，他從不要求孩子們做什麼，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任由我們根據興趣發展。」

豐一吟讀完初一，「不想讀了」，豐子愷送她去學美術，但豐一吟沒有什麼興趣，在學校，別人學繪畫，她逃課去學唱京劇，「父親沒有怪我，還去看過我的京劇表演」。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

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後，子女各自獨立生活，並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

同時，子女獨立後，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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