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中與康有為勢不兩立的御史文悌，究竟是小人還是忠良？

作者：金滿樓

戊戌年中，御史文悌曾因彈劾康有為等新黨人物而名動一時。

然而，關於文悌本人的生平及事迹，甚至其生卒年份，多數著述大都不甚了了。

在民國年後修撰的《清史稿》中，主筆者倒曾為文悌作傳，其中曰：

「文悌，字仲恭，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以筆帖式歷戶部郎中，出為河南知府，改御史。」

不過，關於文悌在戊戌年的作為，《清史稿》的記載也是錯的，其中云：

「光緒二十四年變法詔下，禮部主事王照應詔上言，尚書許應騤不為代奏，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劾以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諭應騤明白回奏，覆奏稱珍惜名器，物色通才，並辭連工部主事康有為，請罷斥驅逐。

奏上，以抑格言路，首違詔旨，禮部尚書、侍郎皆革職，賞照四品京堂。文悌以言官為人指使，黨庇報復，紊亂台諫，遂上疏言……」

這段話的大意是：1898年變法開始後，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被其上司許應騤阻隔，於是宋伯魯、楊深秀遂彈劾許應騤阻擾新政。之後，光緒皇帝將許應騤革職，而文悌為許應騤抱不平，並彈劾宋伯魯等人為人指使。

不過，從時間順序上看，王照上書被阻擾由此導致禮部六堂官被罷乃七月之事，而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彈劾禮部尚書許應騤，還有文悌彈劾宋伯魯、楊深秀、康有為系五月之事，兩者在時間和邏輯上並無前後關聯，《清史稿》將三件事混為一談，誤矣。

從某種程度上說，修《清史稿》時，距離戊戌變法不過二十年，此等事都會弄錯，其質量可想而知了。

不過，《清史稿》倒是詳細記載了文悌彈劾康有為等人的奏摺，其大意是：

康有為表面推崇孔子，實則藐視之，其學術不端，有如蘇秦縱橫者之流。而其所謂改革提議，似乎一切變為西化，即可立致富強，而對其中隱憂毫無考慮，此等變法，實則召亂；

此外，康有為等人一貫以煽動為能事，其所設保國會，日執途人而號之曰：『中國必亡，必亡！』此等作為，實與煽惑召亂無異；

康有為等在京城遍結言官，把持國事，而宋伯魯、楊深秀兩人身為御史，竟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萬不能助長。

最末，文悌在奏摺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變法原本是為了整頓國事而不是讓國事更加敗壞，譬如一個屋子年久失修，自然應該請懂行的工匠加以改造，如果讓幾個完全不懂建築的好事之徒生拉硬拽，那就不是修繕房屋而是房倒梁塌，連人都要被砸壞了。試想，就康有為這樣的變法，豈不是這個道理嗎？

奏摺上後，文悌被罷御史之職而發回原部門（戶部）待職。對於這一事件，時為刑部主事的唐烜在日記中的記載：

「五月三十日（7月8日）：……有滿洲侍御文仲弓悌者，前以戶部司員，京察記名，簡放河南知府，在任三載，丁艱回旗。起服後仍在原衙門行走，保送御史，去冬傳補。此人向在戶部有聲，閻文介深重之，學問亦淹雅絕倫。

上月中旬，專折糾參康有為暨宋伯魯、楊深秀多人，折中備言：康某為人，有才無行，語多不法，曾託人向文侍御先容，往來數次，具見底里，而宋、楊以風憲官，受其指使，可為無恥。洋洋數千言，語極痛切。

奏上，上諭斥其跡近朋黨，難保無受人指使情事，不勝御史之任，著仍回原衙門行走。近日折已發抄，都中人士盛傳誦，以為朝陽鳴鳳，雖不見聽，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

由此可知，在王照事件之前，文悌已經被罷御史之職而發回原衙門（戶部），是不可能在禮部六堂官被罷職時再上疏言事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被教科書中指為「保守派」、「小人」的文悌，在當時的京官中口碑卻很好，這倒是讓人有些詫異了。

而其觀點，大概也也不是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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