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上譯廠，是我們那一代人的芳華

【9月16日下午，著名表演藝術家、譯制導演曹雷先生在上海圖書館講述了譯制《戰爭與和平》背後的故事，為我們解讀這部皇皇巨著，也重溫那個譯製片的黃金時代。本文為演講全文，曹雷先生授權觀察者網整理髮布。】

我與《戰爭與和平》的情感糾葛

《戰爭與和平》這部小說，我接觸得比較早，在中學就看過了。我們在中學的時候，前蘇聯和俄羅斯的文學作品是比較多的，英美的文學作品就接觸的比較少，當然，那時候的英美出版物相對來說也比較少。

初看這本小說的時候我還在上初中，看的時候覺得很吃力。

我父親很早就離開家，一個人到海外去了，難得回來。我記得小時候看這部書的時候，他曾經問我，你看過《戰爭與和平》嗎？我就說我看過。他又問，你看得懂嗎？我說我看不太懂，只看和平不看戰爭，因為我對當時的那段歷史一開始不太了解，當時主要看他們那些人物的關係、愛情和他們家庭的生活。一涉及到打仗我就不要看了，我也看不懂，搞不清楚。

小說裡面寫的奧斯特里茨的戰爭，斯摩棱斯克的戰爭，包括莫斯科戰爭等等，我都直接略過去了，實在是看不懂。但是到了高中，我開始學世界史，就涉及到了1812年戰爭。我再回過頭來看，就可以把戰爭與和平連在一起閱讀了。

曹雷老師在演講現場

托爾斯泰是個了不起的文學家，他寫了俄國當時的整個社會，包括社會各階層的人在小說里都有涉及，也就是說，他把整個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放在單單這一部小說里。這本書可以說是俄羅斯的一部百科全書，從最高的貴族和沙皇，一直到最低微老百姓和普通士兵，每個人的個性以及命運都寫到了。所以到後來我也是把它當做一個俄羅斯的百科全書來看。

這部小說確實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有它相當高的地位，是史詩性的。它又不是單純寫歷史，還要寫人物。可以說，它是當時沙皇俄國時代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影。這部小說集中把這一點濃縮進了這場特殊的1812年戰爭中，即拿破崙對俄戰爭。

這本「歷史書」並不那麼枯燥，它有那麼多鮮活的人。這些人被寫得那麼細膩，讓你覺得栩栩如生，因此我特別佩服托爾斯泰這個大文學家。小時候就特別迷他的小說，後來又看了《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記得18歲生日的時候，我父親送給我的禮物就是一本精裝本的《戰爭與和平》。

說起來我到現在都心疼。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弟弟曹錦行在念中學，他把書借給了中學裡的同班同學。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那個同學被定性為資本家，被抄家了，結果把我這本書也抄走，到現在也沒還給我，大概就燒掉了。

美國人後來也拍過《戰爭與和平》，演員我也喜歡，但是它缺少俄羅斯的味道。直到後來我看了俄羅斯的這一部《戰爭與和平》，才真正感覺這部電影跟我看小說的感覺是一樣的，這才是我心目中的《戰爭與和平》。

奧黛麗·赫本版的《戰爭與和平》，拍攝於1955年

美國版的《戰爭與和平》看完之後我覺得這不是我心目當中的那個娜塔莎。女主角是奧黛麗·赫本，她那個羅馬假日我那麼喜歡。但是一看《戰爭與和平》，我覺得這不是俄國人，這也不是我心目當中的娜塔莎。亨利·方達也不是我心目中的皮埃爾。

一直到後來我看了拍攝於60年代蘇聯版的這一部，邦達爾丘克導演的《戰爭與和平》，我完全心服了。

蘇聯版《戰爭與和平》的誕生

這就是我看小說的時候感覺到的《戰爭與和平》，在我心目中活起來的這些人物完全出現在了銀幕上。

當然，謝爾蓋（邦達爾丘克）是我很佩服的一個演員，他後來當了導演。在這個影片里，他飾演皮埃爾，我看了以後就覺得這就是小說里的皮埃爾。看完之後，我認為，這部片子確實達到當時前蘇聯應該達到的電影界的一個高峰。這個高峰以後，很難再有片子超越它。

當然，這部片子也不是導演一個人的事情，而是用了整個國家的力量，可以說是傾國庫之力，為了這部電影調動了數以萬計的軍隊。

1966年蘇聯版《戰爭與和平》海報

而且此片前後準備了大概有三到四年，拍攝期一共是兩年。等於說，國家告訴你，你不用發愁預算，你要多少都給你，這就是前蘇聯的力量。

這部片子是史詩性的，當時在蘇聯俄國的電影史上以及在世界電影史上都佔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部片子後來就獲得了奧斯卡獎，別說主演謝爾蓋，包括剛開始走上銀幕的演娜塔莎的演員，也獲得了奧斯卡獎的最佳女演員獎。因為這部電影，她就一下子跨上了世界影壇明星級別的行列了。

全世界的文學愛好者們曾經發起過一個投票，選出你覺得寫的最好的，最喜歡的世界文學作品裡的女主人公形象，娜塔莎獲得了第一名。她被全世界的讀者所喜愛。

這個電影確實把書里的人物還原得非常好。所以看到電影之後心服口服，我覺得這就是我看小說的時候我心目當中的娜塔莎，而且感覺電影中的她更鮮活。

這部電影在當時可以說是不計成本的。也只有那個時候，他們還拍得出這樣一部片子。蘇聯解體之後，就不可能再拍出這樣的電影了。

這部電影沒有時間成本和物理成本，當時把所有的部隊調動起來，要騎兵有騎兵，要炮兵有炮兵。等於國家把軍隊都給你了，拍吧！可以說真是一個大手筆。

電影中的戰爭場面

這部片子當時總共耗資5億多美元，最後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整個片子長達六個半小時。我好像還沒有看到過其它電影有如此的長度，除非是電視連續劇。

這麼巨大的一部電影，在世界上確實也很罕見。我們當時接到要為這部片子配音時，情況也蠻特殊的：它不是以電影的方式交到廠里來的。

我們把它當成一件藝術品

我們譯制廠配的都是世界各國的電影，但這是中央電視台把它作為電視片引進，交到我們廠里，讓我們協助配音和譯制，而且把六個半小時的電影按照電視劇的長度，剪成了九集。

一般情況下，我們廠是配電影的，接到的都是電影公司的片子。我們也配電視片，但電視片是我們的另外一條副線。國內外的一些電視劇也有配音任務。我們通常是開一個小棚，也就是開一個副線，然後交給一個導演去做，但是按照配電影所需要的配置去配電視劇就不可能了，因為這個棚裡面要配別的電影。

所以配給你的工作人員的數量就不是很足。央視的任務交過來的時候，廠里就找到我。因為廠長陳敘一知道我看過這部電影，愛這部小說，其他很多演員可能對此不太熟悉。一方面老演員不太熟悉俄羅斯的作品，另一方面年輕的演員因為經過文化大革命，也就沒看過這些片子和小說。他知道我看過了，就交給我做。

我們配音的時候一般都要配備一個班子。如果配電影的話，要有口型員幫你，還要有翻譯翻譯本子。口型員和翻譯團隊要配合，而且有攝影棚的放映間給你放片子，放映員也要配合你工作。做台詞本每次都在配音之前，翻好的本子是不能直接拿來配的，因為口型都對不上。所以我們必須要有翻譯和口型員在邊上。

導演在邊上一段一段地放這個片子，然後口型員要數口型，也就是數一下這一句話能說幾個中國字。

《戰爭與和平》草嬰譯本

比如說，片子里演員說一句話「某某先生你好嗎」，你要把它數下來，我們叫口型員。數完以後把這個交給導演跟翻譯。做本子要根據這個數字來編他這句台詞，這是我們的一個工作流程。

舉幾個最簡單的例子，英文大家見面打招呼，「嘿」，一個字一個口型。我們見面說「好啊」，這叫一個口型。見面的說」good morning」，這是三到四個字的口型。那麼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意思編「早上好」，三個字。如果他口型多一點，「你早上好」，可以加一個字，四個字。碰到日本人見面，「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八個口形。你也得打招呼啊，你不能說，「早上好」，然後讓他嘴巴空動著，那不行，你得把它填滿了。那麼我們就根據戲裡邊不同的人物，比如說見的是某某先生，那就「某某先生，你早上好」，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給填上了。就是說我們必須根據原片，他這句話嘴巴能說幾個中國字把它數下來，然後編這幾個字的台詞。

台詞不單單是打招呼，各種各樣的都有。而且還有很多話里都有雙關語，我們都得把它編成中國話。這對我們譯制廠非常重要，非常關鍵，也是很難的一道工序。

做這部電影《戰爭與和平》的時候，廠里人員不夠，沒有口型員，也沒有俄文翻譯在邊上。那個本子不是我們廠里翻的，而是北京的同行翻好的。但是北京翻譯本子的這個人也不在邊上，所以只交給我一個人來做，對我來說確實很吃力。

大家可以數一下這個鏡頭有多少個口型

好在我以前對這小說看過不止一遍，也只好一個人把這部片子擔當起來。

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有一天這些外國的小說都回到了新華書店的櫃檯上出售。我家住在南京路的時候，電視台邊上有個新華書店。那個書店，那幾天買書的隊伍排的很長，從新華書店門口到南京路，再從南京路繞到吳江路後邊，後邊繞到四平路再繞回。

我當時也在這個隊伍裡頭，我想把我們家以前文革當中抄走的、毀掉的、那些我想要的書，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都買回來。

那時候我又買了一部《戰爭與和平》，是草嬰先生翻譯的。於是我拿到這個影片的譯制任務以後，把書從頭又看了一遍。然後我就找翻譯家草嬰先生。草嬰先生現在已經去世了，他的夫人是盛天民，前不久也去世了。

當時我到了草嬰先生家，把自己不太清楚的一些問題提給他。我當時還提出了一個請求：「能不能在演員開始投入工作和正式錄音之前，給我們的演員做一次講座？」

草嬰先生答應了，給我們做了一個精彩的講座。那已經是80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已經好多年了。那時候來了好多譯製片，一天到晚做片子，所以大家也沒有時間再去看小說什麼的。

我給參與譯制和配音的演員說，你們要趕緊再把小說看一遍。不看這部小說的話，你配這個電影的感覺就不一樣了，甚至會沒有感覺。

結果我們有一些年輕的演員就跑去借了來。文革以前的好多書籍都在倉庫里，拿草繩子捆著堆在那裡。文革以後重新開始再拿起來看反而很不容易，因為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人會再靜下心來去看過去的那些小說了。

我們的演員跑到資料室、圖書館，到電影局去找的時候，資料還都在倉庫裡頭，草繩子捆著還沒打開過。

但是有很多年輕演員去借來了以後，跟我說「唉呀我硬著頭皮往下看，我就是看不下去」。為什麼？這代年輕人在文革以前，有的還才二十多歲，經過文革十多年之後，根本沒有接觸過世界各國的名著。十年再回過頭來再看，又開始配音，也就沒有時間去看這些世界名著了。這個時候你再讓他拿來看，要了解沙皇俄國那個時代，他們覺得距離實在是太遠。

電影一開頭講的就是一個貴族大家族在舉辦酒會，一群人在討論拿破崙當時在歐洲打的怎麼樣了，貴族們借著酒會議論著對國家形勢的看法。

我們這些年輕演員，對那個年代的戰爭和歷史一點都不了解，從頭到尾看下來確實是很累很累的事情。

我也只能對他們講，看不懂，硬著頭皮看也得看進去，要不然我們怎麼配這部片子？所以我們就是在那樣的一個背景下，接下了給這個片子配音的任務。

對我個人來說，這確實是一件很累的工作。因為我們全場所有的演員都投入到本片中也還不夠，所以我自己知道單靠個人不行，我還得把這些角色一個一個地給來配音的演員做講解。我只能像給學生上課講故事一樣，跟每一個演員講，你這個角色是怎麼回事，他在這裡處於什麼地位，他跟什麼人是什麼關係，講清楚了，他們再去看小說，也許就比較容易比較快了。要不然馬上就要工作了，大家實在是來不及看。

據統計，小說里寫了400多個人物，電影里出現了100多個人物，但是有的人他不一定開口說很多話，有的只是一句兩句，主要的能開口說話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有幾十個。而我們廠那個時候只有二十多個演員，所以我不得不從上影廠再借一些演員。

比方講，整個片子的旁白是孫道臨做的。孫道臨以前是學英文的，他對歐美的小說很了解，但他對俄羅斯的東西也不是非常明晰。所以他也需要把這部小說再看一遍，他講的每一段事情我都要再跟他講清楚，旁白的哪一段匹配書中的哪一段等等。

孫道臨

當時北京方面把劇本根據台詞已經翻好了，但這個台詞翻得是不是準確，還要根據他的口型重新做，有的是翻的長了，我就把它精簡。有的時候翻的短了，比如俄文有的時候說起來很長的，那個嘴巴還在那兒動，你還得要補充。所以首先我得吃准，這句話翻譯的準不準。於是我就把幾個翻譯本子對照不同的人翻譯的書，都放在面前。

同樣一句台詞，配音本上這句詞該怎麼說，我根據北京翻譯來的那個劇本上的詞兒，根據數下來的口型再決定。

比如說翻譯有五個字，數的口型有九個字，怎麼來把這個口型填滿，我就得到這些翻譯的小說上，去找最準確的這句台詞。

有時候北京的翻譯也不是那麼準確，因為他不知道小說裡邊這句台詞背後有什麼背景，所以話里話外的意思，要根據數下來的口型再次編輯。我當時買了好幾個翻譯本，包括草嬰的譯本。

我把幾本小說放在面前，反覆考慮怎麼來吃准他這句台詞的準確性。世界名著，不好亂來的，弄不好到時候要鬧笑話的。接下來再根據數下來的口型，編出它的台詞來。核對翻譯再加上數口型，那個本子我做了差不多有近兩個月。

而且同時我還要在大棚里去配廠里的其它電影。以前我們通常是這樣，一邊銀幕上面放片子，一邊有個口型員，一邊有個導演，一邊有個翻譯，俄文的有俄文的翻譯，法文有法文的翻譯。翻一段片子，口型員就數下來這一段話里每一句話有幾個字，到時候他把數目告訴我，九、十八，四，六等等。

然後呢，我們導演就要跟翻譯一起，把所有翻譯出來的台詞變成口型數，根據口型員數的數編程，然後才能交給演員去配。要不然的話，口型數的不對，這個片子裡面某個角色說了很長的一句話，你沒有填滿，剩下來就是他嘴巴在那空著動，你沒詞了，就很尷尬。你非得要把它填滿，得編這個劇本。

所以我們的每一個劇本都是數著手指頭數出來，根據字數填出來的。因為這是世界名著，你還得根據翻譯的準確性，不能自己瞎編，不能編很多水詞兒。

而且當時沒有口型員在身邊，就我一個人在那數。後來我自己發明了一個辦法，把所有不要畫面的台詞讓錄音師傅給我錄到小盒帶里，配上隨身聽，我就在小盒帶裡面聽。就根據它的節奏，一邊聽，數下來幾個字，相應的做下個記號，再根據這個記號和劇本對照，多了我就想辦法濃縮，少了我就想辦法填進去。 填的時候我再去找翻譯好的小說，諮詢翻譯家，看他是怎麼翻這句話的。

就這麼著，我好像一個人做這個本子就做了一個半月。至於這一個半月里配的什麼別的音，我已經忘了。

我當時就在候場室里一直戴著一個耳機數口型。等有空了，我就根據這個字數來編台詞。在這一個半月里，我把這個本子做好，編上號，這才交給了演員。

演員方面也有個問題。我們廠就這麼一二十口子的演員，這個戲裡邊說話的有一百多人。怎麼辦呢？當然我還要安排得合適，一方面從上影廠借一些老演員來，還有很多角色也不能粗略對付過去。

比方說這個電影裡面有一個炮兵上尉叫突申。電影裡面本來沒有表現他幾句話，但他在戰場上一個帳篷裡面說話，聽見他說話，安德烈就走了過去。小說里說突申的聲音非常特別，安德烈一聽到聲音就知道是他。小說里就是這麼寫的，但電影裡面有沒有人來給你解釋，因為他的聲音特別，安德烈才會走過去。

但是我看了小說，我是知道的，這個角色我得安排一個聲音很有特色的演員。選擇演員，你就得按照小說里的原文，這才能夠還原它的真實。

小說里娜塔莎還有個弟弟，只有十六歲左右，他一心要參軍，家裡也覺著除了他沒有別的男子漢，雖然不捨得讓他去參軍還是應該放他去。

這是一個未成年的男孩子，找誰來配呢？我們廠里的男演員都是成年的聲音，這個孩子還屬於變聲期。男孩子變聲期有一個小公鴨嗓子階段，一般我們小男孩也會讓女演員來配。我也配過小男孩，比如我配過《天書奇譚》裡邊的小皇帝。

《天書奇譚》中的小皇帝，曹雷老師配音

這是一個要去打仗的孩子，就不能找一個那麼小的女孩子來配。後來我下決心到我們廠隔壁的中學裡找了一個小男孩，恰好他正處在變聲期。我們臨時教他配音，這個男孩確實是蠻聰明，很快就會了。

所以他配了音之後，我們感覺到這既不是一個成熟的男人，又不是一個小孩。原著里這個角色第一仗就犧牲了，這個才會給我們的聽眾一種感覺，知道他只有這樣一個年齡，這樣年輕的孩子一下子就沒了，觀眾的心裡也會揪起來。

雖然他的戲不多，但我總覺得既然這是個經典電影，我們配音組也應該把它作為經典來配。應該儘可能符合原來的小說，儘可能地把人物和角色還原，讓我們中國的觀眾在看這個戲的時候，也能夠像俄國觀眾看原片那種感受。

《戰爭與和平》後來被央視做成了碟片，看下來我的感覺還是做的比較粗糙的。可能有不少觀眾看過，口型跟畫面總是差兩格，也就是說嘴巴開始動了，動了兩個字聲音才出來，經常跟口型都不吻合，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配的時候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看了這個碟片讓我好難過，因為我們是干這行的，覺得我們那時候對的這麼好的口型，結果碟片卻做成這樣，不過這不是我們的錯。

這麼一部片子我們當時可以說盡了全力。這麼一部經典電影，蘇聯把國家那麼多的軍隊都投了進去。那個戰爭場面，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電影沒有一部能像這部一樣，拍出了如此的氣勢，而且還拍得那麼的細緻。導演邦達爾丘克也到我們中國來過，他在這裡面演主角皮埃爾，也是這部戲的導演。他對每一個鏡頭的處理和層次感，前景中景後景遠景，天空地上，可以說每一個鏡頭拿出來都是一幅油畫。

宏大的戰爭場面

我覺得我看到現在所有的電影，包括國外的很多戰爭片，都沒有這麼細緻。而且本片每一個鏡頭的處理都是有講究的，拿出來都是一幅畫。不管是宮廷舞會還是戰場，大的外景層次感特別好，比如市民和老百姓有各種各樣的撤退，有的坐車，有的是拄著拐棍的，有的是扶老攜幼的，加上天空之光的運用，那都是非常講究的。當時是動了國庫之力，把空軍陸軍全都調動了起來。那一層一層的遠景，很遠很遠的一個鏡頭，你還可以看到前面的士兵走過，遠處的炮兵和煙火，很遠很遠的地平線上還有人在走動。

我也曾參與過戰爭片的拍攝

我因為在電影廠待過，也拍過一個有關戰爭的影片，就是《金沙江畔》。我知道拍戰爭片的消耗是很大的，危險也很大。

比如說地下爆炸，把機槍打一圈的話，它是怎樣操作呢，就是在地下埋一根線，然後一根線上一個一個火藥包都放好。到時候開拍的時候，這裡線一點著，那邊叭叭叭子彈打上去的感覺，實際上都來自於地下埋好的線，線上面鋪著土。

如果一個鏡頭裡有好多處這樣的場景，事先都要鋪好埋好，牆上都要一個個小眼挖好，裡面埋好火藥，通上電線，而且要在鏡頭剛好搖到這兒的時候，造成機槍打到牆上的感覺。

這要花很多很多功夫，所以戰爭場面是很難拍的，拍不好是要死人的。因為需要很多真的炸藥。拍攝期間有一個鏡頭是我騎著馬在槍炮當中穿過去，那個馬也很聰明。試拍的時候，它就知道那有爆炸，正式拍的時候，它就死不打那兒走，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電影《金山江畔》劇照

雖然我學會了騎馬，但我控制不了，因為那馬不聽我的。所以得讓一個個子比較小的騎兵當替身，穿著我的衣服，戴著我那個藏族的帽子，穿著我那個大紅袍，騎在那個馬上。他指揮那個馬，馬才聽他的。即便這樣，馬還是知道哪裡有爆炸，還是往邊上跑。那個做我替身的小戰士從馬上摔下來好幾回。

所以我知道拍戰爭片是非常不容易的。這部片子在世界戰爭電影史上，確實可以作為一個典範。我也非常佩服導演邦達爾丘克，而且我認為今後也很難再能夠拍出超越這部電影的作品。

當時為了這部片子，我們廠所有的演員都被動員了起來。我覺得也只有在當時，我們還配的出這樣一部大部頭的電影。要是放在現在，我很難想像還能夠做出這樣的經典。

現在從技術上，我們配音有了很多進步。但是像當年那樣的做法，那樣用心去做本子，以及那樣要求演員，現在都不大可能了。

因為現在我們配一部電影，時間都非常有限，也不可能到外面去借那麼多演員。而且這部電影如果沒有有經驗的老演員來也配音，是不可能做這麼好的。說實話，現在的年輕演員，跟俄羅斯文學裡的那個感覺、氣質等各方面，都距離比較遠。

現在配東西就是讓你快快快，反正把口型給上去就行了，也不給演員時間來分析把握每個人物，很難再做出精品來。這也是現在行業面臨的很無奈的一種狀況。

好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有這麼一批演員，還有這麼一批願意精打細磨，想做出精品的演員，包括翻譯。

那個時候我們做本子，拿幾個文學作品的翻譯本擱在前面，每一句台詞都要去參考和比較，儘可能地還原原著精神，把一句台詞都說的精準。現在不給你這個時間，也不給你這個條件。

我還記得我曾經配過《日瓦戈醫生》，也是一部蘇聯小說。有個場景是車拉著屍體走到墓地去安葬。有這麼一句台詞，一個翻譯成：馬車走到墓地的路，不遠；另一個翻譯是：人生要到墓地了，人這一生其實很短。這完全是兩個意思。

一個是實的，棺材拉過去了，到墓地這路不遠。另一個是說人生要走到盡頭了，死亡並不遠。

這個時候你就得根據原小說，再去請教專家這個詞到底什麼意思。如果我們要把它配出來的話，應該怎麼配？同樣一句話在不同的翻譯當中，會有好幾個不同的意思，這種情況並不少見。

所以在做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就經常為這個事情困惑，到底這些詞應該怎麼翻？是翻它的字面的意思呢，還是它裡邊更深一層的意思？這個時候我們還得請教專家。但是現在我們做片子，不給你這個時間，上哪兒找專家？一個禮拜就得交片子，你說怎麼辦？所以現在的東西出來就容易粗糙。

雖然我們儘可能想把它做的更準確，更細緻，因為我們把它當成超級經典來做，一點都不敢怠慢，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如果要放在今天，要我一個禮拜就要交活交片子，我也覺得很難，不太可能。

《戰爭與和平》這部片子，我們確實是花了很多心血。完成了以後，我感覺作為譯製片，還是保持了它的藝術性以及原來小說的藝術性，我們的那些功夫確實沒有白花。

譯製片的命運

再講一講譯製片的命運。現在很多電影院壓根就不放配好音的片子。我最近配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如果不放的配音話，我覺得你即使看原版片打字幕，你也看不懂，為什麼呢？這部電影是法國片，叫《歡迎來北方》。講的是法國北方農村裡的一家子。老大媽帶著他的大兒子、兒媳婦和孩子，到巴黎來找她的小兒子。

他小兒子在巴黎搞傢具設計，開了一個設計展，還找了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結婚。結果他到了巴黎以後，為了隱瞞自己是北方農村出來，學了一口純正的巴黎話，他說自己是孤兒。老媽媽帶著她的大兒子兒媳婦，聽說小兒子在巴黎開展覽，就到巴黎來找小兒子，說一口法國北部的方言，鄉下人的語言。

我們怎麼配？片子里的北方話，我們全把它配成了東北話。

唉呀媽呀……幹啥啊你……拉倒吧……諸如此類，用東北話來配。到了巴黎，小兒子碰到了車禍，到醫院裡去，醒了過來，巴黎話不會說了，又說一口方言了。這個電影本身就在語言上有很多可笑的東西。

你說讓我們全配普通話，這就沒戲了。觀眾看字幕也看不出來哪是北方話，哪是巴黎話，為什麼？因為你聽不懂法語方言。你們感興趣的話，不妨去看看我們的方言版，很好玩。實質上在配音中，它是一種語言轉化成另外一種語言。語言里是有一種意識的，有很多精彩的東西是在語言裡面。

現在有很多人說他要學外文，不要看字幕，要聽原文。我心想，英文你學還可以，我不知道有幾個年輕人是要學多少門外文的，各國的語言你都要學嗎？所以這也是一個大問題，需要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好好思考。

【觀眾提問環節】

觀眾：曹老師您好，我一向對您很敬佩，從小就看您的譯制和電影長大，您譯制導演的影片我也是非常喜歡。在這裡想問您一下，您做《戰爭與和平》導演的時候，娜塔莎好像選的是丁建華老師是吧？那麼想請問一下您是出於什麼考慮選擇丁老師來配音這個角色，謝謝。

曹雷：那個時候我們廠里的演員確實很有限，整個加一塊一共二十幾個。這個戲裡邊有一百來個角色，我們每個人都要在這裡頭兼一些。當然了，主要角色不大可能再去兼別的角色，因為一兼他那個聲音就混了。

而在當時我們廠里的年輕演員當中，最年輕的也就是丁建華。女演員當中，娜塔莎是年紀最小的，她一開始出場的時候大概也就16歲，她身上還有一種少女的嫩，聲音裡面有一種稚氣，而當時我們演員當中最小的也就丁建華了。

配音演員丁建華

這麼重的一個角色，我又不大能夠到外邊再去找業餘的或者到中學裡面去找個孩子。後來慢慢丁建華的聲音味道也有變化，但是那時候我覺得她還是有一種孩子的稚氣。那個時期我覺得她還是比較符合娜塔莎這個人。後來想再要找一個演員給娜塔莎的表姐索尼婭配音，就沒有了。

因為像丁建華那樣年輕的演員沒有了，後來我們借的是兒藝的張帆，找她來配索尼婭。有個鏡頭是倆人在窗台上坐著看月亮，兩個女孩子，一起唱著歌，安德烈聽到了，她倆給安德烈留下很深的印象，這跟安德烈後來去追求娜塔莎很有關係。所以這場戲我們想總是儘可能找我們廠最年輕的演員。

但丁建華當時畢竟還不是成熟的配音演員，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她那時候也就20多歲，快30了。但是在我們廠當時的條件下，也就她了。總的來說，在這個戲裡，我覺得她完成得不錯，能把角色擔當起來。

（觀察者網周雪瑩 潘立瀟 康雅琦 王雅妮 武守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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