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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你最認可哪一條?

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


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你最認可哪一條?


歷史的發展,如同陀螺的運動,不停地旋轉,一圈又一圈,周而復始。在周期性的運動中,有某種恆定的東西,始終保持不變。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後人復哀後人」,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特點。這是一種規律,有人稱之為歷史定律。

不同的學者,針對不同的歷史事實,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不同的「歷史定律」。這其中有黃炎培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楊寫的「瓶頸定律」;秦暉寫的「黃宗羲定律」;吳思寫的「血酬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敗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環定律」等等。

各種各樣的說法,是否都能稱之為「定律」,也有疑問。但它們確實是在不斷地被重複,呈現出某種規律性。從各種各樣的說法中選出九條,姑且稱之為「定律」。

第一定律:「黃炎培窯洞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馮夢龍)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世人貪慾不都這樣嗎?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君王的貪慾,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人可以阻止他。

《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究竟要我們鑒什麼?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

像癌症,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殷紂王身邊,雖有比乾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傳,荘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裡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里。

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到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麼?留下了兩個字,「殷鑒」。

黃炎培先生提起「其亡也忽焉」這樣的歷史規律,因此,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黃炎培窯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卧薪嘗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

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裡去吧。」

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了勾踐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

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了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託言辟穀,躲到深山裡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穀秀也就謝了幕,照舊吃飯。

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家?

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只要坐(搶)到那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主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人搶去。所以,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現在有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幾個人合夥共同創業。開始時,兢兢業業,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齊心協力。一旦家大業大,有了豐厚的利潤,就會生出異心。彼此猜忌、齟齬,終至分道揚鑣。難道人的天性就是這樣?

後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小人「包圍」定律

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於「包圍」。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臣和小人,人所不齒,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佔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以列舉。若能把他們聚攏,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只不過,這支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不僅有權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等。雖說「女色亡國」論未必正確,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

包圍是客觀存在的,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唐朝後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牆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裡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面」的人熟諳矇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

第四定律:柳宗元「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轉錄如下: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毛澤東一生,空前絕後,以他的眼光,審視歷史,何以對這篇短文情有獨鍾?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否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

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不同。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

中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

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枕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

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

當今世界,美國人橫行天下。是三次大戰(兩次熱戰一次冷戰)造就了美國人之「橫」。中國人講究「中庸」,講究「和為貴」,這是中國的哲學和傳統。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人打進來,亡了國。

霹靂之聲,撼人心魄。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

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

第五定律:「朋黨之爭」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

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後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宗法社會。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紅樓夢》用一個凄絕的愛情故事,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親不間疏,後不僭先。」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回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系,盤根錯節。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脈絡,才算真正讀懂了《紅樓夢》。

人立於社會,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同志(道)關係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路。網路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對「朋黨現象」,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褒貶不一。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結黨營私」。宋朝歐陽修卻認為,「小人無朋(黨),惟君子則有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迴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這裡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和尚要吃飯正常、正當,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

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 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當年八旗兵入關,「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隻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原因有四:

一曰 「驕」。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由「驕」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了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入關,大肆擄掠。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飽暖思淫慾」。正如現在人們所說,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慾望。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內部的慾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

四曰「逸」。「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家業延續兩百年,確實了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痴,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干」,「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毛將焉附」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涌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蕩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秦始皇統一中國,「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了隋唐,使用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採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麽大區別。

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但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困難。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你最認可哪一定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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