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也有「辛德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大肆迫害猶太人，懾於納粹的淫威，歐洲多國拒收猶太難民。而在此刻，中國上海向猶太難民們敞開了大門，中國駐奧地利總領事何鳳山給許多猶太難民發放了簽證，幫助他們逃離死亡魔窟。
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國實業家，救助了大批面臨屠殺命運的猶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後，舉世震撼。而在中國，也有這樣一位「辛德勒」，但他的義舉無人知曉，湮沒了60餘年，直到上世紀末才被發掘出來。
何鳳山是湖南益陽人，生於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35年參加外交工作，1937年他被派往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工作，1940年5月離開維也納，回國到重慶參加對日作戰，後在美國加州定居。
何鳳山留下的一本回憶錄，記錄了當年的救助場景——一個猶太青年，跑了40多個領事館，沒有一個領事館肯給他簽證，最後他找到了中國駐奧地利總領事何鳳山。
何鳳山說我給你發籤證，他說我要11張。發籤證必須是要本人親自來的，但是何鳳山還是給他發了。猶太青年拿了11張簽證救出了他10個親戚朋友，在集中營里，就憑著簽證，一張一條命。
何鳳山全力救助猶太人的消息被迅速傳開後，讓許多徒勞奔波於若干個國家大使館的猶太人絕處逢生，於是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的門前很快排起了長隊。
何鳳山的善舉曾遭到國內同行的猜忌，但他光明磊落不為所動。法西斯當局則以中國領事館租用猶太人房子為由，硬將房子沒收了。何鳳山便自己出錢租用了一處小房子，繼續給猶太人核發「救命簽證」。
何鳳山到底向多少猶太人發放了簽證，至今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但從1938年6月到10月，僅以找到的簽證號碼推算，他就發放了1900多份。可他從來不提這件事情，連他女兒也幾乎不知道此事，所以才會幾十年來不為外人所知曉。
虹口生活印記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猶太難民湧入上海的高峰期，他們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區提籃橋一帶的舟山路、霍山路、長陽路。
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猶太難民生活已逐漸走上軌道，但是隨著1941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佔領者將上海推入了更為黑暗的深淵。
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猶太人趕進虹口猶太難民隔離區，並用發放通行證的方式來限制猶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證，就沒有機會上學、打工、謀生。
於是擁擠到隔離區里的猶太人，必須為生存掙扎，不可避免地擠佔了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而成千上萬善良的中國人儘管自己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是他們仍然對逃亡到上海來的猶太難民提供各種方式的援助。
據當年的猶太難民回憶，那時中國人用低價把房子租給他們，他們成了鄰居，這種親切的感覺，如同回到了家鄉。
一位叫馬丁的猶太人用攝像機錄下了他小時候曾在上海虹口住過的院落。他說：「我媽媽那時已不在了，我和父親一起過，因而常會挨餓且沒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總是儘力幫助我，給我們些米啊什麼的，這些我永遠不會忘記。」
在患難之中，中國居民與猶太難民朝夕相處，成為了朋友和親人。對於那些猶太難民來說，後來的每一次回訪重聚，甚至在馬路上偶然遇到的老街坊，都令人動情。
2萬多猶太難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萬中國人擠在一塊不到1平方英里的狹小空間里，共同度過了二戰中最後一段艱難的歲月。
當希特勒把600萬猶太人抓進集中營進行駭人聽聞的屠殺時，2萬多名猶太難民卻在上海存活下來，並開創了新的生活。
猶太畫家結緣上海姑娘
1938年11月9日晚，德國法西斯搗毀了大批猶太人的商店、會堂和住所，一個新的更大規模的反猶太人浪潮開始了。這個被稱為「水晶之夜」的事件發生以後，納粹大肆逮捕猶太人，一個叫大衛·布魯赫的青年畫家被關進了德國達豪集中營。
大衛是個聾啞人，他被釋放後來到了慕尼黑，在那裡他收到了表哥從美國發來的電報，上面只有3個字——「去上海」。
大衛·布魯赫聽從了美國表哥的指點，很快乘海輪逃亡到了上海。「那是一段奇妙的經歷，」大衛說：「在上海我很幸運地結識了一個叫『陳』的朋友，會吹笛子、彈琵琶，還會演戲，他經常帶我到中國家庭做客，那些中國人對我都很好，還經常留我吃飯，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們。」
大衛兒子說：「在上海時，父親認識了兩個聾啞人，並成了朋友。由於中國和德國的手語不同，他們交流起來很困難，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好朋友。這兩個人帶父親去參加聾啞人聚會，在那裡認識了我母親。他們於1941年認識，1946年結婚。」
雖然歐洲人的習俗和中國的不同，彼此很難溝通，但大衛·布魯赫與他的中國夫人做到了互相理解和體諒。他說在她簡單的手勢上我體會得出她對生活充滿了深刻的理解和熱愛，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常人想像不到的默契。
就這樣，這位中國聾啞姑娘把命運同一個猶太難民畫家緊緊連在一起，一直到她在美國離開人世。
在上海的時候大衛結交了一群中國的藝術家朋友，他們教他練毛筆字，其中一位中國朋友還為他起了個中國名字叫「白綠黑」。幾十年過去了，他說這段生活仍然留在他的記憶里，揮之不去。
著名演奏家情繫上海
在上海避難期間，猶太難民中的編輯記者們辦起了德文報刊，藝術家們在露天音樂會演奏肖邦和德沃夏克，用戲劇、舞蹈、漫畫、報紙等形式表達著他們不可湮沒的人生希望。在這同時，許多猶太難民中傑出的音樂家也把自己的才華傳授給了中國的同行。
德國柏林歌劇院是世界一流的音樂殿堂，其第一小提琴手維滕貝格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早在1939年2月就隨同近3萬猶太難民逃亡到上海。
當時德國納粹規定，猶太人離開德國只准攜帶10馬克現金。維滕貝格到達上海時囊空如洗，只能靠教中國學生拉小提琴和彈鋼琴勉強度日。
維滕貝格在上海教了許多學生，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音樂界的名人。擔任過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的譚抒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譚抒真教授至去世仍然保存著維滕貝格用過的貝多芬樂譜和一張師生的合影。
維滕貝格來上海的時候年紀已經很大了。雖然生活清貧，但他的學生，無論男女老幼，程度深淺，一律只收1元錢學費。他坐三輪車也給1元錢，不管遠近，而那時的三輪車費只要幾毛錢就可以了。譚抒真說，維滕貝格先生人真的很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已經61歲的維滕貝格同大部分猶太人一樣，被日本侵華當局趕到了狹小的上海虹口猶太隔離區。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維滕貝格同世界最著名的鋼琴家之一施納貝爾等組成了三重奏小組，連續幾年舉行室內音樂會，成為當時柏林藝術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施納貝爾後來去了美國，並為維滕貝格在美國謀得了待遇優厚的教學職位，但維滕貝格說自己老了，中國學生對他也很好，他不想離開上海。
1952年，一天早上維滕貝格正在拉琴，忽然就倒在了地上，被一位送開水的阿姨發現後通知猶太協會，把他送進了醫院，3天後他去世了。
這位曾經名震歐洲樂壇的音樂奇才，就這樣在中國的土地上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13年。他用非凡的音樂才華引導許多中國學生走進了西洋音樂的殿堂。
音樂家兄弟的上海情
當時上海有很多猶太音樂家逃難而來，其中就有一對很出色的音樂家兄弟。他們在上海開了一個琴行，組織了一支小樂隊，並經常在霞飛路（現在的淮海路）上的DDS咖啡館裡表演。
這對音樂家兄弟的故鄉在萊茵河畔的德國科隆，哥哥奧托·約阿希姆是猶太作曲家，弟弟瓦爾特·約阿希姆是科隆室內樂首席大提琴手。1939年，兄弟倆為躲避納粹的屠殺，逃離科隆，一同來上海避難。
在上海他們帶教過很多學生，其中就有中國著名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最令司徒志文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們要學一首帕格尼尼的古典奏鳴曲，但沒有樂譜，於是約阿希姆借來唱片，硬是聽著唱片把曲譜給扒了下來，學生們就是用扒下來的手抄本曲譜學習的。
許多在上海逃亡過的猶太難民至今還記得，在日本侵略軍圈定的上海虹口猶太隔離區里，他們為了謀生只好沿街設攤叫賣。約阿希姆兄弟則白天打工，晚上要到咖啡館和舞廳里去拉琴，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三四點。
雖然辛苦，但他們很滿足：「如果不是來到上海，在德國、波蘭、歐洲的集中營里的日子，那將是更可怕的，正是因為來到上海，我們才倖存了下來。」
奧托·約阿希姆在上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製作了30張中國唱片。他認識一位中國作曲家，就是陳歌辛，但當時並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陳歌辛將曲調哼唱給他聽，他記錄下來。他說在所有的曲子里，有一首叫《玫瑰遍地開》的，後來非常流行。這首曲子就是《玫瑰玫瑰我愛你》。
《玫瑰玫瑰我愛你》最早是在舞廳里流行開的。1945年左右這首曲子流傳到了美國，有位美國作曲家把這首歌譯成了英文，叫Rose rose l love you。
1950年，當時美國著名的爵士歌手弗蘭基·萊恩用英文演唱了這首歌，這首歌迅速流傳開來。很多人都以為這是首美國歌曲，後來才知道是從中國傳過來的，於是在出版的譜子上註明曲作者不明。
70多年前逃到上海得以生存，二戰結束後又各奔前程的2萬多名猶太人，如今健在的只有千人左右，但是記住並重溫這一段歷史的後人一定會是綿綿不絕的。
（作者：丁翔華，原載於《文匯讀書周報》，騰訊歷史頻道授權看歷史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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