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位獲賜文正的人，其中兩位爭議最大，公認配不上這個謚號

我國古代的文化中，有一種死亡崇拜現象。死者為大，而且人的肉體死去後，精神還能以某種形式存在著，並能從後人的供奉中受益。所以古時候的高官們生前顯赫，死後亦有哀榮，哀榮的一種形式，便是謚號。

清入主中原後，效仿中原王朝繼承了謚法制度，因此朝廷重臣或是立有特殊功勛之人死後照例會賜謚。封建社會，文官謚號中以「文正」為最高，有清一代，獲賜謚號者共有八人：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和孫家鼐。

不過，能獲得文正謚號並不代表他們就是實至名歸的。綜合來看，劉統勛、曾國藩的道德功業，死後得此殊榮是受之無愧的；湯斌作為康熙時期的封疆大吏，雖然也有政績，但授予其文正謚號，顯然有點勉強；朱珪是乾隆、嘉慶朝理學名臣，也是清流領袖。他最大的功勞就是協助嘉慶帝剷除和珅，不過晚年痴迷宗教，授之文正似乎也有爭議。李鴻藻位居大學士，為官清廉，是不可多得的朝廷重臣，謚號文正倒也說得過去；孫家鼐在國事方面談不上有大功績，但為人正派聲譽不錯。至於曹振鏞和杜受田兩人是公認最配不上文正謚號的。

先來說說曹振鏞。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以崇尚節儉著稱，宮中用度每年不過二十萬兩。作為大清朝最肥的內務府衙門官員在道光帝這占不到多少便宜，以至於成了清水衙門，其官員甚至貧困欲死。單說節儉，漢文帝、宋仁宗在道光面前也是黯然失色。

可是，道光統治的三十年中，吏治腐敗，民生日困，他所處的時代首開千古未有之變局。可就在這關鍵時期，朝廷言路閉塞，導致這種局面的罪魁禍首便是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道光晚年時，已喪失進取的銳氣，更不希望言官對朝政指指點點。

自康熙朝開始，大清就有不殺言官的祖制，可道光帝不解氣，想要懲戒一下這群多嘴多舌的言官。曹振鏞為道光帝出了一個主意，他對道光說：「懲戒言官不難，只要在他們的奏摺上找出一些文字錯誤便可，然後交給都察院和刑部議處即可。」

於是，一大批言官因為上奏時出現錯別字而被道光帝罷官免職，如此一來，朝臣們一心鑽研文字遊戲，對國家大事卻置之不理。再者，曹振鏞多次主持鄉試、會試，其門生數千人。他經常奉勸弟子，讓他們安心做官，不要出頭找事。在曹振鏞的主持下，朝廷上下萬馬齊喑，一片死寂。

嘉慶以前，殿試大臣奉旨閱卷，原則是先看文章再看書法，主要是以文章取士。到了曹振鏞手上，這規矩就給改了，他不看文章也不注重書法，唯獨看卷面，只要是卷面上整齊劃一，便認定此考生謹慎、心細，只有取了這樣的考生，日後才會老實本分，不會主動鬧事。

我們不能說曹振鏞是奸臣，但絕對是個庸臣。道光一朝正是在他和穆彰阿的主持下，才讓大清失去了同外界接觸的機會，可是這樣的人死後竟然還能得「文正」謚號，真是愧對了這文官的至高榮譽。

再來說杜受田。說杜受田得「文正」配不上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為國家建功立業，只是幫助自己的學生咸豐帝爭得了皇位。杜受田其人理政之才平庸，而治學尚能勝任。加上他頗有心計能揣摩道光帝的心思，才能讓處於劣勢的咸豐帝最終勝出。

咸豐即位後，杜受田不久便去世了。對於這位恩師，咸豐給足了面子，親自為老師送行，而且蓋棺定論賜謚為文正。據清代史料記載，杜受田靈柩返鄉之時，咸豐帝派欽差大臣和內廷侍衛護送。他還下旨，杜受田靈柩返鄉道路阻隔極為不便，凡是遇山則填平，遇水則建橋。此等師生之情，倒也世所罕見。

但僅憑師生之情便賜杜受田文正謚號，明顯是不能服眾的。後人對此頗有詬病，認為杜受田當不起這個稱號。不過話又說回來，杜受田較之曹振鏞來說，雖然沒有大功於社稷，可對朝政也沒有起到消極負面的組作用，僅憑這一點，他似乎又比曹振鏞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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