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作品是一種不那麼革命的進步
這次訪談的地點是在紐約「書之屋」書店的路易斯·亨利·科恩夫人家，她是艾略特夫婦的朋友。
客廳布置得優雅宜人，書架上收藏著一本本現代作家的作品，其種類數量蔚為可觀。入口處的牆上懸掛著一幅艾略特先生的手繪像，這是由艾略特的嫂子亨利·威爾·艾略特夫人畫的。桌上的銀制相框里嵌著艾略特夫婦的簽名婚禮照。
科恩夫人和艾略特夫人坐在房間的另一頭，艾略特先生和採訪者面對面坐在房間中央。磁帶錄音機的麥克風放在兩人之間的地板上。
艾略特先生精神矍鑠。他剛從拿騷度假回來，在回倫敦前他會在美國短暫逗留數日。他晒黑了，而且比三年前採訪者見他時似乎胖了些。總之，他看上去更年輕，精神也更愉悅。採訪中，他時不時地看向妻子，好似與她心照不宣的樣子。
採訪者曾經在倫敦和艾略特先生聊過。從羅素廣場拾階而上，就是費伯-費伯出版社的小辦公室，辦公室的牆上展覽著很多照片：有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巨幅照片，照片上內嵌著庇護十二世的肖像；有 I.A. 理查茲、保爾·瓦萊里、W.B. 葉芝、歌德、瑪麗安娜·穆爾、查爾斯·威佈雷、杜娜·巴恩斯等人的照片。
在和艾略特談話的時候，很多年輕的詩人都盯著牆上的那些面孔看。他們中有人講過一個故事，展現了艾略特先生在談話中未被察覺的一些方面。大家都在進行嚴肅的文學討論，過了一個小時，艾略特突然想到他最後有一句建議。
那個年輕詩人是個美國人，他馬上要去牛津了——就像艾略特四十年前一樣。這時，艾略特滿臉凝重得好像他在推薦救贖的辦法似的，結果他說要買件長的羊毛襯衣，因為牛津的石頭很潮濕。雖然艾略特先生非常清楚他的舉止及其傳遞的信息之間存在令人可笑的反差，他仍能保持著和藹慈愛的態度。
這樣的亦莊亦諧，在這篇採訪中隨處可見，只是通過文字我們看不到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手勢。
實際上，這個採訪時而戲謔，時而逗樂，時而令人捧腹。艾略特時不時哈哈大笑——特別是談到他早期對埃茲拉·龐德的貶損時，還有在說到他在哈佛讀書期間寫的未經發表、難登大雅之堂的《波洛王》等詩歌時，他笑的時候仰頭靠在座椅上，發出砰砰的聲音，錄音不時被這種砰砰的聲音打斷。
——唐納德·霍爾，一九五九年
劉雅瓊譯
《巴黎評論》：我從頭開始問吧。你還記得你小時候在聖路易斯是怎麼開始寫詩的嗎？
T.S. 艾略特：我記得我是大概十四歲時開始寫詩的，我受了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翻譯的《魯拜集》啟發，想用同樣的風格寫一些非常陰鬱、邪惡、絕望的四行詩，還好我把這些詩歌都藏起來了——全部藏起來 了，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了。我從來沒拿給任何人看。
第一篇發表的詩作先是刊登在《史密斯學院校報》，後來又發表在《哈佛之聲》，那是我交給英語老師的作業，模仿本·瓊森的詩。他覺得十五六歲的男孩能寫出那樣的詩歌非常好。後來，我在哈佛又寫了幾首詩，數量很少，但是這些詩就讓我有資格入選《哈佛之聲》編輯部了，我那時覺得挺有意思的。
再後來，我大三大四那兩年，一下子寫了不少。我讀大三的時候開始讀夏爾·波德萊爾和儒勒·拉福格，在他們的影響下，我變得很能寫。
《巴黎評論》：我有個問題，是關於《荒原》的構思的。批評家認為你在《荒原》中表達了「一代人的幻滅」的觀點，你在《朗伯斯後的沉思》中否認了這一點，你否認了這是你的創作意圖。現在我看F.R. 利維斯說那首詩沒有表現進步；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一些批評家研究了你的晚期詩歌之後，發現《荒原》蘊含了基督教的精神。不知道這是不是你寫作意圖的一部分？
T.S. 艾略特：不，我自己沒有這個意圖。我覺得在《朗伯斯後的沉思》 里，我是從否定的層面而不是從肯定的層面來說明意圖的，我說的是什麼不是我的意圖。人總是想傾訴一些什麼的。但是不到他說出來，他是不知道他會傾訴什麼的。不過我不能用「意圖」來闡述我的任何詩歌，或者任何詩歌。
《巴黎評論》：剛才只提到你的戲劇，但還沒深入地去談一談。在《詩歌與戲劇》中，你談到了你早年的一些戲劇。可不可以說說你寫《老政治家》的意圖是什麼？
T.S. 艾略特：我想我在《詩歌與戲劇》中談到了我的理想目標，不過這些理想目標我從來也沒想過能實現。我其實是從《家庭聚會》開始的，因為《大教堂謀殺案》是一部歷史劇，很特殊。用的是一種很特別的語言，就像在處理另外一個時期時一樣。我感興趣的問題，它其實一點兒都沒解決。
後來我覺得在《家庭聚會》中，我太重視詩的韻律，結果忽視了戲劇的結構。但從詩作的角度來說，我仍然覺得《家庭聚會》是我最好的戲劇之一，儘管它的結構並不是很好。在創作《雞尾酒會》和《機要秘書》時，我在結構方面又有了些許進步，但《雞尾酒會》的結構仍然不是很令人滿意。
對於我這樣實際從事寫作的人來說，有時候按照計劃寫出來的東西，卻不一定是最成功的——真是讓人沮喪。很多人批評《雞尾酒會》的第三幕像尾聲，所以在《機要秘 書》的第三幕里，我想加入一些新的情節。
當然，從某些方面來說，《機要秘書》的結構過於精巧，結果讓別人誤以為這只是一出滑稽戲。 我當時想把劇場技巧學得很通透，那樣我就能遊刃有餘了。
我一直覺得，對規則還不夠瞭然於胸時，就應該好好遵循規則。我希望《老政治家》能或多或少比《機要秘書》更富有詩意一些。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達到目標，將來也未必能達到，但是我希望每次都能向目標更近一步。
《巴黎評論》：在《老政治家》創作的背後，有沒有一個希臘模本？
T.S. 艾略特：戲劇的背景故事是《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但是我不願意把我這些希臘原型當成模本。我一直把它們看作是寫作的出發點。
《家庭聚會》就是這個毛病，它和《歐墨尼得斯》太接近了。我之前的模仿太過亦步亦趨，結果我把基督教興起之前和基督教興起之後對良心、罪惡、負疚感的態度都混淆了。所以，在之後的三個劇本中，我試著把希臘神話當成一種跳板。
說到底，在古代戲劇里，我覺得最核心的、最有永恆價值的就是情節。你可以借用這個情節，用現代的方式來重新演繹，並且從中提煉出自己的角色和情節。這樣的話，你和原作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雞尾酒會》跟阿爾克斯提斯相關，只不過是因為我突然想到，阿爾克斯提斯復活之後，她和阿德墨托斯的生活會是怎樣的；我是說，經歷了生離死別，他們不可能還和從前一樣。
我剛開始寫《雞尾酒會》的時候，這兩個人是中心人物，其他角色都是由此發展的。劇本中最重要的角色西莉亞，原先僅僅是該劇一幕家庭場景的配角。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感覺到，年輕的詩人普遍都推翻了本世紀初詩歌的實驗主義？現在幾乎沒有詩人像你當初一樣受到排斥了，但是赫伯特·里德等一些年紀大點兒的批評家卻認為，在你之後的詩歌又退回原樣了。當你第二次談到彌爾頓時，你曾經提到詩歌在語言方面的作用：既抑制語言的改變，也促進語言的改變。
T.S. 艾略特：是的，你也不希望每隔十年就來一場革命吧。
《巴黎評論》：但是有沒有這樣的可能，那就是不向前發展，而是出現反革命？
T.S. 艾略特：不會，我看不出有什麼反革命的。一段時期摒棄傳統，下一段時期大家就會好奇怎麼用傳統形式來做新的試驗。如果這之間的變革別具一格，那就會產生很好的作品。
這不是退步，而是推陳出新。這不是反革命，這也不是退步。
的確有些場景、有些情感有重回喬治時期藝術風格的傾向，而大眾又總是偏愛平庸的作品，他們看到這些詩時，就會說： 「太好了！總算又有真正的詩歌了。」
也有一些人喜歡現代的詩歌，但是對於他們來說，真正創新的東西他們又接受不了——他們需要比較不那麼強烈的東西。
在我看來，我看到的年輕詩人最好的特質根本不是反動。我不會說具體是誰，因為我不喜歡公開評價年輕人。最好的作品會是一種不那麼革命的進步——不會像本世紀初的詩歌那麼革命。
訪談有刪減，全文收錄在《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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