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一變天中國投資就打水漂？有些人的擔憂多餘了

【採訪/觀察者網 小婷】

2018年5月9日，馬來西亞大選，反對黨馬哈蒂爾上台。

7月26日，巴基斯坦大選，反對派伊姆蘭·汗上台。

9月24日，馬爾地夫大選，反對派薩利赫上台。

馬爾地夫大選，反對派薩利赫獲勝。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些國家，都在中國「一帶一路」沿線。相應的，有關中國海外投資遇阻、兩國關係「變天」的傳聞開始透過西方媒體在全球傳播，進一步唱衰中國。但實際上，每一屆新政府上台，兩國高層之間都保持了良好的溝通，儘管有波折，但都平安度過。

但話說回來，海外投資不可能無風險，如何規避這些政治風險？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溝通交流，減少當地對中國的誤解？觀察者網專訪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黃日涵，解答上述問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馬爾地夫總統大選剛剛結束，反對派勝選，很多人擔心中馬關係出現所謂「反轉」、「變天」。您怎麼看馬爾地夫政局變化對兩國經貿合作的影響？

黃日涵：整個南亞地區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基本上都受到印度因素的影響，印度人在當地長年培植滲透，效果還是很明顯的，但是印度並沒有太多的財力支持當地發展，如果他們想要發展，還是得有外力的投入和支持。

我個人認為，馬爾地夫新總統上來後，因為他是親印度派，所以可能剛開始時中馬之間的項目會有波折，但長遠來看是不可能放棄或者顛覆的，包括中馬友誼大橋，已經通車了。還有馬爾地夫機場擴建項目，馬爾地夫的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依靠旅遊收入，但是你到馬爾地夫就會發現，它的機場太小了，特別需要增加運力。承建馬爾地夫機場擴建項目的是北京城建集團，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的運營和建設。一開始會有一些反覆，但長遠來看，不論誰在馬爾地夫執政，都需要加強經濟建設的投入，這一點是很難改變的。

上次巴基斯坦反對派上台時，包括柬埔寨、馬來西亞政府換屆後，也有過這樣一波擔憂，在您看來，沿線國家領導人更替可能對「一帶一路」建設帶來哪些影響？

黃日涵：巴基斯坦「一帶一路」項目能保持穩定，我個人認為更重要的還是兩國關係的基礎在那兒擺著。當然現在有很多項目因為政權變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風險，包括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這些國家不管哪個黨上來，有一點很明確，他們往往都有一個希望就是發展經濟，對他們來說民生很重要。

「一帶一路」沿線有很多這種政權不是很穩定的國家，出現政權變更是比較正常的事情，這個相對會給很多重大項目帶來一些風險。因為我們建的很多項目是大型項目，包括水電站、大型工程項目，是BOT模式，我們先幫他們建，然後我們來運營，掙了錢再轉讓給他們。這種風險就很大，因為時間跨度很長，有些修建就得十年二十年，然後再運營十幾年，這是一個最大的風險吧。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

中國一向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如果沿線國家的政權更替，對「一帶一路」建設造成了影響，我們該採取什麼措施規避這種政治風險？

黃日涵：沿線國家的政權更迭確實已經存在，也是我們無法阻擋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對於這種事情，一是要簽訂雙邊保護條款，比如BIT雙邊條款模式，這樣的話如果日後涉及到索賠，是有條約依據的。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在企業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項目風險評估。所謂的風險評估包括兩方面，一是風險的識別能力，一個是風險管控能力。識別能力是在投資之前你就知道未來會有什麼風險，因為一個政黨不大可能永遠執政，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這個研究。現在目前大多數的中央企業走出去，會投保險，也會做一些相應的諮詢服務。

另一個是風險的防控能力，一旦出現政權更迭，企業方面要做工作，國家層面比如外交部，他們有一些相應的溝通協調機制，保證項目的運營和回收。當然有一些是不可抗力，是很難操縱的，比如馬來西亞的東海岸鐵路項目，因為馬來西亞國內希望聯盟的壓力非常大，所以這個項目就算國家去協調管控，也很難再重啟了。所以海外項目在前期要做好更加充分的準備。很多項目不能盲目上馬，不能為了一些成績，不做評估就上馬。

「一帶一路」提出了「五通」，我們目前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多是經濟聯繫，如何加強彼此之間的政治聯繫、文化聯繫？

黃日涵：我是特別認同在經濟聯繫的前提下，文化和政治的溝通也非常重要，因為經濟並不能帶來兩國關係的絕對穩定，還是需要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更多的合作，因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很多時候通過這種文化教育交流，包括留學生的培訓，可以拉近兩國的關係，特別是培養一批對方的精英，不能說所有的人都會有親近感和好感，只要有一部分人有，在未來合作交流上就會發揮很重要的作用。這種合作交流會帶來更好的效果，應該投一部分精力和資金在文化交流和培訓上。

「一帶一路」所經國家和地區，政治構成比較複雜，像中東更多是擔心當地的恐怖組織和政治經濟穩定情況，歐洲更多是擔心受到當地政府的抵制和誤解。針對這些不同的情況，我們在「一帶一路」沿線建設過程中，該如何做到因地制宜，減少損失和誤解？

黃日涵：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實際上要做到一個國家一個策略，一定要有不同的針對性。中東地區可能恐怖主義威脅更多，東南亞要考慮排華風險和當地政權的變更，非洲可能考慮更多的是醫療疾病方面的影響因素，每個地區有不同的特點，要根據不同的特點，設定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是我一直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前期的風險評估，一定要找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來做這個事兒，第二點是要加強中國智庫建設，給予智庫更多的許可權，為更多專家提供出國條件，能夠到所在國、所在地區做長期深入的田野調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為這些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多的針對性意見。

另一方面，也要發揮這些企業已有國別代表的作用，將他們的一線經驗進行匯合整編，在國資委或者商務部的框架下，形成有效的經驗總結，給更多企業提供參考意見。

同時，現在中國在海外利益保護上缺乏一個整體的協調機制，王毅外長說過好幾次要加強中國海外利益保護，包括很多部委也都在強調這一點，但是在實際推進過程中，沒有一個統一的協調管理機制，比如說中國海洋現在有中央海權辦，網路有網信辦，我想對於海外利益的保護，未來可能也要有一個統一的機構來協調相應部門的政策出台，包括海外一些相應的活動，必須得有這樣一個機構來協調。

對企業來說，也需要在海外更多地做好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現在我們也要求中央企業走出去必須要承擔社會責任，這樣可以減少一些風險，更好地融入當地，更能隨機應變處理當地發一些事情。

在投項目時一定要考慮到當地的需求，應該是循序漸進地投入，一開始在一些地方投項目的時候，在沒有建成之前應該是盡量少去宣傳，或者不去宣傳，做成以後再去宣傳，這樣在當地帶來的反彈力量越大，特別是國際的NGO組織或者是當地的反對勢力，往往是帶著放大鏡去看這些項目的，報道的越多，反而出現的問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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