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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偉談科學精神:中庸之道是科學發展上的一個大忌

潘建偉談科學精神:中庸之道是科學發展上的一個大忌

潘建偉院士

9月26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著名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院士在《科技日報》與《知識分子》聯合主辦的「「科學精神在中國」論壇上發表演講。潘建偉認為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它的出發點是沒有功利的,科學探索的本身在本質上是由好奇心和興趣驅動的無功利的行為。其實功利從來都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除了要回歸到一個自信的、比較從容的、比較淡定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潘建偉還指出一個問題:中庸之道是科學發展上的一個大忌。

附:潘建偉在「科學精神在中國」論壇上的演講

我以為今天是一個座談會的發言,我沒有什麼講稿,我後來想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既然講科學的精神,我還是想先講一下科學的價值,隨後我講一下我自己對科學精神的一點理解,最後回到論壇的主題上來,就是「科學精神在中國」。

我們為什麼要提倡科學精神?我想肯定有它的價值所在。從公益的角度上講,科學非常有用。大家知道,我們人類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都過得非常辛苦,沒有非常好的生產力,所以我們其實就跟牛、馬差不多,靠自己的體力工作,與大自然抗爭。但隨著科學革命的到來,先後催生了產業變革。比如牛頓力學的誕生催生了以蒸汽機為代表的蒸汽機時代的產業變革。然後,麥克斯韋爾又催生了以電器時代為代表的產業變革。再然後到上世紀初,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建立又催生了以信息時代為代表的產業變革。

正因為近代科學的發現和發明,直接催生了產業變革,讓我們能夠生活得比較好。生命科學的發現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說抗生素的發現和疫苗手段的發現延長了人類壽命,基本上每個小孩都能平安長大,我們壽命能夠從30、40歲變成70、80歲。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非常有用。

當然,另外一個角度,科學非常重要的是它在觀念上的變革。因為我們從能夠有知覺、有意識的感知這個世界,我們就一直追問宇宙起源的問題。宇宙到底有沒有起源?將來要到什麼地方去?非常有意思的是,牛頓力學最早做了一個嘗試,隨著牛頓力學和電動力學的建立,利用牛頓力學可以來計算天上的神聖的行星的軌道,可以用我們的筆把它算出來。

另外我們也知道非常奇怪的一些光、電、石,在我們看來非常神秘的現象都可以由電動力學統一相解釋。這樣一來,按照愛因斯坦的觀點,他小時候信宗教,學了科學理論之後,他覺得《聖經》裡面講的東西都不可能全都是真的,科學本身在破除迷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存在所謂的神聖上天,等等。

但這個理論本身沒有辦法回答,它告訴我們時間是無窮無盡的,均勻流逝的,空間也是無窮無盡的。而且非常大的不同之處是決定論的,所有粒子運行的規律也是可以計算的。某種意義上講,每個人的命運什麼時候死、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開會都是可以事先計算出來的,我們個人的奮鬥是沒什麼意義的。

但是量子力學的發現進一步告訴我們:其實觀測人的行為可以影響客觀體系的演化,也就是你去看一下這個體系和不去看一下,最後會對這個體系產生不可逆的,而且是巨大的影響,哪怕你對所花費的能量非常少。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慢慢的有些科學家構建了大統一理論、大爆炸理論,其實可能我們的宇宙是從一個原點開始爆炸誕生的。這樣就可以來回答我們一直探索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有個經驗就告訴我們,科學本身是不停地發展,它是固化的理論,這是科學本身最基礎的內涵。

某種意義上講,什麼叫做科學的精神?我覺得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地方:它的出發點是沒有功利的,科學探索的本身在本質上是由好奇心和興趣驅動的無功利的行為,這是它的最大動機。當然,在慶祝弗蘭克70周歲講話的時候,愛因斯坦做了一個探索,他發現:搞科學的人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很多人是喜愛科學,有些人只把它當作自己特殊的娛樂,覺得特別好玩。還有另外一些人覺得搞科學能夠樹名或者得利,很多人出於功利的目的去做科學,這些人成為工程師、商人還是科學家,完全由周圍環境環境所決定。

就像當年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班上有七個高考狀元,他並不一定喜歡物理,就是信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們基本上沒有留下來做物理研究的。一些人是去尋求世界的體系以及構成作為他們感情生活的支點,希望能夠尋找科學的規律來達到自己的一種內心的自由、安寧和寧靜。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是來自於所謂的深思熟慮、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於激情。這種角度上講,科學精神裡面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科學能取得這麼大成功的主要的原因其實是由興趣和好奇心驅動的無功利的行為。

科學裡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質疑的精神,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地相信前人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定律和規律。當然對前人的工作深入了解之後,我們對他的理論還是要保持一種非常謹慎的、審慎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說,科學裡面是沒有什麼權威的,一旦科學成為一種信仰,它就不好了,它就變成了宗教。從前的宗教、後來的牛頓力學告訴我們,宗教裡面所說的很多事情不是真實的,後來愛因斯坦又推翻了牛頓的絕對時空的觀念。隨後量子力學又進一步地發展了原來愛因斯坦深信的絕對論的觀點。從這種角度上來講,科學是演進的,沒有永遠不變的權威,所以科學非常需要質疑,它是一種謹慎的、審慎的、批判精神支持下的信仰。

今天我為什麼來?主要是饒毅教授我給發了郵件,他叫我來,我馬上就來了,因為我對他非常敬仰,甚至是崇拜。他從來就寫一些小文章,他預言非常精確,他預測誰誰要得諾獎,過兩年就得了,有一次他說誰誰誰好,後來我去挖那個人,後來我發現那個人並沒有饒毅教授說得那麼好。哪怕是饒毅教授也會犯錯誤,質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在科學裡面非常重要。正因為這樣,科學是無法窮盡的,我們需要一種包容的精神,如果說拿著今天已有的規律,一棒子打過去,跟這個規律不符的就不對,那就變成宗教了。

科學本身不是一種信仰,它更加是一種演進的、發展的過程。所以我就特別怕大家學了科學之後,拿著科學的東西去跟別人講我就是科學的,你就是不科學的。這麼一來的話,它就跟宗教本身沒有區別了。

在我看來,科學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任何屬於不可證偽的理論和觀點都不屬於科學的範疇。在大學裡面我曾經看過一本書,那本書說這個東西是不是物理學研究的範疇,或者科學研究的範疇,它說我們整個宇宙每天會膨脹一倍,我們的尺子也膨脹一倍,我們的個子也膨脹一倍,我說怎麼判定我們膨脹一倍呢?每個人是相對的,如果實驗上不可相證,跟科學本身是沒有關係的。對我們物理學家來說,我們儘管可以天馬行空,最後任何東西都是要落到實證上,這是量子力學最後告訴我們的。

愛因斯坦本來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什麼東西都要經過實證才有意義,後來他建立相對論的過程當中,尤其是管相對論的過程當中,沒有實驗的基礎之上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最後他特別要求量子力學也是可以構造一種跟實驗無關的一種想法。最後,大家看來還是始終離不開他年輕時候的最革命的想法:如果一個東西是不可以證偽的話,那這個東西研究它是沒有意義的。

最後,我時間差不多了,我就回到「科學精神在中國」。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錢學森之問,溫家寶總理看望錢學森先生的時候問了一個問題,大家可能都沒有讀過原文,他講了這麼一句話,他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學術成就能夠和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為什麼這麼多年我們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他說民國時期還是有大師,這個問題部分就給出了答案。我就在思考,為什麼從解放之後到目前為止,饒毅可能不算,他按錢學森的標準可能還不一定是。我覺得可能是兩方面的原因,解放之後因為政治上的原因,我們處於一種封閉的狀態,與國際先進的水平沒有一種無時不刻的交流,沒有國際合作與交流,我們處於一種封閉的狀態。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拚命地發展經濟,這當然是好的,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種非常功利的、文化的氛圍,科學常常被當作職業與謀生的手段。我記得很簡單的一個事情,比如說在我剛剛回來搞量子信息的時候,很多人都說這個東西是偽科學、不靠譜,今天還有很多質疑,沒問題。但是後來這個領域慢慢起來之後,我聽說基金委收到的項目每年都在呈指數增長。本來完全不搞這個的,全部都跑到這裡面來搞這個,為什麼?從這個領域來講可能申請基金比較方便,可能能夠謀生。從這種角度上講,確實是科學當作功利的職業與謀生手段,這樣一來我們的就很難在創新上往前走一步。

第二,因為有這樣的文化之後,我們很難比較沉浸地做事情,我有時候公開跟大家發言的時候有幾個故事,在中國別人經常會問你最近有沒有什麼重要的成果?別人不太感興趣你具體做的是什麼東西,他總是希望你能夠發布一下新聞,或者發布一下重要的成果,我好幾次在歐洲的時候遇到哪怕是山村裡面的老太太對科學本身都很感興趣。

我有一次去度假,在大峽谷碰到一個80多歲的老太太。她覺得我是外國人,很高興跟我聊起來之後,她說他還讀過我的文章,只是沒有讀懂。只是對這個事情感興趣,她並不覺得你有什麼成就。從這個角度上講,我這麼多年也帶了很多學生,有歐洲的,也有台灣的、香港的和大陸的,我們大陸的學生也是非常非常好,但總體上來講,可能我們大陸的學生更加急躁一些,他們更希望能夠早點出成果,早點發文章,這是我比較之後得到的一個想法。

當然,我就說其實功利從來都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大家都知道楊振寧、李政道等是中國大陸出來的,還有香港出去的,中國的傳統文化當時是保留得比較好的,某種意義上來講,1948、1949年出去的人都還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現在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目前國家在倡導我們的文化自信,所以我們能夠回到一種比較從容和有知識分子貴氣的狀態裡面來,可能對我們未來的科技創新是非常有用的。

某種意義上講,除了讓大家對科學本身感興趣之外,確實目前國家和社會也在營造一種非常好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環境,就是要堅持開放與交流、國際化。同時,通過各種科普的宣傳,來加強大家對科學的興趣,能夠營造一種非常好的文化圖覽。

我非常認可劉總編在某個演講上講的東西,第一個要實事求是,我們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國家已經取得了一些很好的進展,確實不能盲目自大,晶元一卡脖子我們就使不上力了。另外,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國內的科研水平在近十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們在若干方向上取得了比較好的結果,我們也不只是只能模仿和跟蹤了,這個我是非常相信的。這兩年來,國際上對我們國內取得的一些工作還是給予充分的肯定。除了要回歸到一個自信的、比較從容的、比較淡定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問題:中庸之道是我們在科學發展上的一個大忌。我們做各種項目的評審當中,中國人很少覺得這個項目不好你會去批評它,哪怕你覺得不怎麼好,大家總是不說話,按照周成儒先生的觀點,你至少不說假話就不錯了,往往做不到問題當面指出。這一點我今天來到這裡還是要講一下,我還是很佩服饒毅教授,他膽子比較大,有什麼問題他都敢說。

另外,妨礙我們中國科技發展的一個事情,目前需要解決的就是:古時候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要麼我們思考特別大的問題,思考天人合一,這些人是不屑於具體把自然界的什麼東西搞清楚,要麼我們搞發明指南針、火藥,非常實用的,兩支隊伍完全拼湊不到一起。所謂真正的科學,需要從基礎物理的研究到應用基礎的研究到技術的研發,是一個全鏈條的、全方位的過程,要做好科技創新,沒有技術科學上難以發展,假如沒有望遠鏡你就不可能探索天文,我們把炸藥做出來之後別人做成大炮。從這種角度上講,我們一方面要發揚我們傳統文化的同時,我們要吸取西方科學理念非常好的地方,我們也許慢慢地要做到不那麼中庸,也慢慢地能夠強調既搞高大上的基礎原理的研究,也搞非常有用的技術的研發,這樣的話,才能夠把我們科學的創新走向一個新的層次。

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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