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傷認定離不開倫理考量

福建省南平市建陽第一醫院職工蔣玉玲，在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次日醫院判定其腦死亡，但家屬堅持治療，數天後她心肺死亡離世。《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家屬認為，蔣玉玲在48小時內被醫院宣布腦死亡，符合工傷認定規定。南平市人社局認為蔣玉玲發病後心肺死亡時間超過48小時，不予認定工傷。

法院兩次判決人社局敗訴，要求其重新作出行政決定，但人社局拒不執行，第三次仍作出不予認定工傷的決定。

這一事件，再次引發了輿論對「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不予認定工傷」這一法規條款的討論。理論上說，對工傷的認定，職工突發疾病後的死亡時間應存在一個具體標準。但規定的時間標準，該不該成為唯一標準，「48小時」搶救時間是否過短，都值得商榷。包括醫學界人士在內的社會意見認為，「48小時」的限制性規定有失人性化。很多時候，突發疾病職工經過48小時的搶救，能否存活，情況極不確定。由此導致了職工家屬的糾結，陷入選擇的艱難。

蔣玉玲的死亡，實際上存在兩種概念：制度上的非工傷死亡，事實上是工傷死亡。如何在制度原則與人性倫理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立法和執行層面都應深思。筆者認為，首先應該明確的問題是，造成職工死亡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不是因公？這應成為認定工傷的首要標準，而非僵化在「48小時以內」。其次，家屬因情感、倫理考量而堅持搶救，超出48小時死亡的，是否應本著人道原則、人性關懷精神，尊重家屬的情感權利？這應該是立法文明與人性化執行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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