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兆琦

什麼樣的人才能稱為隱士？

隱士是與「官僚」相對而言的，它的含義是說，這個人本來有道德、有才幹，原是個做官的材料，但由於某種客觀或主觀的原因，他沒有進入官場； 或者是本來做官做得好好的，後來由於某種客觀或主觀的原因而離開官場，找個什麼地方「隱」起來了，這就叫「隱士」。

當隱士的如果改變行跡，進入官場，這叫「入世」；當官僚的如果改變行跡，離開官場去當隱士了，這叫「出世」。

我們就從這一「出」一「入」上，也可以看出「隱士」與「官僚」的對應關係了。一般的農夫樵子是絕對不能稱為「隱士」的，試想，如果一億人裡頭有九千八百萬「隱士」，那「隱士」還能值錢么？

「隱士」和「官僚」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是一對面貌不同、服裝不同的孿生兄弟。它們彼此依存，有矛盾，也有聯繫，它們是被歷代統治者用來統治國家、統治黎民百姓的兩種政治勢力。這對於某些憤恨官場、誓死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人來說，似乎是有點委屈，但少不能勝多，點不能概全，就幾千年來滔滔汩汩的所謂「隱士」這種文化現象的總體而論，對其基本性質我們不能不下這樣一種嚴峻的結論。

中國最早的隱士是誰？

隱士的歷史，應該和「官僚」的歷史一樣久遠，應該是自從有了官僚，同時也就有了「隱士」。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的 「官僚」與「隱士」究竟是什麼樣子，今天說不大清楚，因為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資料，絕大多數都是封建時代的人寫的。這裡面儘管也寫了某些奴隸社會，甚至原始社會的人物、故事，但這些有的只是一種傳說，更有些完全是帶有個人目的、個人色彩的編造，所以可信程度很差。

中國最早的隱士，看來要算巢父、許由、王倪、善卷等人了。據皇甫謐《高士傳》說，許由是唐堯時代的人，唐堯想把天下傳給他，許由不僅不接受，而且還認為是唐堯這話弄髒了他的耳朵，於是趕緊跑到潁水邊上去洗。正當許由在潁水裡洗耳朵的時候，有一個人牽著牛到水邊來飲，這個人就是巢父。他問許由在幹什麼，許由把事情向他說了一遍。

巢父聽了很生氣，說：「你在河裡這麼一洗，不是把整個河水都給弄髒了嗎？那讓我的牛還怎麼喝？」於是便只好牽著牛繞到上游去飲了。這種故事大體都來源於《莊子》，是莊周學派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而編造出來的情節。司馬遷對此是不相信的，他在寫《史記》的時候，曾特意地加以辨明，剔出不要。

據《史記?齊世家》，姜太公一輩子懷才不遇，到處碰壁，直到七十多歲了還在渭水河邊上當隱士。有一天，西伯姬昌（即日後的周文王）要出門打獵，臨行前占卜，得到的解釋說這回獲得的將不是龍、不是虎，而是一位王者之師。結果周文王在渭水邊上遇到了姜太公，後來姜太公遂輔佐周武王滅掉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

關於伯夷、叔齊，據《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君的長子與三子。老國君死後，遺命傳位於三子叔齊。叔齊不受，讓位與大哥伯夷。伯夷也不受，兄弟二人遂一齊離開孤竹，前往投奔西伯姬昌。當時姬昌已死，周武王正載著其父西伯的靈位，出兵東下討伐殷紂。伯夷認為這是不仁不義的，於是前去扣馬攔阻。周武王不聽，終於滅掉了殷紂。

伯夷、叔齊賭氣地隱於首陽山，發誓「不食周粟」，最後竟自餓死了。伯夷、叔齊曾受過孔子的表揚，司馬遷認為可信，於是把他們寫在了《史記》「列傳」的第一篇。

隱士：隱居不仕？還是尸位素餐？

從遙遠的荒古到西漢時代，在這兩千多年中間，有記載的隱士是不多的。從這些有記載的隱士的政治態度上看，以厭惡官場，不與現實統治者合作的居多。也正由於他們人少，成不了什麼大氣候，所以歷代統治者對他們也沒有什麼一貫可循的政策，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滅。

儘管孔子也曾大聲疾呼過什麼「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但當時並沒有誰來理睬他。西漢末年，王莽篡位，這引起了許多官僚與士人的不滿，不少人紛紛離開官場去當隱士了，這在當時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問題，所以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很自然地就做起了「舉逸民」的工作。

《後漢書?逸民列傳》說：「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征賁，相望於岩中矣。」召集前一個王朝的反對派來為自己服務，既得實利，又獲好名聲，劉秀何樂而不為呢？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從國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優禮隱士的開端。但東漢王朝的這種做法並沒有維持多久，「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也就是說，從東漢後期開始，脫離官場，與現實政治對立的隱士又多起來了。

我們需要分清的是，西漢後期隱士的出現，是針對王莽篡位這一個具體事件而發，而東漢後期隱士的大批出現，則不僅是針對著某一個人、某一件事，乃是與一種時代潮流、一種社會風氣緊密相關了。東漢後期，前後兩次黨錮之禍使許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殺戮、禁錮，許多人被迫背井離鄉，東躲西藏，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這使當時很多人的心靈上都蒙了一層悲哀絕望的陰影。

同時，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大肆泛濫起來。接著又爆發了黃巾農民大起義，中國陷入了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的局面，社會更加動蕩不定了。在以上幾種因素的影響下，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們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傾向：一是頹廢沒落，沉湎於酒色荒淫；二是服食煉丹，幻想著飛舉成仙；三是脫離人世，鑽入深山野洞去當隱士。我們只要一讀漢末的樂府與文人五言詩，就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幾種傾向。

從這時開始，中國隱士的歷史逐漸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這以後不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們喜歡當隱士，而且即使是現任的政府官僚們也總愛以「隱士」相標榜。他們在其位，不謀其政，對國家的大事不表態，不關心。

這種行為如果在先秦、在漢代，會被人罵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晉或魏晉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行為不僅不受到斥責，反而會被人認為是一種「清高」，而那些操勞國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認為是「庸俗」。

這種局面的出現，是與漢魏之交、魏晉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開的，當時許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楊修、禰衡、何晏、嵇康、陸機、郭璞等，都是死在了當時的政治鬥爭旋渦中。為了躲避這種迫害，有些人躲進深山去當隱士，如孫登、董京等； 但也有許多人離不開官場，於是便整天喝酒、吃藥、談玄，反正不談論國事，不評論人物的優缺點，這種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為首的「竹林七賢」。

他們這種人也說自己是「隱士」，而且調門唱得比任何隱士都高。他們說「隱於山林」的是「小隱」，因為他們是害怕經不住紅塵的誘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岩穴之間；而能夠「隱於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隱」，因為他們內心修鍊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擾與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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