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危機揭示了強人統治的危險

原標題：土耳其危機揭示了強人統治的危險

強人也認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救星。但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成為定時炸彈——那些不明智的人，才會把未來押注在他們身上。　

土耳其與美國敵視

來源：大西洋月刊 作者： Vance Serchuk 花滿樓/譯 據鈍角網

這似乎是發生在埃爾多安身上的悲劇：他控制程度越高，他的決策就變得越反覆無常、越魯莽。此外，隨著土耳其總統周圍核心圈子的縮小，有能力的技術官僚日益讓位於無能的親信和唯唯諾諾的人，而用於根除腐敗和犯罪的非凡手段則淪為了新的、甚至更為壯觀的腐敗現象的尋租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強人政治中，自我糾錯也變得越來越難。因為高層只能聽到自己想要聽到的信息，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即——強化錯誤，而非逆轉錯誤。

最近的六個月來，世界大經濟體之一的土耳其深受危機，引發了大眾對金融危機蔓延的擔憂。自今年春季以來，土耳其貨幣貶值，通貨膨脹率飆升，這種情緒傳染給了阿根廷、印度尼西亞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然而，從土耳其最近的動蕩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警告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不如說是政治上的：即押注於強人統治的危險。

事實上，對土耳其將導致全球經濟崩潰的擔憂是錯誤的。與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當時泰國貨幣崩潰引發了地區動蕩)不同，土耳其的問題與其說是發展中的新興國家的系統系弱點，不如說是土耳其特有因素的衍生。這些因素包括：政治化的貨幣政策、高赤字(G20發展中經濟體中赤字最高的國家)、民營領域外幣債務高築(在新興市場中最高)，以及陷入與華盛頓的敵視，目前已升級為制裁。

然而，儘管來自土耳其的金融溢出風險引發了引人矚目的新聞風暴，但土耳其政治模式擴散的根源才是更大的危險。事實上,統治著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一直站在全球趨勢的風口浪尖。正如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從葡萄牙到韓國，分別結束了獨裁統治，並最終推翻蘇聯帝國——然而，在過去的15年里，全世界都出現了強勢政權的崛起。

埃爾多安何以再次成為土耳其獨裁者?

在這些再次出現強權統治者的國家中，政府權力已經變得高度個人化——壓倒性地集中在一個單一的，有英雄色彩的統治者身上，他試圖直接控制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這些領導人及其支持者力圖證明這種全面的權威是推動國家前進的唯一途徑——通向國家強大和革新的道路。

近年來，在全球各個角落都出現了向強人政治的轉變的現象，與地理或文化無關。伊斯蘭保守派埃爾多安是其先驅者之一，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與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委內瑞拉已逝世的烏戈·查韋斯一起出現。但今天它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展——從匈牙利的從歐爾班·維克多到到菲律賓的羅德里戈·杜特爾特。

當然，強人政治的崛起與過去15年全球發生的民主制度遭到侵蝕有著有機的聯繫。但實際上，強人政治模式的的影響比這更廣泛，不僅讓俄羅斯和埃及這樣的民主國家感到生機勃勃——在那裡雖然有選舉但是是被操縱的——而且也改造了像沙烏地阿拉伯這樣毫不掩飾的威權政府。十年前，利雅得以一種集體的、制度化的領導為特徵，但自那以後，它已不再以這種領導力為特徵，反而更青睞一位對國家方向具有決定性發言權的最高決策者。

有許多因素促成了強人政治的傳播。然而，最根本的是人們認為這種模式是可行的。理由是，雖然人權和公民自由都很好，但是當世界陷入緊急狀況的時候，有人需要站出來負責——一個強硬的人。鐵腕人物可能傾向於過度行為，但他們有勇氣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而另一種選擇似乎是陷入僵局和停滯，由此不難看出這些論點為什麼會獲得支持。

此外，這種邏輯的誘人吸引力不僅限於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許多西方權威人士和投資者——包括一些全球化的擁躉，他們憎恨特朗普或法國的馬琳·勒龐等人—— 雖然他們在現代化的獨裁者面前都有著屈服的記錄，特別是那些出席達沃斯論壇的人，他們端著PPT，承諾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打擊腐敗以及利潤豐厚的基礎設施項目。但事實證明，開明專制對自詡為自由主義的人士也具有說服力，尤其是當專制主義在別的國家存在時。

在埃爾多安多年的統治下，土耳其提供了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強人政治成功的故事。當然，早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獨立的媒體機構就開始關閉，約在同一時間，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逮捕退役軍官的事件。然而，正如在此期間，克里姆林宮的批評者都遭到神秘謀殺一樣，這樣的事件很容易被認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異常現象。更重要的故事是，通過這兩個事件，這些國家最終擁有了有能力、有魄力的領導人，他們被委以重任，有能力將這些國家從長期的低迷狀態中拉出來。

實際上，在埃爾多安執政的第一個十年期間，土耳其經濟高速增長，通貨膨脹下降，人均收入成倍增加;政府吸引了一些國家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西方投資者紛紛湧入;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將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並視國際舞台上有前途的合作夥伴。

埃爾多安

然而，集權就像食慾，往往會隨著進食而增長。並且權力越集中，就越不可捉摸。與此同時，個人化的統治幾乎總是會顛覆那些為健全的公共政策和經濟活力真正提供長期基礎的機構：如，獨立、專業的司法機構;新聞出版自由;以及與政治無關的、合格的公務員; 監管機構和安全服務機構。

不出所料，結果是，儘管鐵腕政權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取得成功，有時甚至令人眼花繚亂，但它們最終掩蓋不住它們本應解決的問題。

一個強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一個國家?

這似乎是發生在埃爾多安身上的悲劇：他控制程度越高，他的決策就變得越反覆無常、越魯莽。此外，隨著土耳其總統周圍核心圈子的縮小，有能力的技術官僚日益讓位於無能的親信和唯唯諾諾的人，而用於根除腐敗和犯罪的非凡手段則淪為了新的、甚至更為壯觀的腐敗現象的尋租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強人政治中，自我糾錯也變得越來越難。因為高層只能聽到自己想要聽到的信息，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即——強化錯誤，而非逆轉錯誤。

最近幾個月土耳其的這種動態特別明顯，雖然埃爾多安長期以來一直持反對高利率的觀點並多次阻止央行在金融危機達到臨界規模之前實施加息——但在兩周前，土耳其央行終於成功大幅加息，但人們對其獨立性的疑慮依然存在，尤其是埃爾多安本人，他將加息視為一種勉強的讓步，他可能隨時退出。

其他地方的強人政治的粉絲會認為土耳其的動蕩只反映了埃爾多安獨特的個性,因此不涉及自己的心儀的領袖,他們總是被描述為更為克制、更為深思熟慮,更自律。

也許吧，個體在歷史上確實很重要，也並非每個強人都註定要失敗。

但困擾土耳其的問題不是隨機的或偶然的。相反,正如專制政權和經濟癱瘓出現在蘇聯實際上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直接後果——而不是像頑固的擁護者所說的那樣，只是實施中的錯誤，在土耳其，個人化的政府系統往往會產生同樣的病態。

把埃爾多安描述成新的奧斯曼蘇丹已成為一種時尚，就像俄羅斯總統與俄國沙皇的比較。對於這些領導人的支持者，甚至他們的許多反對者來說，這些歷史典故喚起了他們的權力欲，暗示著他們正在復興各自國家輝煌的帝國歷史。

不過，有必要把這個比喻延伸一下，讓我們回想一下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命運。的確，無論是在彼得堡的羅曼諾夫王朝，還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朴特，個人獨裁都是虛弱無力的根源，而不是力量，尤其是當這些政權與西方直接競爭時。一個愚蠢的蘇丹或沙皇——其中相當多——可以使系統癱瘓幾十年。即使是那些優秀的國家，也從來沒有弄清楚如何使他們試圖建立的強大的現代國家與他們決心為自己保留的專制特權相調和。

結果，就像現在一樣，儘管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會帶來充滿希望的進步，但這些努力遲早會因產生這些政體的個人化本質而遭到破壞。

在歷史的某個時刻，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希望寄托在某個強人上，而不是機構上，並將其作為成功的秘訣。強人也認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救星。但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成為定時炸彈——那些不明智的人，才會把未來押注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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