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起義反秦真的是因為官逼民反、忍無可忍嗎？
擁有姓氏和表字的陳勝，本身是秦朝二十等爵制約束下的「政權基本盤」的一份子，作為一個應有「不更」以上爵位的體制受益者，他的生活再苦，也不會比秦朝社會最底層的奴隸、刑徒、債務奴更凄慘。
從這個意義上講，稱他為「農民起義」還真不為過，在秦朝社會之中，沒有吏職，又非賈籍、奴隸、刑徒、居貲的有爵者，才有資格稱為「農民」，在他之下，連人都不算，只能算是「財產」，無非是分「國家財產」還是「私人財產」罷了。
促成陳勝走向反體制道路的原因，當然不是什麼「苟富貴勿相忘」的所謂性格分析，但凡好好讀讀《史記》就能發現，戰國、秦、漢的世風一直如此，毫不諱言對富貴的渴求，希望獲得現世的顯達，只有賣雞湯的才會把這點事兒翻過來調過去地吹。
真正的關竅有兩條：
其一，秦制自身固有的包含自我毀滅的源代碼；
其二，秦朝基層官吏不堪重負導致的全面離心。
秦制的自我毀滅傾向，三解在《一篇文章看盡「暴秦」的興與亡》已有論述，其根本癥結即在於秦法體系下，只有兩個元素是不變的，而其餘的元素均是資源化的。
兩個不變的元素是「紙上的君主」和「紙上的官僚組織」。
嚴格來說，法家理想狀態下的社會中，君主是虛化的，這一點與儒家的「聖王垂拱而治」的理想狀態無限近似，即君主只是一個「崗位」，一個「角色」，而非一個人格化的「人」，唯其如此，君主的人慾才能對整個制度運行影響最小。
而以丞相為首的「官僚組織」，則依據紙上的律令程序來進行公文的上傳下達，形成完美的自體循環，最完美的狀態即所有人都是螺絲釘，可以隨意替換，不受成員賢愚的影響，哪怕是丞相，也只是一個非人格化的機器。
兩者之間形成的合作聯盟，就是秦法體系下的「核心利益」和「系統核心」。
在「系統核心」之下，是「資源供體」，即包括二十等爵制結構下的編戶齊民，賈籍、百工、七科謫，以及各種官奴隸、刑徒、債務奴隸的所有「被統治者」。
簡言之，秦國、秦朝社會是一個完美的「官—民二元」結構。
正如三解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功臣名將的下場如何？》一文中早已討論過的，秦制下的列侯封君本質上與一個「公卒」並無不同，都是「官」統治下的「資源」，只是資源化的方式和程度依據法律規定有所區別，「出錢」、「出糧」的同時還要「出命」。
而無論秦、漢，制度概念下的「吏」都是盡量避免「出命」的，而且逐步走向不用「出錢」、「出糧」。
這不僅僅是分工不同，更是「權力」的區別，注意，不是「權利」，在秦、漢體制下，只有君主擁有「權利」，其他人作為人都是殘缺的，所以哪怕尊如丞相、列侯，上書時一樣自稱「昧死」、「待罪」。
權力，恰是標識兩個階層的基本元素，一個是管人的，一個是被管的。
而在被管的人里，又人為地進行區分，區分的標準就是需要「無償貢獻」的多少，在二十等爵制下的編戶民中間，不同的爵位劃分著賦稅、徭戍、徭使的義務的多少；在奴隸、刑徒、債務奴內部的分級下，決定著無償奉獻勞力的多與少，有的活重，有的活輕。
最重要的是，兩者之間可以通過軍功爵、犯法互相轉化，編戶民可以墜落為賤民，賤民也可以爬成編戶民，只不過難度完全不同，犯法易，得爵難，反而變成了一層階層墜落的「單向膜」。
在現實中，「君主」當然是穩定的、超脫的，犯法也不會下台，可「官僚組織」卻必然與社會產生關係，也就是說，「系統核心」外的「人格化」的角色會出入這個系統，以他人格化（個體編戶民）的身份完成階層墜落。
也就是俗話說的，鐵打的硬碟，流水的兵。
這樣一個體系，我們假設其所有的環節全部一絲不苟地無限期運行，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在真正的長時段觀察里，它就可以簡化為一個踢人下車的過程：
最先被踢下車的是官奴隸、刑徒和債務奴等「賤民」；
緊跟著被踢下車的是低爵者，因為他們的有限收入沒法支付巨額的「贖刑」成本，只能淪落為「賤民」；
再接著被踢下車的是「富戶」、「商賈」，他們雖然有錢「贖刑」，卻要承擔之前跌落的低爵者留下來的「血稅」，人力資源的匱乏讓他們必須填補空白；
再接著被踢下車的是高爵者，他們雖然傳承著軍事知識，是高級軍官的溫床，卻不可能在缺少士兵的情況下打勝仗，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又會在幾代後淪為低爵者；
最後被踢下車的是官吏們，整個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監獄，他們已經沒有人可以「管理」。
所以，秦制本身就是「饕餮」，它的血盆大口在吞噬一切資源之後，還會吞噬自己的身體。
這種自我毀滅的邏輯，又會因為不同階層的「互相交叉」而加速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