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毀東漢帝國的四次叛亂：羌亂背後的涼州豪強黑手

原標題：摧毀東漢帝國的四次叛亂：羌亂背後的涼州豪強黑手

外戚、宦官、羌亂堪稱東漢後期的三大痼疾，如果說外戚、宦官亂政的更替標誌著東漢皇權在中央層面受到世家大族的嚴重侵蝕而衰落。那「羌亂」的反覆爆發絕不是簡單的民族戰爭，其實質是涼州地方豪強借「羌亂」之手與東漢朝廷的利益博弈，造成了對東漢正常地方統治秩序和中央集權的解構，關西豪強與關東士族聯手埋葬了東漢王朝。

▲東漢中後期的涼州

公元110年，當第一次大羌亂如火如荼的在涼州爆發，東漢公卿正在為是否放棄涼州爭執不下時，郎中虞詡在勸說太尉張禹不能放棄涼州之時，張禹擔心的是涼州的得失，而虞詡擔心的是一旦放棄涼州，涼州豪傑趁勢起兵，關西將不復東漢所有（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捲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三〕。」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敘州一旦有囂、述之變，），虞詡的憂慮不到80年就成為了現實，黃巾起義後的第四次大羌亂涼州豪強正式從幕後走向了前台，韓遂、馬騰(馬超)起兵後割據關西達30年，直到公元215年被曹操徹底平定，虞詡沒有料到的是因東漢羌亂不斷而不得不重用的涼州豪強借羌亂掌握了武力，形成了涼州軍閥集團，靠平羌亂起家的董卓進京更直接導致了東漢王朝的實際覆滅。

一、羌亂前世—涼州豪傑與東漢統一的完成

學界普遍認為成真正規模的羌亂從漢安帝在位的107年開始，或者從漢章帝時期開始，如果從涼州豪傑借羌族勢力與中央博弈的角度出發，甚至可以說在東漢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就遇到過嚴重的「羌亂」，劉秀竭天下之力，舉國動員，三次親征耗費近五年的長期戰爭才勉強平定了隗囂集團，而東漢統一天下也只用了十五年的時間，在拉攏涼州另一割據勢力竇融集團歸附的過程中，劉秀最後給予了這一豪族與南陽豪傑幾乎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出身河西集團的竇、梁二族的榮光足可以與出身南陽的鄧、陰二族相比肩。

以隴右豪傑為核心的隗囂集團選擇了頑抗而灰飛煙滅，隗囂落得舉族被誅的悲慘下場（」峻與諸隗徙關東。頃之，隗純將數十騎亡入匈奴〔四〕，追斬之。），劉秀重用酷吏樊曄整治隴右豪傑十四年（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這是對涼州豪傑的強硬。選擇歸附入朝的竇融河西集團，則充分展示了劉秀對涼州豪傑的籠絡，竇融官拜司空、食四縣，子侄孫三人皆尚公主，被稱為：「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其實如果稍加分析，很難說同出身於涼州豪傑的隗囂與竇融成分有什麼區別，甚至可以說隗囂有起兵反王莽、歸附劉玄安漢的大義名分，是西漢之孤忠。而涼州豪傑中最後在東漢安享榮華的竇融、馬援是徹頭徹尾的王莽政權餘孽，竇融是王莽從弟司空王邑的小舅子，是使劉秀名震天下昆陽之戰中的死敵，宣稱當今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的馬援曾是王莽政權的漢中太守，如果說隗囂先附劉玄、劉秀、後附公孫述是首鼠兩端竇融更堪稱那段亂世歷史中的變色龍，先附王莽、後附劉玄，據出土漢簡，當赤眉入關，竇融在河西使用建世政權年號，歸附赤眉，後附隗囂，最後才歸降劉秀。如果說相似之處就是在羌戎雜居的涼州，隗囂，竇融皆以善撫羌眾著稱，涼州豪強與羌戎的合流在西漢末就可見端倪（隗囂：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竇融：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學界皆言東漢政權從建立就是豪強聯合政權，劉秀對涼州豪傑的實用主義策略，未進行必要的大清洗埋下了涼州分離傾向的禍根，一旦有變，涼州的動亂或不可避免。

二、東漢羌亂與涼州武將群體的崛起

從漢安帝後，涼州地區開始爆發類似周期性的羌亂，大規模的大體有四次，漢安帝時期（公元107年—公元118年）的第一次羌亂、漢順帝時期（公元139年-公元145年）的第二次羌亂，漢桓帝時期(公元159年—公元169年)的第三次羌亂，漢靈帝時期（公元184年—公元214年）的第四次羌亂。爆發於107年的第一次羌亂充分顯示了東漢在涼州地區統治的虛弱，四分五裂、互不統屬的羌人部落以木為兵，揭竿而起，叛亂迅速擴大，執政的鄧太后以其兄鄧騭為主帥，從關東大規模調兵進行鎮壓，結果接連大敗，羌亂深入漢中、東犯魏郡、四川、殺太守、斷隴道、百姓死者不可勝數（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歷經十餘年的艱苦作戰，羌亂由盛轉衰，局面終於穩定、東漢為平定羌亂耗費達240億錢，東漢戶口從羌亂爆發前的5300萬人（公元105年）下降到羌亂後的4800萬人（公元125年），東漢極盛的局面徹底結束。（自羌叛十餘年閑，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並涼二州遂至虛耗。）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朝廷在平定羌亂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對涼州地方的態度一是有棄涼州之議，提出將涼州邊民全部內遷，所用涼州地方官吏多為關東人（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八〕，故爭郡縣以內遷〔九〕。至遣吏兵〔一０〕，發民禾稼，發徹屋室〔一一〕，夷其營壁）。二是儘管屢戰不利，東漢中央仍堅持從關東調兵鎮壓（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而不就近啟用涼州豪傑，這未嘗不是鎮壓羌亂花費巨大的重用原因。棄涼州、內遷邊民之議因東漢擔心涼州豪傑造反而作罷，仍清晰的反映出東漢內部東西的嚴重隔閡及關東朝廷對關西豪傑的忌憚。

隨著羌亂的反覆爆發及東漢國力的日衰，以漢順帝時期的第二次羌亂後期征西主將馬賢(平定漢安帝、漢順帝前期羌亂的功臣)陣歿為標誌，東漢朝廷不得不開始啟用涼州地方豪傑來應對羌亂，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涼州三明」即皇甫規、張奐、段熲，歷史上的名聲皇甫規、張奐遠好於段熲、就出身而言皇甫規、張奐皆出身於涼州豪族宦門之後，而段熲先世在涼州不顯，但就平定羌亂忠誠、盡職而言段熲遠強於皇、張二人、皇甫規、張奐作為平羌主將卻主撫、結果羌人屢叛屢降、屢降屢叛，涼州豪傑作為一個群體與東漢朝廷離心離德、陽奉陰違已初步顯現，皇、張二人的作為可以說是邀名玩寇（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后，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而出身較低的段熲或出於立功的考慮，當時忠誠於東漢朝廷，最終高效的完成了平羌之任，只耗費了四十餘億錢（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被東漢中央壓制百年的涼州豪傑群體終於憑藉平羌的契機再次擺脫了束縛，走上了歷史的前台，隨著東漢朝廷的進一步腐敗和衰落，在面對復起的羌亂和中原的起事時，東漢越來越依賴於涼州豪傑的武力，如果說涼州三明是涼州武將崛起的第一代、那皇甫嵩、董卓可以說是涼州武將的第二代、在隨後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涼州軍閥、不僅實現了割據涼州，更入京上洛，直接以武力顛覆了東漢朝廷，東漢對涼州豪傑的依賴事實證明是在飲鴆止渴。

三、第四次羌亂涼州豪傑割據的形成和董卓進京

漢靈帝時期無論是討伐鮮卑檀石槐、還是鎮壓黃巾起義皆高度依賴於涼州豪傑的武力，公元184年爆發了第四次羌亂，與前幾次羌亂不同之處在於，隨著東漢統治秩序的崩潰，身在幕後的涼州豪傑再無顧忌，走上了前台，和起事的羌人合流，並迅速掌握了動亂的領導權，以韓遂、馬騰為代表的涼州豪強實現了割據的夙願，之後無論是皇甫嵩還是張溫的討伐都收效甚微，涼州成為黃巾起義後第一個實現事實獨立的地區，成為東漢統治徹底瓦解的先聲，涼州的割據直到三十年後曹操的西徵才告終。（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征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余，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三國演義》電視劇中的董卓

在鎮壓黃巾起義和涼州羌亂的過程中，崛起了兩個最重要的涼州武將皇甫嵩和董卓、如果說皇甫嵩對東漢朝廷尚屬忠誠、早在漢靈帝末期、董卓已是驕橫跋扈、公然抗命著稱於世。公元189年漢靈帝逝後，由於外戚何進與宦官矛盾激化，董卓抓住機會進軍洛陽，控制朝政、廢帝殺後，東漢公卿甚至把董卓麾下的涼州軍士都稱作羌胡雜種、在關東士人的意識中，鎮壓羌胡起家的涼州軍閥竟已與羌胡無異，隨著關東聯軍和涼州軍閥的交戰，漢獻帝被董卓挾持遷都長安，東漢朝廷已徹底名存實亡，涼州軍閥最終敲響了東漢王朝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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