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為何都不顧惜國運執意要保全朝鮮？朝鮮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明清兩朝曾為了保全朝鮮，均不惜以國運相賭。明朝末年，崇禎皇帝在已經面臨清兵侵犯的危急關頭，聽到朝鮮東邊邊境吃緊的消息，急命總兵陳洪範調兵前往救援。「當是時，天子內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屬國之擾，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於骨肉之邦也！」然而，明朝留給自己的命運，卻是崇禎帝的煤山自盡和社稷覆亡。至於清朝，亦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甲午」一役後國祚終焉。正如有學者所說：「清室也和明室一樣，為了保護朝鮮，不惜賭國運與日本一戰，結果不幸失敗。在朝鮮被日本合併的次年，清朝也亡了。」
是什麼心結讓我們的祖輩為這個近鄰傷筋動骨，不勝煩惱？看看明朝萬曆二十年朝廷內的一場爭論，有助於為我們揭開這個心結。
萬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的實際統治者豐臣秀吉投入兵力約十五六萬人，大小艦艇七百餘艘，渡過對馬海峽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陷釜山，二十天攻破王京，六十天佔領平壤。走投無路的朝鮮國王急遣特使前往明朝請援，「請援之使，絡繹於道」。對於是否要大舉興兵入援朝鮮，當時在明朝官員內部引發了一番激烈爭論。
在這場爭論中，以兵部尚書石星為代表的主援派，認為「朝鮮倘險，螫必中遼，則固我藩籬，壯彼聲勢，亦勢不可已。」他們指出，豐臣秀吉之圖朝鮮，其意實在中國。「朝鮮固，則東保遼東，京師鞏於泰山矣。」「倭奴本情，實欲戰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得已也。」而以兵科給事中許弘綱為代表的反對派，則出於對當時國家利益的深切憂慮，此時的明王朝，由於寧夏總兵官哱拜的叛亂，消耗了明朝大量的軍力、物力。如若東、西兩線同時用兵，其後果無法不令人擔憂，「歲荒民窮，邦本奈何，此其憂不在邊境，而在宗社也。」而一敗塗地的朝鮮，不僅無兵，甚至連糧餉都需明朝軍隊自備，如此巨大的經濟消耗，將給國家財政帶來極大的壓力。
從這場爭論來看，無論是主援派還是反對派的意見，都是從「國益」角度來考量的，但爭論雙方中的「字小」倫理擔當，亦無疑構成了萬曆神宗皇帝聖裁的重要促成因素。何謂「字小」？「字小」源自「事大字小」之說。「事大字小」是儒家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觀念，意即大國對小國以仁，小國對大國以忠、以順，體現大小、上下、尊卑的關係。「事大」理念廣泛存在於中國歷史上，中國古代王朝對外關係的主要內容，是與周邊亞洲國家的關係，其基本特徵是朝貢外交。
美國人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說，中國用以調整與外國關係的納貢制度，是將儒家關於家庭的道德規範應用到了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中國，即佔優勢的「中國」，為處劣勢的納貢國所圍繞，這些納貢國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當服從、尊敬他們的父母那樣，小國也須如此對待中國。具體地說，這表現為，小國定期派出納貢使團，向中國皇帝奉獻禮物並表示敬意，其中，還包括磕頭，即三跪九拜。派出這類使團的次數，各國不同，取決於和中國的接近度，如朝鮮，一年數次，而緬甸或寮國，則每10年一次。就此可以看出，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建立最早，來往也最密切。因此，明朝把朝鮮列為藩屬國的榜樣，朝鮮對明朝行「事大」之禮，明朝則對朝鮮採取「字小」之策。
事實上，朝鮮君臣在向明朝的乞師求援中，也在處處巧妙運用這種「事大字小」的倫理關係，以謀取請援大計的成功。朝鮮國王李昖不顧群臣反對，毅然棄京逃往北部與明朝接界的寧邊道，數度聲言「予死於天子之國可也，不可死於賊手」，「與其死於賊手，無寧死於父母之國」。他的理由無非是說，朝鮮今日之難，並非自身的問題，而是由於堅守「事大」之節，竭盡藩屬之責所致。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明朝也要履行「字小」之義。就這樣，朝鮮從「扶危字小」的倫理層面，將明王朝拴到了自身的利益戰車之上。
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皇帝決定出兵援朝，明軍兩度發兵，歷時六年，十多萬官兵浴血朝鮮大地，近三萬名死亡的明軍官兵耳朵鼻子被日軍割去，掩埋於日本國京都市耳（鼻）冢。萬曆朝鮮之役最終以中朝勝利而告結束。這場關涉三國、影響深遠的區域戰爭，中國歷史上多稱之為「萬曆朝鮮之役」，朝鮮稱為「壬辰、辛酉倭亂」，日本則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這場戰爭起於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終於明朝入援朝鮮及明、朝鮮軍民的協力抗倭，其中明朝的出兵應援，無疑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
對於明朝的出兵應援，在萬曆君臣的理念中，不失為一份「扶危字小」的責任擔當，更被當時的朝鮮王朝視為恩深如海的「再造藩邦之恩」。這場戰爭對於當時東亞局勢有著深遠影響。明朝由於國力大耗，短期內無力進剿後金力量，只能坐視努爾哈赤政權日益強大，最後對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豐臣秀吉的大陸征服計劃失敗，但日本國內不少思想家及統治者卻不斷鼓吹其計劃，宣揚其思想，致使日本對外擴張思想在此後300多年間延綿不絕且日益猖獗，最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對近代中國危害甚大的「大陸政策」。
按照傳統的朝貢外交模式，清朝與朝鮮延續了「事大字小」倫理關係。每年的元旦、冬至和清朝皇帝生日，朝鮮都定期遣使到北京致賀。遇皇帝即位、受尊號、冊立皇后、建儲、平叛等大事，朝鮮也必定派遣賀使。如有多國賀使到達北京，通常都會安排朝鮮最先覲見。清廷對朝鮮國內王位更替、立儲封后等大事，亦照例遣使。17世紀末，朝鮮連年饑荒，清朝即從東北調運大批糧食前往救濟，同時還海運了3萬石大米至朝鮮。康熙帝為此撰寫了《御制海運賑濟朝鮮記》。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評價中國納貢制度時說，納貢制度成功保證了中國漫長的邊疆一帶的和平與秩序，但是中國人的這一成功恰恰促成了他們的毀滅。因為納貢制度的成功，使中國統治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相競爭的國家或政府的世界體系的中心，納貢關係是他們唯一承認的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形式。而西方世界諸國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對他們來說，卻是難以理解的。誠然，與前代相比，明清兩朝尤其是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的具體內容出現了很大變化。其主要表現為，就是交往範圍擴展到歐洲諸國，與周邊亞洲國家關係的重要性則正在逐漸消弱。對此變化，清朝統治者認識是十分模糊的，仍然長期用朝貢外交的眼光看待世界各國關係，從而使自己在對外交往中日益被動。
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清兩朝與朝鮮之間的封貢關係是一種以小事大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國家或者王朝之間的關係。但我們也應當看到，明清兩朝與朝鮮之間的封貢關係主要地體現於禮儀上的不平等，而就實質內容來看，明朝雖然對於朝鮮國王及其世子（王位繼承人）實行冊封，但明朝對於朝鮮國王的繼承等內政問題並不干預。清朝在「天朝」尊嚴得到滿足的前提下，在原則上也是不干預朝鮮的內政。同時，我們更要看到，中華民族對朝鮮民族的巨大援助和犧牲。中朝間強韌的倫理紐帶，延續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據統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共有十八萬三千一百零八名志願軍將士為朝鮮人民捐軀。三千里江山依舊，卻代之以十數萬官兵不歸！
想明清兩朝，朝鮮一向深受漢文化影響，有「禮儀之邦」之美稱，處理對華關係小心而得體。在對明清兩朝關係中，朝鮮「恪勤事大之禮，深被字小之恩」。當時明朝亡國後，朝鮮君臣出於對明神宗「再造藩邦」之恩的懷念，仍在清朝入主中原後建立「大報壇」而予以紀念。歷史事實充分顯示了明神宗這次對朝鮮「字小」行為的深遠影響，也充分顯示了朝鮮王朝和人民對明王朝和中國人民的感激和尊重。然而，時過境遷，三百年前的「事大字小」之勢早已是昨日黃花，然而今日之事是否還隱含著了某些難以言說的「倫理」與「國益」的情理糾結呢？這個誰也說清楚，只能靜待將來有人給出正確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