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之死：改革結束，革命開始

撰文：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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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義於菜市口，這宣告戊戌變法的徹底失敗。不過，事後梁啟超卻認為，戊戌變法是一場成功的政治運動。那麼它成在哪裡呢？它開啟了改革之門，還是革命之門？就譚嗣同之死而言，答案毋寧是後者。戊戌年的譚嗣同一度糾結於改革與革命之間，最終他選擇為改革而赴死，同時為革命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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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有為定性為革命派，會引來一些爭議，相形之下，把革命派的標籤貼到譚嗣同頭上，無須一絲猶疑，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革命派，連革命黨人都願為之背書、認證。1912年9月16日，應袁世凱之邀北上的黃興，在北京湖南同鄉會舉辦的歡迎會上致辭道：「中國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譚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後有馬福益、禹之謨諸君子。萍醴之役，廣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幾。又如陳天華、楊篤生、姚鴻（宏）業諸君子，憂時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雖異，所死之目的則無不同。兄弟繼諸先烈後奔走革命，心實無他，破壞黑暗專制，躋我五族同胞於平等之地位而已。」這則直接把譚嗣同納入革命譜系，並視之為源頭，推許之高，有如革命先驅。

若謂黃興之言有「湖南人共同體」之嫌，且來細細觀測譚嗣同其人。判斷一個人的政治派系與政治觀，標尺無非兩點，一理念，二行動，所謂察其言而觀其行是也。譚嗣同的政治理念，歸結起來，一是反傳統，二是反專制（君主），三是興民權，四是排滿，五是暴力革命。這五點，前三點與戊戌年前的康有為相近，後兩點則判然有別。其實相近之處，亦有差異。譬如康有為宣傳民權，講究托古，假借孔子之名，雖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不過終究難以割捨，他對中國傳統的態度，也是在愛恨之間。譚嗣同則不然，其代表作《仁學》，以摧枯拉朽、犁庭掃穴之勢，幾乎把中國傳統一掃而空之，試看這樣的言論：「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如此歇斯底里，康有為再極端，怕也寫不出來。順道說一句，譚嗣同的歇斯底里，近乎時代氣質，如嚴復論中國風氣：「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再說反專制（君主）。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使用的是移花接木之術，把堯舜從君主改裝為民主，稱「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又雲「孔子撥亂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為了規避政治壓力與風險，為了讓更多受眾接納其學說，這般托古改制，借古諷今，無可厚非。譚嗣同則不屑這些花活，他直言道：「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這一觀念，說民本主義也好，說民主主義也罷，至少比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更進一步。再者，《仁學》曾引用法國人的民主口號：「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並盛讚「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正可見譚嗣同反君主專制之徹底，以至極端。

我們屢屢說到《仁學》，這究竟是本什麼書呢？梁啟超把此書稱作康有為思想的投影或註腳：「《仁學》何為而作也？將以光大南海（康有為）之宗旨，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為宗旨，以大同為條理，以救中國為下手，以殺身破家為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而烈士（譚嗣同）者，即實行此語之人也。」這未免有些張大其詞。對於康有為，譚嗣同的確頂禮膜拜，奉若神明，在致其師歐陽中鵠信中盛讚「南海先生傳孔門不傳之正學，闡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還一人，孔子之外無偶」，比作「一佛出世」，「不以師禮事之，復以何禮事之」。不過論思想，並不全部因襲，而有超越的一面。其超越，一在對西學的涉獵，二在批判傳統與現實的深度與烈度。要言之，譚嗣同遠比康有為激進。恰因過於激進，《仁學》成書之後，不敢刊行，「著成後，恐駭流俗，故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那麼這本書到底激進到什麼程度？譚嗣同就義之前，把《仁學》書稿託付給梁啟超，翌年，梁啟超將書中部分章節刊於《清議報》——還是不敢全部公開發表——並在《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中表示：「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當時以開明著稱的張謇，則斥《仁學》「創雜種保種之說，謬妄已甚」。這兩種論調，貌似對立，實則指向同一點。

《仁學》的貢獻，即在激進批判，論及建設，則無足觀——以譚嗣同的性情與學力，註定難以從事建設性的工作。同時代批判中國傳統的人物，沒有人比他更勇敢、更猛烈。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晚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復生是譚嗣同的字。當然錢穆稱頌譚嗣同，關乎其個體經驗。十六歲那年，他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因故退學，住在療養室，從室友枕下得到《仁學》，徹夜閱讀，大受震動，早晨起來便剪掉了腦後的辮子，以示與清朝一刀兩斷，《仁學》的魔力，竟強悍如斯。

辮子是滿族人的髮型，極具政治象徵意義。由此來說排滿。戊戌年前，康有為號稱「保中國不保大清」，按理說，不保大清，應暗含排滿之意，不過康有為並未明示，至少在其公開言論之中，幾無蛛絲馬跡。相反，譚嗣同《仁學》，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所述，「鼓吹排滿革命也，詞鋒銳不可當」。譬如稱古代的暴君，只是以天下為其私產，滿人「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為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噬。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厘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並稱滿人不僅作惡，而且禁止國人記述、談論其累累惡行：「《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宰擄掠，莫不如是。」「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他甚至還抨擊曾國藩等為罪人，「可謂大愚」，因為他們拯救了大廈將傾的清朝。

《仁學》提到《揚州十日記》，這是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記載清軍攻陷揚州、屠城十日的一本書，約八千字，讀之如游地獄，令人或毛骨悚然，或悲憤填膺。因此書詳細記錄了清軍血債，故而有清一朝，都被列為禁書。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主持時務學堂期間，「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梁啟超還留下一則批語：「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在守舊派眼裡，這便是如鐵罪證。後來曾廉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啟超，曾有「論《揚州十日記》，則指本朝用兵為民賊，令人髮指眥裂等語」。

給學生閱讀《揚州十日記》等禁書，激發排滿之心，已屬革命行動。說到行動，則顯出譚嗣同與康有為的最大區別。前面說過，康有為的革命行動，名曰「和平革命」，主要有兩種手段，一宣傳民權，二籌謀自立——中間還可以加一種，即創辦學會，以「開通風氣，聯絡人才」。這三點，俱在譚嗣同的革命藍圖之中，有些環節，甚至更勝一籌。譬如對學會的預期，上升到「保國保教」的政治高度，「……國存而學足以強種，國亡而學亦足以保教。有學斯有會，會大而天下之權力歸焉。」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底，他和唐才常在湖南籌備南學會，有意作為國會、議院的試驗田。如致陳寶箴長信，感謝巡撫大人允許開南學會，「國會即於是植基，而議院亦且隱寓焉。」皮錫瑞日記亦云：「譚復生等稟請開學會，黃公度（黃遵憲）即以為議院。」（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

這三種手段之外，譚嗣同還試圖訴諸「槍杆子里出政權」，即暴力或武裝革命。這正充分呈現了他作為豪傑的一面——相比而言，康有為畢竟是書生，其革命之要旨，端在造勢，而難以推進一步。他的武裝革命，第一步在於物色人才。同樣物色人才，康有為的眼光傾向廟堂，傾向官僚和知識人群體，他的眼光則傾向江湖，傾向會黨和草莽英雄，用梁啟超《譚嗣同傳》里的話講，叫「察視風土，物色豪傑」。說起來，他雖是官二代、貴公子出身，卻一身俠氣，慷慨豪邁，與江湖中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以致北方俠客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哥老會頭目師中吉，湖南豪傑畢永年等，都陸續成為他的同志，肝膽相照，生死與共。他曾托畢永年和唐才常到漢口結納哥老會，戊戌年應徵北上，在武漢中轉，親自會見哥老會首領，勉勵有加，出資助之。當時他和唐才常有約，南方依賴哥老會，北方結納京師有志之士，「然後憑此二者之力而建功業」。

第二步是結社，成立公開或秘密組織，以供革命驅策。如果說南學會不算革命組織，試以自立會為例。據黃彰健考證，自立會並非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發起，而由譚嗣同手創。張難先作《烈士唐才常事略》，稱「（戊戌）政變之未起，君與譚嗣同輩早有所圖，從事聯絡大江南北會黨與游勇，設自立會以部勒之，備緩念之用」。康有為哀悼譚嗣同詩，有「湘楚多奇材，君實主其盟」之語，亦有所指。

第三步是練兵，組建武裝力量，以備舉事或搏命。當時譚嗣同雖暗自聯絡會黨，不過深知這些人不堪大用，他和唐才常所議定的重心，則在保衛局。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底，因德國占膠州灣，俄國占旅順，人心浮動，伏莽堪虞，湖南即議籌保衛局，並起草《保衛局章程》。籌備期間，唐才常和他次第在《湘報》發表《論保衛局之益》《論官紳集議保衛局事》，皆希望把保衛局打造為保衛湖南的武裝力量，「……保衛局乃一切政治之起點，而治地方之大權也」。當天皮錫瑞讀到此文，曾感慨：「復生論保衛局事，可謂明目張胆而言之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1898年4月4日）在南學會第八次演講之時，譚嗣同甚至明言「保衛局即是團練之意」：「……不如徑辦保衛局，而寓團練之意於其中，乃為經久之道。」說起團練，譚嗣同的用意昭然若揭。他雖在《仁學》書中批判曾國藩，此時則有意步其後塵。

這三步之後，或者說之前，還有關鍵一步，即流血犧牲。對此譚嗣同早有精神準備，戊戌年中，他曾致信歐陽中鵠云：「……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佛語波旬曰：『今日但觀誰勇猛耳。』」（這乃是譚嗣同一派的共識，熊希齡以溫和著稱，當時也說：「齡觀日本變法，新舊相攻，至於殺人流血，豈得已哉？不如是，則世界終無震動之一日也。」）這番話不僅可見譚嗣同的大義凜然，還涉及他對局勢的預判：中國必須流血遍地，才能浴火重生。他的死亡，就此埋下伏筆。

2

說罷譚嗣同的革命之志，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難題：與康有為一樣，戊戌年的譚嗣同，曾從革命轉向改革，不一樣的是，戊戌年前，康有為本在推行雙軌政策，革命與改革兩手抓（偏重革命），譚嗣同則是堅定的革命派，康有為的轉向，根據他致趙必振書信以及梁啟超的解說等，尚且有跡可循，譚嗣同的轉向，則因他的匆匆就義而淪為一個難解的謎題。

譚嗣同的政治轉向，標誌是應徵北上。這得從徐致靖的保薦說起。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即戊戌變法開幕後兩天，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委任折》，俗稱《密保人才折》（據孔祥吉考證，此折由康有為、梁啟超等草擬），舉薦工部主事康有為、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主事張元濟、廣東舉人梁啟超等五人。其中稱譚嗣同「天才卓犖，學識絕倫。忠於愛國，勇於任事。不避艱險，不畏謗疑。內可以為論思之官，外可以備折衝之選」。是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命康有為、張元濟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黃遵憲、譚嗣同由當地督撫送部引見，梁啟超由總理衙門察看。

當時譚嗣同正在湖南，至於到底在省城長沙還是家鄉瀏陽，各種年譜、回憶錄等並無明確記載。其孫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有「公於春夏間返瀏陽原籍一行」「公在瀏陽時，已知徐學士保薦事」等語，判定譚嗣同在瀏陽收到光緒的諭旨。不過，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譚嗣同致其妻李閏的書信，似乎不能支持譚訓聰的說法。這封信寫於長沙，約三百字，茲錄如下：

夫人如見：

正欲起程往鄂，忽然記出一件至要之事：我既保舉進京，而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均未帶來，茲特專人來取。請詳細撿出來，並捐道員之實收，一一點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紙，即交送信人帶下，萬不致誤。

又單紗蟒袍各一件，挖雲抓地虎新快靴一雙，伽楠十八子香珠及鑲金伽楠扳指（去年所買者）各一個，天球、地球、圓扇各一柄（並紙盒），香末數珠一串，好紅燒料鼻煙壺二個，均請撿作一包，一同寄來為要。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夫人益當自勉，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嫌話。至要至要！

二十九日信收到，諸事即照辦。

此請德安！

譚復生手草五月初二日

此信相當瑣碎，不過信息量極大。前兩段請求在瀏陽的妻子把公文、衣物等打包寄來，由此可推論兩點：第一，譚嗣同接旨不會在瀏陽，他為人雖然桀傲，思想雖然激烈，行事卻不魯莽，而以深沉、縝密著稱，若在瀏陽接旨，準備保舉進京，斷無可能遺落「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等種種重要物件；第二，從第二段所列舉的香珠、扳指、鼻煙壺等，可見其籌劃之精心，對北行之看重。

以此來說譚嗣同在戊戌年的北上之行。關於他何以選擇應徵北上，素有爭議。對其動機或意圖的揣測，大致可分兩種。一種判定譚嗣同是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革命派，認為他參與維新，只是權宜之計，虛與委蛇，借刀殺人。如歐陽予倩（歐陽中鵠之孫）在其所編《譚嗣同書簡》序中云：譚嗣同嚴重不滿於清政府，「對於利用光緒行新政，不過認為是一時的手段。」肖汝霖《譚嗣同傳》載有譚嗣同之言：「與其奔走呼號，而莫之或應，何如假政治以牖進我民也。」牖即窗戶，此處亦有手段之意，即借君權以行民權。趙必振為畢永年作傳，稱「譚嗣同思利用載湉，借變法為革命之權輿，永年實與其謀」（《畢松甫先生傳略》），也是一樣說法。唐才質（唐才常之弟）《戊戌聞見錄》的記述更為詳盡：

復生七丈（譚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稱七丈）奉電旨，同心者皆慶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懌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歟？伯兄（唐才常）與之擘畫聯絡哥老會事，七丈囑縝密結納之，毋為仇我者偵知。……伯兄謂復生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為餞行。酒酣，復生七丈口佔一絕，有云：「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崑崙。」蓋勉伯兄結納哥老會，而復於京師倚重王五，助其謀大舉也。

懌，悅也。譚嗣同接旨之後為什麼不開心呢？未必是「遇泰思否」，更可能在改革與革命之間進退兩難。最後他選擇投身改革而不忘革命（「三戶亡秦」一句，出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反清之意，溢於言表），貌似兩全其美，實則還是兩難。

譚嗣同

章士釗的詮釋更為大膽。他以筆名黃中黃所撰《沈藎》一書雲，沈藎與譚嗣同、唐才常這三個湖南人「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為復仇，藎亦隨之而東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主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照此說來，譚嗣同如余則成，打入清廷，意在潛伏。這未免有點聳人聽聞。不過後來有一位革命黨人程家檉，為同盟會規劃三策，上策即「以遊說中央軍隊及大政治家，冀一舉以推倒政府」，並身體力行，投入肅親王善耆府中作卧底和說客，正與章士釗詮釋的譚嗣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相通。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譚嗣同應徵北上，意味著從革命轉向改革。流傳最廣的是康有為的說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為複信趙必振，談起自己這些年來何以從革命轉向改革，引譚嗣同為同道。話說譚嗣同應徵北上，在武漢中轉，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問：「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譚嗣同答道：「民權以救國耳。若上有權，能變法，豈不更勝？」意思是，只要能救國，民權也可，君權也可，革命也可，改革也可，現在皇上願意改革，不是更好么？信中還說，譚嗣同進京之後，曾請他約束同志，不要再談民權革命了。

如果說康有為的話不可盡信，再看譚嗣同接旨之後，唐才常寫給其師歐陽中鵠的書信：「連奉兩諭，敬知皇上神聖天縱，遠邁唐虞，為之距躍三百，曲踴三百！黃（黃遵憲）、譚（譚嗣同）奉旨敦促，新黨之氣益張，湘事雖小壞，不足為憂。合地球全局觀之，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逆而難。今適得順而易者，誠我四萬萬人無疆之幸也。」（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唐才常與譚嗣同乃是刎頸之交，互為知己。如果說這世間哪個人最了解譚嗣同，非唐才常莫屬。他既然說「今適得順而易者」，正可視作譚嗣同轉向改革的有力證據。

這兩種相反的論斷，似乎都有道理，我們該相信哪一個呢？正理則是，與其聽他人怎麼說，不如聽譚嗣同怎麼說，尤其是他對妻子怎麼說——他與妻子感情至篤，「十五年來同學道」，與妻書無疑是其最真實的心聲。由此再來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所收錄的三封與妻書。五月初二日書信第三段云：「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所謂絕處逢生，絕處指湖南新政已經陷入絕境，在守舊派的反撲與維新派中漸進一系（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為代表）的妥協之下，譚嗣同、唐才常等人苦心經營的時務學堂和南學會被停辦，《湘學報》被嚴加管束等——唐才常信中雲「湘事雖小壞」亦指此事，其實這不是小壞，而是大壞；逢生之生機，則指光緒的諭旨。從「絕處逢生」四字，足見譚嗣同對北行的期待。

有人會說，譚嗣同的期待未必在改革，「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不也需要北上來進行么？我們繼續往後看。彼時京漢鐵路尚未開通，譚嗣同北上路線相當曲折：從湖南到湖北，乘船東下到江蘇南京，去兩江總督府領取咨文（他是江蘇候補知府，屬兩江總督治下），再到上海，從水路到天津，再到北京。不料他剛到湖北，便大病一場，幾不能行。六月十二日（7月30日），急不可待的光緒發上諭催促道：「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前經諭令該督撫送部引見，著劉坤一、張之洞、陳寶箴即行飭令二員，迅速來京，毋稍延遲，欽此。」譚嗣同無奈，只得抱病北上，「此生猶贅，當力疾一行」，大有捨身之概。六月十三日（7月31日）給妻子寫信云：「總理衙門有文書（系奉旨，又有電報）來，催我入都引見，可見需人甚急。雖不值錢之候補官，亦珍貴如此！聖恩高厚，蓋可見矣。」連「聖恩高厚」都喊了出來，此刻之譚嗣同，轉向「變之自上者」，再無疑義。

譚嗣同於七月初五日（8月21日）抵京，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給妻子寫信云：「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我因此益加奮勉，不欲自暇自逸。幸體氣尚好，精神極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後太忙，萬難常寫家信，請勿挂念。」就他與妻子的通信而言，似是絕筆。從這封信來看，他對改革不僅樂觀，而且投入。只是他卻不知，此時距離他的生命之終止，僅有一月光陰。

這番鉤沉，敗壞了譚嗣同的英雄形象么？我卻以為，相比被虛化的譚嗣同，真實的譚嗣同更為重要，更有價值。須知革命途中，有過糾結，有過妥協，有過轉向，遠遠談不上什麼恥辱。一來政治家講究經權並用（所謂守經而不知從權，謂之腐儒，從權而不知守經，謂之妄人），通曉權變，與時俱進（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二來在改革與革命之間周旋、徘徊、左右搖擺，抑或千迴百轉，乃是轉型時代的常態——這方面的顯著代表，還不是康有為和譚嗣同，而是梁啟超。何況，譚嗣同進京不久，發現改革一無可冀，毫不遲疑，立馬回歸革命路線，發電召畢永年、唐才常等帶人進京（趙必振《畢松甫先生傳略》寫譚嗣同進京之後，「俄而永年受嗣同之密約，將率勇士以誅奸暴」，按畢永年《詭謀直紀》，其抵京在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初一日，譚嗣同發電請唐才常進京），策劃兵變（胡思敬《戊戌履霜錄》云：「有為謀召外兵，實嗣同陰為之主。」我的推斷是，圍園劫後，主謀應是譚嗣同，選中袁世凱，主謀應是康有為），垂死一搏，最終臨難不避，殺身成仁，更顯革命氣節。他的泰然赴死，素來是一個開放性議題，改革者可以說他為改革而死，革命者可以說他為革命而死，相比這一爭端，有一點事實不容否認：在他的頭顱凋零的地方，殉葬的是改革，孕育的則是革命。

3

終於寫到譚嗣同的死亡。這也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在同仁的紀念與後世的追懷之下，漸漸成其為一種儀式，一個聖典。譬如就義現場，塗抹了種種瑰麗的色彩，賦予了種種深沉的價值。梁啟超寫道：「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譚延闓寫道：「臨刑神采揚揚，刃頸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數，頭始落，其不恐怖，真也！」譚訓聰寫道：「吾聞公殉國難時，流血最多，熱氣騰騰然。劉公光第則漬白血，人見白血衝出，群為冤。」一個比一個壯烈，一個比一個傳奇。事實上這三位作者都不在歷史現場菜市口，其記述，或者源自傳聞，或者源自想像。就此而言，譚嗣同的死亡呈現了巨大的開放性，是葬禮，也是生機，是終結，也是開端，他死在了劊子手的刀下，而活在梁啟超們的筆下，消失的只是物理生命，其歷史生命則永生。

關於譚嗣同死亡及其前奏的書寫，最經典的文本當數梁啟超《譚嗣同傳》。其中兩個論斷，常為後人引用。一是譚嗣同向梁啟超解釋何以寧死不逃：「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二是譚嗣同向日本志士解釋何以流血犧牲：「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兩段話，正涉及譚嗣同的晚節或歸宿：他究竟為什麼而死？

我們說過，梁啟超所記載的譚嗣同之言，有傳聞和想像的成分，反映的是他的價值觀，未必是譚嗣同的價值觀。他說「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聖主即光緒，暗示譚嗣同為報答光緒的知遇之恩而死，從而為保皇大業未雨綢繆。這則引起巨大爭議。因為譚嗣同《仁學》曾談及古代的死節，言之鑿鑿：「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一個激烈反對君主專制的人，一個吶喊「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的人，怎麼會為聖主效死呢？

有人要說：譚嗣同不是轉向改革了么，不是在高呼「聖恩高厚」么？這是事實，不過僅限於應徵北上途中。他擔任軍機章京不久，便發現改革不可行，立即回歸革命，此時此刻，「聖恩」必將大打折扣。據張蔭桓回憶，政變之後，他與譚嗣同等同監，處斬那天，「監中提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等六人出，有肆口罵詈者，譚嗣同語尤悖戾」，想必有些大逆不道之語，這也是革命本色。當然，譚嗣同在光緒不知情的前提之下，策劃圍園劫後，敗不旋踵，則可能危及光緒的皇位，從而深深負疚，可謂人之常情。這是他寧死不逃的原由之一，只是不必歸結於「死君」。他的態度是愧，而非忠。

說到底，事敗而死，用一死為失敗負責，乃是典型的「死事」。對於光緒的感情，亦在「死事」之內。如左舜生所言：「自然，自然，他這是死事，而不是普通所謂盡節或盡忠。可是即律以古代的所謂君臣之義，他還不是到了最大的可能嗎？……政變中康梁出走與嗣同死。康梁出走是嗣同所贊成的，他自己可走而不走，便是任俠精神的發揮，也是湖南人性格的表現！他覺得：如果維新派的首領一人也不死，只讓一個孤苦伶仃的光緒帝獨當其沖，這不是與人共患難的一種態度；同時維新一幕在歷史上的地位也將大大的貶值，對後人更不能發生一種有力的感召作用；於是乎嗣同死矣！」此論可謂「了解之同情」，足慰譚嗣同苦心。其中對任俠精神的詮釋，我也十分贊同。

相比梁啟超的記載，還有一種修正的聲音。民國初年，黃鴻壽編《清史紀事本末》，寫譚嗣同寧死不逃一節，大抵襲自梁啟超，不過那句話被記作「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譚嗣同的孫女譚吟瑞《記祖父嗣同公二三事》一文記作「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啟」。「後起」與「後啟」，似可通假，替代「酬聖主」，立意則為之一變，更契合譚嗣同的思想與情懷。而且要注意，這句話講究對仗，與「圖將來」相對，「召後起」明顯勝於「酬聖主」。

再說梁啟超的第二個論斷，強調譚嗣同為變法流血。這也未必是譚嗣同本意。據《許姬傳七十年聞見錄》（許姬傳是徐致靖的外孫），譚嗣同被捕前一天，到徐致靖家吃飯，徐致靖問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在頭上敲了一下道：「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如其所述，譚嗣同的流血，不僅為變法，還可能為革命。另如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記載，譚嗣同說「世界史先例，政體轉變，無不流血……」所謂政體轉變的方式，亦非變法一種。

梁啟勛曾回憶譚嗣同與梁啟超訣別的場景，在日本使館，譚嗣同列舉了四點寧死不逃的原因：「……一、大概往後十年八年，國內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話，我既不會講英語，又不會講粵語，而華僑多是廣東人，我的一切活動能力都會消失，成為廢料。二、我父親在官，我跑了，一定株連家屬。三，我有肺病，壽命不會很長了。四、世界史先例，政體轉變，無不流血，讓我來做個領頭人吧。你該逃生，我則待死。」這番話，應出自梁啟超轉述，可視為準一手史料，其價值，不僅在全面（我們論譚嗣同之死，常糾結於某一個原因，實則完全可以有好幾個原因），而且合乎情理。

此前我們往往忽略了譚嗣同的個人尤其身體因素。他好任俠，善劍術，不過體質不佳，幼時重病（白喉病），「短死三日，仍更蘇」，由此得字「復生」。前面提到，他應徵北上之時，曾在武漢大病一場，「晦氣滿面，又內傷症已見，乾咳不能寐，肝氣橫烈」，不得不在父親的巡撫衙門休養十餘日，後因光緒電旨催促，只能不顧病體，毅然北行。抵京之後，病情加劇，畢永年《詭謀直紀》寫八月初一日（9月16日）見譚嗣同，有「譚又病劇，不能久談而出」之語，譚嗣同致畢永年信，亦有「因病不及送，見面徒增傷感」之語。從這些細節可知戊戌政變前後，譚嗣同猶在病中。他的病，據說是肺結核，這在當時是不治之症。故而他選擇一死，應有身體考量。

梁啟勛說的第二點，可謂家庭考量。譚嗣同死後，其師劉人熙曾有哀詩云：「譚生意氣橫天下，不忍逋逃累老親。他日千秋傳世筆，董狐良史要分明。」意在提醒後人，譚嗣同之所以不逃，原因是不願連累其父譚繼洵。其實哪怕譚嗣同不逃，依然可能危及老父及家族，謀反畢竟是古代第一大罪，株連甚廣。是以譚嗣同在被捕之前，曾特地偽造家書，一說他模仿譚繼洵筆跡，趕製了七封父親痛斥兒子大逆不道的書信，一說「被捕時，正在作家書答其父譚繼洵，蓋為開脫其父罪責……」（可對照前引胡思敬語「嗣同報父書，言老夫昏髦，不足與謀天下事」），竊以為後者更可信。另據劉善涵《譚壯飛獄中題壁詩》，譚嗣同在被捕前夕，「……於是撿數月來朋友函札悉焚之，獨留其父督責一書，置於箱篋，緹騎搜獲以聞，太后怒稍霽，謂群臣曰：『湖北巡撫譚繼洵，原非平日不訓飭兒子者。』」這正是譚嗣同追求的效果。

拋開這兩點，再說譚嗣同死事。這個事，到底是什麼事業，什麼理念，什麼信仰？此刻我們反觀那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他期望的後起，指向改革還是革命呢？我傾向於後者。可以說他為改革而死，這是對失敗的一個總結，對過往的一個交代；然而他所試圖召喚的東西，則是革命。須知他的內心，本來嚮往革命，只是出於權變與妥協，並未把這條路堅持到底，因此他的一死，正有些懺悔與自證的意思。關於這段心史，最精彩的發掘，應是李敖小說《北京法源寺》，書中虛構了譚嗣同告誡從南方而來勸他逃亡的革命黨人的一段話：

我錯了，我的路線錯了，我譚嗣同的想法錯了，我完全承認我的錯誤。不但承認我的錯誤，我還要對我的錯誤負責任，我願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跡，用一死證明我的錯和你們的對，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國人：對一個病入膏肓的腐敗政權，與它談改良是「與虎謀皮」的，是行不通的。我願意用我的橫屍，來證明這腐敗政權如何橫行；我願用我的一死，提醒人們此路不通，從今以後，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線，不要妄想與腐敗政權談改良。我決心一死來證明上面所說的一切。

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要說譚嗣同的死既是葬禮，也是生機，既是終結，也是開端。在他求仁得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改革的時代結束了，革命的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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