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小老婆的兒子，為何更有出息？

與清末民初多數性格剛烈、寧折不屈的湖南士人不一樣，譚延闓是個八面玲瓏的玻璃球式的人物，其「混官場」的本事是一流的，左右逢源隨波逐流，盡量不得罪人，被稱為「人中甘草」。

這個性格和本事的形成，恐怕和他的出身大有關係。一是在高官家裡長大，從小見多識廣，對官場各類明規則潛規則很熟悉；第二個原因恐怕是他為庶出之子，他的母親李氏是譚鍾麟的小妾，在家中地位很低，從來都是站著伺候老爺和夫人吃飯的，直到譚延闓中了「會元」，母以子貴。譚鍾麟才宣布李氏可以坐在正廳里和老爺、夫人同桌進餐。

清末和民國初年政壇上還有一位更為有名的庶出子，他的性格與處事圓融和譚延闓頗為相似。這個人就是民國大總統、後企圖登基當皇帝的袁世凱。他倆的前輩、乾隆朝歷任雲南、川陝、兩江總督的尹繼善也是庶出子。這三個庶出子都很能幹，且青少年時代十分勤奮，遠比大夫人生的兄弟有出息。我認為這絕不是偶然的。

庶出的兒子和嫡出的兄弟相比，總是低人一等，而且大夫人怕姨娘恃子而傲，總是千方百計地打壓小妾。苦於家族禮法，這些庶出子有苦難言，唯一的辦法是發憤圖強，努力讀書或做事，混出些名堂來，給生母爭地位。而且，他們從小必須學會察言觀色，在複雜情勢下的生存能力也遠非嫡出之子能比。

另一方面，大戶人家的庶出子又有窮苦人家兒子難以比擬的優越條件。雖然是小老婆生的，在大家族中受太太和嫡出兄弟的氣，但終歸生活優渥，無饑寒之憂。更為重要的是，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這類庶出子又往往比嫡出子珍惜受教育的機會。以譚延闓為例，年少時隨父親進京師，拜訪帝師翁同龢，其作文和書法得到翁氏的指點。翁同龢信中對譚鍾麟誇讚譚延闓：「三令郎，偉器也！筆力殆可扛鼎。」—一般人家的子弟，哪有這樣的機會？

還有一個原因，我覺得可以從生理學方面分析。古代的年輕人娶老婆，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而大家族的父母替兒子擇偶，最講究是門當戶對，至於所選擇的小姐本人的身體素質、兒子是否喜歡則是不重要的。因此，許多大戶子弟娶的正妻，縱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夫妻生活沒什麼激情，正妻有時候還病懨懨的。而人到中年納妾則不一樣，完全由自己做主，一定是漂亮（至少端莊）、健康、個人喜歡的女子。在一起的激情遠甚和大老婆同床共寢。如此，生出來的子女，身體素質如智商多比和大老婆生的孩子強。

在古代社會，家法和國法各有管轄領域，國法許多時候無法代替家法。比如大夫人和姨娘的名分決不能搞混，哪怕姨娘所生的兒子再有出息。袁世凱在當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生母去世了。他趕回河南項城老家奔喪。為了替死去的生母爭一份哀榮，他和族中長老及大夫人生的長兄商量，靈柩能否從大門口抬出去。其長兄堅決不同意，說姨娘出殯走側門，決沒有走大門的道理。袁世凱那時候官居一品，替袁氏光宗耀祖，但也無法突破家族的禮法，只能聽任長兄安排。從此，他對老家恨意難平，宣統登基、攝政王載灃掌權後，他被排擠出政壇，開缺回籍，也不願意回到項城，而是隱居在安陽。

譚延闓也曾遇到過與袁世凱一樣的難題。其生母李氏去世時，譚延闓是湖南督軍，湘省最高軍政長官。生母的靈柩要從祠堂門抬出去，按照規矩只能走側門。譚延闓一著急，不顧督軍的氣度了，爬到母親的棺材上面，大叫「我譚延闓死了，抬我出去！」—翰林出身的督軍老爺當然有資格出正門，族內大佬一看此情形，明白再堅守那箇舊規矩，難以收場。於是同意從祠堂正門抬出李氏的靈柩。

這一刻，玻璃球一樣圓滑的譚延闓顯出了天不管地不管的「湖南騾子」的勁頭，為生母爭得了一份死後哀榮。這一點，袁世凱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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