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讀：朱元璋為何讓子孫戴上「鐵帽子」？
原標題：歷史深讀：朱元璋為何讓子孫戴上「鐵帽子」？
導讀
朱元璋這個農民皇帝，建立了一種極其自私的制度：想讓自己所有子孫都戴上「鐵帽子」，白吃白占，世世無替；皇子十歲就封親王，不管生子多少都封，以至出現晉藩慶城王生子一百，九十九子受封鎮國將軍的怪現象。
然而，這些王府與中央集權的天然矛盾，朱元璋並沒有想到。朱元璋剛剛死去，他的孫子建文帝就開始削藩，拿湘王祭刀，湘王恐懼又不甘受辱，全家緊閉宮門自焚而死；必然造反的燕王朱棣經過四年戰爭打到南京城下，這回輪到建文帝了，他也在宮中自焚，南京城火光衝天。
明宣宗行樂圖（局部） 《明宣宗行樂圖》為明朝宮廷繪畫中的堂皇巨作，分為六部分，從射箭、捶丸、蹴鞠、投壺、坐轎等方面表現了明宣宗朱瞻基的超豪華宮廷生活。
一
從義子到親兒
公元1367年（吳元年），朱元璋自封為吳王。這年年底，他開始籌備建國大典，十二月二十四日這一天，他給渡江以來所生七子正式定名，分別取名朱標、朱樉、朱棡、朱棣、朱橚、朱楨、朱榑。明太祖一生，共生了26位皇子。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困守江北和州的朱元璋，率部橫越長江，向江南發展，先後佔領採石與太平路（改太平府，今安徽當塗）。「渡江之役」是朱元璋事業發展的關鍵轉折，之後他迅速擺脫寄人籬下的困境，隊伍獨立壯大，成為南方實力最為強大的諸侯。
渡江時，朱元璋28歲，已娶有多個妻妾，其中一位有孕在身，就在渡江3個月後，在太平府為朱元璋生下第一個兒子。
「太平」誕麟兒，真乃佳兆！當時元軍猛力反撲，朱軍後路斷絕，形勢相當危急。可此兒一來，旋即轉危為安，並於次年攻佔元朝在江南的重鎮集慶路（即南京）。此子深得其父之愛，朱元璋稱王，他是世子；稱帝，他是太子，如果不是死在老父前頭，朱標定然是大明的第二位天子。
朱元璋生兒不算晚，生的也多，從1355年渡江到1368年開國，共得7子。這14年正是朱元璋打拚江山的關鍵時期，可孩子們都還小，幫不上忙。
兒子長大需要時間，在此之前，朱元璋先收了一些養子。
在主公與臣屬的關係之外再立一個「義父子」的名分，在元末群雄中是普遍現象。朱元璋的結髮妻馬氏就是他恩主郭子興的義女，有這層關係，朱元璋才以主帥義婿的身份進入郭家軍的領導核心。朱元璋所收養子非常多，有史可查的就有20多人，如保兒（李文忠）、驢兒（朱文正）、周舍（沐英）、道舍、柴舍、馬兒、金剛奴、王駙馬、也先、買驢、真童、潑兒等；就是他的骨血至親李文忠（外甥）、朱文正（侄兒），也要在舅甥、叔侄關係之外，多添一個義子的名號。
朱元璋以養子作監軍，監督大將，「義子至，如親身至」，對他駕馭大將、控制軍權，發揮了重要作用。到大明開國時，養子多死，親生子也漸漸長大，於是在建國的第三年（1370），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將他的孩子全部封王，最小的還不滿周歲。
二
眾建親藩，收奪天下之權
洪武三年（1370）大封諸王時，虛歲11的四皇子朱棣，被封為燕王。朱棣有無雄才大略，這時還看不出來，但朱元璋以燕為其王號，以北平為其封國，已露出將來派其守邊的意向。10年後，21歲的朱棣正式就藩，成為北方擁有強大實力的雄藩之王。
自朱元璋在南京立穩腳跟，就開始擴充他的後宮。他一生納妃40多人，生子26位，除長子朱標立為儲君外，其餘23子都被封到各地封藩建國（有兩子夭）。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朱元璋在封王詔中說。
他在設計「封建制度」時，顯然更欣賞周代的模式，而不是漢、晉模式，漢、晉皆行分封，卻與不封之秦一樣不免於「速亡」的命運；朱元璋從既要「封」又要長久的目的出發，自然認為享祚八百年的周模式是最佳的。
實際上，朱元璋的認識非常狹隘，他沒有看到，秦廢分封，代表的是中央集權和君主獨裁的大趨勢，他本人既要不遺餘力地收攬天下大權，同時又眾建親藩，授予王子們巨大的方鎮之權，此舉不啻南轅北轍，必然在朝廷與藩封間產生不可化解的矛盾。周代諸侯的強大，直接導致周王室的衰落，朱元璋心目中最佳的分封方案，根本達不到令帝業永固的目的——這在他身後很快為燕王的反叛所證明。
事實上，朱元璋一手設計的分封不可能做到與周代一模一樣，朱家諸王「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也不能自辟官屬，與周代諸侯在封疆內享有極大的自主權，只向周天子承擔有限的義務大為不同。
明初的分封，主要意義在軍事方面。朱元璋說，「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欲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
正是在「朕以御虜付諸王」思想的指導下，洪武五年在每位王府下設三護衛（一個衛的滿編兵力是5600人），賦予將承擔大任的諸王以兵權。親王之國後，得「理」都司、行都司及諸衛軍務，平時練兵備邊，遇有征伐，即節制沿邊士馬，朝廷官軍與護衛兵馬，皆從王調遣。
當洪武中期朱家王子紛紛建藩的同時，朱元璋開始大興黨獄，對勛臣宿將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和整肅。就在燕王就藩的這年年初，丞相胡惟庸等大臣被殺，宰相制度也一併被廢除。這不是巧合，在權力的盈縮、收授間，正體現了朱元璋通過分封親藩收攬天下大權的微妙心理。
親王的封國，腹里要地（如開封、成都、兗州等）有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南北邊疆，尤其是面臨漠北軍事威脅的萬里北邊。從遼東到甘肅一線，布列了遼、寧、谷、代、沈、慶、肅等王，這是國防第一線；在其後方，是秦（西安）、晉（太原）、燕（北平）等王，是為第二線。秦晉燕都是年長王子，分封較早，新封遼、寧諸王皆是其幼弟，可見王國守御是向前推進的。這些守邊之王，統稱為「塞王」。
塞王們在各自的封國里，統領兵馬，節制大將與文武守臣。朱元璋通過在沿邊設立塞王，完成了對邊地統治體制的轉型，將過去的「總兵守邊」轉變為「塞王守邊」；在內地則擇要地建藩，以為鎮戍——與外姓臣子比起來，還是朱家自己人可靠！
三
自私狹隘的分封設計
正統六年（1441），封在湖廣安陸的梁王朱瞻垍死了，因為沒有子嗣，梁國除封。梁府寶藏5000餘件，全部陪葬王墓。安陸富庶，先後封了3位親王，除了梁王，還有郢王朱棟、興王朱祐杬；安陸所屬的德安府，也封了兩王：岐王朱祐棆、壽王朱祐。這些王爺，壽命短促，薨後國除，生平留下印跡甚少，死後巨大的財產無人承繼，隨之埋入墓中。他們就是無憂飲食、安享富貴的一群行屍走肉。
「孩兒」之用，從創業時的義子監軍，到開國後親王典兵，節制文臣武將，其思路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對外臣的極端不信任。
漢晉立國之初，天下未定，皆大肆封王：西漢大封劉姓王，是為奪異姓王之權，晉武帝司馬炎大封本系之王，是為奪三代旁系親王之權，唯獨朱元璋在天下承平之時大封親子為王，是為奪臣下之權。
唐人顏師古注《漢書·竇嬰傳》，對「宗室」的解釋是，「帝之同姓親」。與前代一樣，明朝對宗室實行豢養政策，而待遇更為優厚。
明代的分封是這樣的：
皇子除一人為儲嗣外，余封親王（女為公主）。
親王之子，除一人為世子外，余封郡王（又親王女為郡主，郡王女為縣主，孫女為郡君，曾孫女為縣君，玄孫女為鄉君，婿皆為儀賓）。
郡王之子，除一人襲王爵外，余皆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
看！只要是老朱家的子孫，不管支系離本宗有多遠，起碼都有一個「中尉」做，同時依照爵級，吃到一份不錯的「鐵杆莊稼」（女兒也一樣，郡主的祿米達八百石）。
除了歲祿，宗人還享有冠帶、養贍、婚喪、賜田、第宅工價等各種福利——「其生也請名，其長也請婚，祿之終身，喪葬予費，親親之誼篤矣」（《明史·諸王傳》）。
朱家「之誼」，還濫及王親，如王妃父與世子妃父都應授官，王妃與將軍夫人的娘家，還可以得到差役的優免。不僅姓朱的不分男女白吃，就連朱家女婿（公主之夫稱駙馬，其他一概稱儀賓），也吃一份祿米，萬曆朝大學士李廷機感嘆說：「（宗祿）濫乎儀賓，數半宗室，則其食祿也亦半之。」
朱元璋對兒孫的照顧，事事從優，無所不至。司馬光說：「自唐末以來，王公以下不復承襲。」唐宋以來的趨勢是，宗室之爵不再世代承襲，皇子也並非一概封王，就是封王，「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也」。可是明代的分封，全是一步到位（如皇子10歲就封親王），而且宗支遠近與嫡庶，享有平等的繼承權。不管生子多少，都照樣封，這才有了晉藩慶城王生子100，99子受封鎮國將軍的怪現象。
承襲應降等，這是累朝通例。以清代為例，除軍功封爵可由嫡長子承襲原職外，其餘諸子一律分別嫡、庶，降等襲職；非軍功封爵者，嫡長子亦降等承襲。這樣愈往後，有爵宗室人數愈少。如順治時，有爵宗室約佔同輩男性人口總數的50%，到乾隆時，就只有9%了。清代有爵宗室與一般宗室的待遇差別很大，前者年俸平均為3600兩，後者只有36兩。而明代宗室全為世爵，又無降等之例，有爵宗室越來越多，久之，哪裡招架得住！
朱元璋讓所有子孫都戴上「鐵帽子」，白吃白占，世世無替，這真是一種極其自私的制度！朱家子孫豈不歡喜？
然而，心腹監軍有利於加強皇權，親藩手握方鎮大權，卻必然削弱天子權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弊；朱元璋大封親藩，將天下大權儘可能集中在朱氏一族之手，卻也嚴重損害了大宗（嫡嗣）的權利，這與其強化皇權的努力簡直背道而馳——他死了才1年，燕王朱棣就發動「靖難之役」，經3年鏖戰，最終小宗（朱棣一系）篡奪了大宗（長房嫡子朱標、朱允炆一系）的繼承權。
建文帝朱允炆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開始削藩。然而削藩之策損害了全體宗族的利益，他也在這場慘烈的家族內亂中遭到眾多親貴的背叛。這是建文帝失敗的重要原因。朱元璋異常重視「親親之誼」——在他親手擬定的「祖訓」中，有著許多羅曼蒂克的暢想——他卻忽視了，漢七國之亂、晉八王之亂，都是親族內訌，當他嫡庶無別地賦予所有宗室平等權利時，他種下的這棵大樹，從根兒上就歪了。
四
「藩禁」：優待與禁制並行
崇禎九年（1636），天下大亂，烽煙四起。七月，清軍入關，京師戒嚴，封在河南南陽的唐王朱聿鍵憂之，「上書請特奉敕收諸寨義勇以靖亂」。王心一片赤誠，挺身而出，不料廷議卻以「非所當言」，從叛例，發鳳陽高牆圈禁。王子「憂國」，竟然違法了！
對朱元璋制度設計的錯誤，建文帝首先進行了矯正，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王府官也不準兼任地方職務，從而斬斷了親藩干政的渠道；作為這一錯誤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篡逆者朱棣「心知其弊」，他登基後沒有成為舊制的維護者，繼續對之進行矯正。所有這些矯枉之舉，都集中在政治方面，永樂以後最大的變化，是宗室失去了「事權」，但相應的經濟待遇不變。宣德後，「藩禁」愈嚴，封建制度已盡失朱元璋分封的本意。從此大明的天潢貴胄們，「食祿而不治事」，徒為一個坐食無聊的寄生階層——歡喜乃轉為悲歌！
明代針對親藩的種種限制和防範措施，通稱為「藩禁」。對宗室來說，禁制與優待並行，主要包括：
1
入仕之禁
顧炎武說：「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為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朱元璋並不禁子孫出仕做官，《皇明祖訓》規定：「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升轉如常選法。」可是漢王高煦之變（宣德元年）後，「當時大臣倡為疏忌宗室之說，遂廢出仕之令」。
唐宋以來士人出仕的最重要途徑，就是參加科舉考試；「考諸前史，以公族應制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康熙語）。宋代對宗室防範加嚴，「一概廢而不用」，到了北宋晚期，准許宗人入仕，南宋時宗室通過考試登仕者尤眾。但在明代，這條道路是被堵塞的。
宗室既不能由宗人府推薦做官，也不能像普通士人那樣，通過讀書中舉做官；不單不能入仕，就是上書言時事，也是有罪的，可能會像唐王朱聿鍵那樣，遭到黜為庶人、禁錮高牆（宗室監獄）的風險。
2
四民之禁
「四民」者，士農工商等「百業」的代稱。入仕之禁，將廣大宗室排斥在統治集團之外，而四民之禁則將全體宗室阻斷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之外。
此禁的目的，本是為了「天潢」的體面，也是為了防止宗室利用特權，與民爭利。但宗室既不能讀書應試，又「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只能被包養起來，「不農不仕，吸民膏髓」，成為無用之人。
3
上京及出入之禁（「城禁」）
明代皇子稍稍長大，就要離開北京，到封國居住。祖制規定，諸王可輪流上京朝覲，但宣德後就不再准宗室來京了——此後諸王朝覲者，僅襄王朱瞻墡一例。弘治中，皇太后因思念兒子崇王朱見澤，欲召之來京一見，竟不可得！
祖制還規定，「親王在國，講親親之誼」，允許三五年或十年互訪一次。可宣德後，諸王兄弟也不準來往相見。襄王瞻墡在正統元年由長沙徙封襄陽，經過湖廣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垍，流連不忍去，臨別痛哭，謂此生不得復見矣」。母子兄弟不得見，這樣的禁令是非常不人道的，所謂「親親之誼」，也是虛假的。
諸王在國，處處受到限制，處於地方守臣的嚴密監視下，就是出城郊遊、祭祖，也須先行奏請，私行便是違制。天順時，英宗特准襄王每歲秋冬之際，出城游賞三五次，已是極大的恩例——「城禁」實際上是對無罪宗室終身性的人身禁錮。
01
婚姻之禁
國初，天潢多與勛貴聯姻，雖然從洪武末年，皇子已多從低秩武官之家選妃，但直到永樂時，宗室與勛貴結親者猶多。可是從宣德朝開始，宗室男女就只能從普通官民之家，即所謂「良家」選親了。這使得明朝的外戚和「王親」具有平民化的特點。
針對宗室的禁令還擴及到「王親」身上，比如王親不得任京官，王親居官者禁與締姻宗室同城，王親禁掌兵權等，到正德四年（1509）更頒布定例：「今後在外的官不許與王府結親。」
以上一系列「藩禁」，如來朝有禁，出城有禁，入仕有禁，越關有禁，王親有禁，以及宗室不得從事四民之業，婚喪名封必請於朝而後行，王府官不得外轉等等，「法網之繁」，無以復加，都是在「優禮」宗室的同時，強加給他們的制度化約束，實際上是對高貴無比的「天潢」群體的歧視。
五
明代宗藩政策的困境
燕王朱棣起兵之初，設計挾持了十七弟寧王朱權，為籠絡他，許諾事成後中分天下。可朱棣奪位後，朱權卻遭到猜忌和監視，還被改封到南昌，被迫韜晦以避禍。朱權之孫朱奠培在位時，與朝廷及地方守臣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從幾代寧王與朝廷的惡劣關係來看，第四代寧王朱宸濠的反叛，倒不是太突然了。
針對親藩的苛刻禁令，無論對廣大宗室還是明代社會，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它首先激化了朝廷與各地親藩的矛盾，燕王一系本就是篡逆起家，他在掌握政權後，卻一步步加緊對其他親藩的迫害，這在道義上很難站住腳。嘉靖以前，多次發生親王、郡王級別的宗室叛亂，特別是到了王朝中期的正德年間，寧夏、南昌兩地相繼發生大規模的親藩叛亂，其中寧王宸濠之變尤為典型。宸濠的多位祖先，是皇權迫害的受害者，與地方守臣關係惡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宸濠之變」何嘗不是宗室對無情皇室的反抗呢！
在宗室歧視政策下，朱家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除了「食租衣祿，坐靡國課」，無所事事，成了一個寄生階層。他們既不能讀書變化氣質，又不能從事生產，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對於宗室婚姻（王親）的限制，又使得「詩書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與王府結親，恐為子孫之累，故各處王府夫人、儀賓，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濫選，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導引宗室為善，反縱其為非，干犯憲典」。這些都使得宗室群體的整體素質低下，戾氣很重。
雖然嘉靖以後，再沒發生宗室反叛事件，然而龐大的宗室群體給國家帶來的困惑與危機，卻越來越嚴重。
由於朱家人生來就享有優厚的宗祿，各府大小宗人為了多求祿米，莫不廣納妾滕，廣生子嗣，造成「天潢支派繁衍」，宗室人口迅速增長，相較於國初，已「數百倍」。宗室眾多，不敷供應。嘉靖末，「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到了萬曆二年（1574），才過去不到10年時間，「歲該祿糧可九百萬石」——這還只是根據玉牒所載宗支員數做出的計算，尚不包括郡縣主、君及儀賓，其祿米開支已超過國課收入約五百萬石！
正所謂「百姓稅糧有限，而宗支蕃衍無窮」，宗祿已成為難以擺脫的巨大負擔，明人管志道說，「天下有三大憂，而宗室居一焉」，顧炎武也說，「中原有三耗，王祿一」。
明代中後期，財政危機嚴重，朝廷既無力保證宗人糧祿的供應，又絕其仕進之路，不準其自謀生路，導致大量「無名糧庶宗」衣食無著，落入饑寒交迫的地步。時人記載說：「庶宗蔓延，祿米漸薄，前進無路，暴戾愈張，每每見盈街滿巷之恣睢狂逞也。」明代晚期，宗室犯罪現象日益嚴重。
朝廷想了許多辦法，如減祿、限爵、限婚、嚴嫡庶等，還有官員提出更為大膽的建議，對部分「不系賜名授爵者，盡弛諸禁，聽其士農工商從便為之；其有文學才能者，一體應舉入仕」，試圖緩解這一矛盾。總的來說，就是為宗室「開其生路」。萬曆中，迫於日益嚴峻的形勢，終於准許開宗室讀書入仕之門，但仍不忘附帶限制性條件，如宗室不得選除京職，不許掌兵——然中舉者寥寥。
明朝皇室對他們的親戚防忌如此，已完全背離了「太祖眾建屏藩之初計」。
六
宗室的覆滅
明代人對本朝宗室人數的估計，最大的數字是「幾百萬」。這裡的「幾」，是接近的意思。明代玉牒上記載的宗室人數，根據隆慶、萬曆時期的奏議，約在三四萬人左右，但這隻包括男性「有名封」（有賜名與賜爵）宗室，還有數量相當的女性成員，以及眾多無名無封的底層宗人不含在內。現代學者以顧誠先生為代表，認為明末宗室人口應有二十多萬。
在數量上空前絕後的朱元璋後裔，構成了明代的宗室階層，可宗室沒有成為明王朝統治的基石和骨幹，200多年裡，他們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被當作政權穩固的潛在威脅，處處加以限制，同時他們又成為巨大的包袱，對明代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拖累作用。待到亡國時，覆巢之下無完卵，大明宗室們不得不與王朝一起承受覆亡的悲慘命運。
明末的反抗鬥爭，直接目標是皇權，可是「天高皇帝遠」，而皇親卻近在身邊。明代皇子受封親王者62人，建國者50人，所封王府分布在山東、山西、北直隸、河南、陝西、湖廣、江西、四川等省，這些地方都是「民變」的主要區域（山東則是清兵的掃蕩區）。自然，「反皇帝」最直接地體現在誅殺宗室上。
當明亡之時，姓朱已成為宗室的原罪，加上某些上層宗室橫暴鄉里，貪婪盤剝，「民怨已極」，這成為殺死明朝宗人的正當性理由；同時，誅殺親藩也是反叛者表達誓與明朝不共戴天決心的最好方式，李自成攻下洛陽後，殺死崇禎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最貴最近的親藩），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凡農民軍所過之處，宗室往往成為泄憤的對象，大量宗人遇害。如大同，「宗姓約計四千餘」，「屠戮將盡」；成都陷，蜀王「合家被害」；蘭州克，肅王「被執，宗人皆死」。類似記載不絕於書。
但如果說明朝宗室由此「屠戮幾盡」，則言過其實。好比李自成對宗室就不是一味濫殺，他俘虜的晉王、秦王等，都未有加害，而是隨帶在營中。在動亂中遭到殘害的，多是中上層宗室（王、將軍等），這些人名頭大，祖遺家產豐厚，目標又顯眼（如矗立在城中通衢、規模宏偉的王府、將軍府等），當亂民起、亂兵來時，自然最容易受到攻擊。如大同經闖王之亂後，「各王府及有宗祿者，誅鋤殆盡」，「所遺者唯窮宗數百餘人」。「誅鋤殆盡」並非指「有宗祿者」全被殺死，多數人應是棄家逃亡了。當時天下鼎沸，長江以南，到處是避亂的宗室，往南京一路，每天來船，不是流浪的王子（如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等），就是落難的將軍。
擁有較高地位和較多財富的宗室，死亡較多。可是明末宗室的主體成員，是廣大下層宗人。他們生活條件很差，空守著天潢的名號，卻與常人無異，他們不會成為「流賊」的殺戮目標，後來也不成為清廷的剿殺對象。他們大多數人在入清後，成為普通的百姓——也由此解除了「宗室」名號帶給他們的束縛。
清兵在崇禎年間3次入關，在畿輔、山東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武裝劫掠，王府往往成為他們重點攻擊的目標，大量宗室成員被俘被害。如崇禎十五年（1642），清軍攻陷山東兗州府，將所獲魯王朱以沛及樂陵王、陽信王、東原王、安丘王、滋陽王等郡王，還有管理王府事務的宗室等官數千人，「盡皆誅戮」。
清兵入關後，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對其宗室的政策，也由殺戮改為「收養」。在進入北京的第二天（五月初三），攝政王多爾袞就傳諭兵部，稱「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不久再次重申，「朱氏諸王有來歸者，亦當照舊恩養，不加改削」。其目的就是為了誘引朱氏宗王來降。
以上兩道敕諭皆指「朱氏諸王」，對一般宗室，則由地方官「量給糧米，以資糊口」，或發到各村落散住，令其自食其力。
順治三年（1646）二月，負責招撫江西的兵部尚書孫之獬奏：「江西故明宗室數千人，聚居省城，不無可虞」，請敕令鎮守將領「驅治」之。多爾袞遂藉此事，下令將「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祿田、錢糧與民田一體起科，犯法者與小民一體治罪——一紙詔令，就將前明宗室名號連同一切特權，正式廢除。實際上是通過「平民化」措施，將人口眾多、分布極廣的中下層宗室的問題一攬子解決了。
而對「諸王」級別的高層宗室，則突然由「恩養」轉為人身消滅。
當年五月，北京忽傳出「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為不軌」。此案導致魯王、荊王、衡王世子等11位王子被誅。上年在杭州降清，被送來北京的潞王朱常淓，也在此時被害。事變後的第二個月，多爾袞傳諭兵部，要求各省（主要是北方的山東、河南、山西）查明前明宗室的情況，並委撥官兵將諸王及其眷屬護送來京。
隨著清軍向南用兵，在順治三年到七年間，對前明宗室展開了殘酷的屠殺。如三年，清軍入廣州，執紹武帝，殺故明藩王15人於東校場；七年，在惠州誘殺6王，「凡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盡殺焉」！
這一時期，清廷已將明朝宗室作為一種隱患（他們多為南方反清勢力所擁戴，成為「復明」的旗幟和象徵，南明諸帝，原都是流亡的明朝王子，其中就包括那位因「倡議勤王」而被廢黜禁錮的唐王朱聿鍵，他入閩後稱帝，是為隆武帝），予以消滅，以故死者頗多。在嚴酷的環境下，許多朱姓人家被迫改姓逃亡。
明清易代之際，幾十萬朱氏子孫死亡流移，苦不堪言。
過去300年，明朝宗室享有極高福利，卻無法志高氣揚，安享富貴，他們處處受監視，遭到與其高貴身份全不匹配的歧視，委屈難訴，抱負難開，許多人甚至衣食不繼，最後一鬨而散。朱家子孫的命運，實為一曲備受壓抑、不得伸張的悲歌。
（本版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
本文刊載於中國青年報2018年9月2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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