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的技術烏托邦：互聯網會讓每個人更自由，還是會帶來新的監視與管控？
作者=孔笑微
來源=2018年9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所有成功者的故事都難免被重新塑造，有時無意，而多半是有意的。
阿里巴巴的新聞官近期致力於讓大家相信，馬雲退休的原因是延續初心，回歸教育事業。對一位經歷了偉大冒險與奇蹟般成功的前英文教師而言，這種理想主義的背影十分相襯，也為公司形象錦上添花。然而就在不久前，某次國外大學的校園訪談中，Jack Ma用流利清晰的英語，向主持人坦承: I don』t want to be a teacher that is the thing. (關鍵原因是我不想當老師)——因為在中國，「當教師的男孩子是被看不起的」。選擇相信哪個故事，其實並不重要，二者一定意義上都是真的，只是被講述出來的一瞬間，既被目光和話語所改變，又被對目光和話語的自我預期所塑造。
蘋果公司與它著名的先知之間的故事，被講述過的次數，幾乎超過了矽谷群英傳的總和。這倒並不是因為其他公司的故事比蘋果遜色多少，而是蘋果的傳奇最富於代表性，理解蘋果公司和喬布斯，對於理解發軔於加州小鎮，繼而席捲了整個時代的新科技行業而言，就像一把神聖的鑰匙。嬉皮、叛逆、大麻、搖滾、車庫，所有六十年代的文化精神與社會運動符號都在這裡有所體現。一種本來是軍工成果、「戰爭工具」，並且隱隱然指向集中和管控的技術，是如何突然改變方向，掉頭汩汩無聲地流向廣闊的大眾社會生活，被最細小的單位所選擇，最終變成連最瘋狂的預言家也難以想像的人類社會的新邊疆？
技術改變生活之前，生活已經在尋找出路了。
自由的鑰匙不在土星五號運載火箭的強大引擎里
60年代美國最輝煌的科技成就無疑是以登月為高潮的外太空探索活動，當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留下那著名的「一小步」的時候，幾乎全美觀眾都在懷念啟動這個偉大項目的J.F.肯尼迪總統。然而，對加州喜歡在地下室、閣樓、後院車庫裡搗鼓一些電路板，偶爾不穿鞋套混進大學實驗室機房的年輕人們來說，雄偉的空間火箭已經不可思議地過時了——儘管它能讓人類從地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自主性（autonomy）比天文學（astronomy）更能帶來更小範圍、更為個人的切身自由與解放。「個人計算機被視為獲得自由的工具…生產資料被勞動者佔有而不是隸屬於大機構勢力範圍，直接與60年代發生的每一件事相連」——「感恩而死」樂隊的詞作者，先驅嬉皮士約翰.佩里.巴羅如是說。
肯尼迪總統的另一句名言「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在技術嬉皮士這裡則遇到腰斬：他們愉快地接受了前半句，直接無視了後半句，然後聳聳肩膀回答說：「沒錯，自己動手！」。蘋果的創始人——兩位史蒂夫對此完全贊同，少年沃茲尼亞茲在中學裡用鬧鐘和假電路板組裝了一個整蠱的假炸彈，後果是在少年感化院蹲了一夜號子，回到學校時受到了全班熱烈鼓掌歡迎。喬布斯則把能嘗試的不著邊際的行為試了個遍，從大學退學成了一個遊盪的僧侶式學習者，學會了素食，去了印度探索冥想。他們都愛上了鮑勃迪倫的音樂，自命為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精神的一代。
《叛逆精神》
（美）盧克·多梅爾 / 著
李永學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多年之後，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開學典禮上應邀講話，這篇演講將他佈道式的魅力推向了淋漓盡致，並且貢獻了兩句立刻走紅、成為新世代蘋果青年口頭禪的箴言：「保持飢餓，保持愚蠢。（Stay Hungry，Stay Foolish）」這兩句話是喬布斯早年喜愛的雜誌，《全球概覽》封底畫頁上的結語，在同一本的內頁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時代危險而勇敢的宣言：
「迄今為止，從政府、大企業、正規教育、教會等獲得的微小權力和榮耀，成功證明了巨大的缺陷如何掩蓋了實際收益。為了應對這種兩難處境，一個私人的、個人的權力領域正在發展，一種個人的自我教育、尋找自己的靈感、塑造自己的環境、並與任何有興趣之人分享探險的力量，《全球概覽》尋找和推廣的，正是能促進這一過程的工具」。
他們找到了。
繁榮與反叛
如果在60年代「保持飢餓，保持愚蠢」剛剛出現時，存在社交互聯網，它多半會激起集體反感甚至圍攻，因為實在是太「不食肉糜」了。
五十年代的美國尚未遠去，那是艱苦復甦和輝煌成功的時代，是犧牲與努力終得美好報償的正能量勵志故事。嬰兒潮帶動人口恢復增長，中產階級崛起，消費社會成型，都離不開從二戰中獲得巨大解放與發展的大型公司。到1953年，全美20萬家公司中的最重要的200家控制了國家財富的60%，它們提供了大量穩定的中產階級就業崗位。1950年美國新增住房150萬棟，大多數是環境優美、面積寬敞的郊區別墅。於此相配套的是家庭汽車、新高速公路網路，以及石油工業和美元金融的繁榮。
另一方面，在幸福家庭的頭頂上高懸著陰晴不定的天空：朝鮮戰爭的陰鬱結局，冷戰的開啟，核戰爭的真實威脅，以及展露頭角的民權運動暴力衝突，讓剛剛身背消費貸款的美國人，更願意躲進國家強大而堅固的外殼，也更加依賴大公司的臂膀，石油、汽車、軍工複合體的巨頭是這個時代的引領者，就像通用公司前董事長威爾遜（也是美國國防部長）洋洋得意宣布的：對通用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的。
這是一個「碳基社會」法則統治的世界，以擁有的物質資源能力大小安排秩序，井井有條管理著一切，無論是登月火箭還是家用烤箱。
巨型計算機矗立在國家實驗室和大學裡，服務於測算導彈彈道或者交通網路之類的宏圖大計，它低沉的轟鳴，會和披頭士的搖滾樂，或者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嗑了點大麻之後的胡鬧有任何關係嗎？這更像是一種荒唐無稽、無中生有的需求，什麼人會需要電腦？它和日常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哪一個家庭主婦或一家之主會有興趣花錢買，更別提他們也遠遠買不起呢？
大公司也是這麼想的。施樂公司（Xerox）研發部的負責人後來談到當時那些瘋瘋癲癲的個人計算機極客（諸如著名的家釀計算機俱樂部成員）時承認：「我完全沒把他們當回事，那都是些傻小孩兒。」個人計算機太小、太卑微了，沒法負擔起任何嚴肅與實際的事務。
而歷史給出的解答，真的就是那麼不嚴肅和不實際。1958年，第一款基於模擬電路計算器和示波器的電子遊戲《雙人網球》出生於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專利屬於美國政府，為此發明者得到了一本正經的國家獎勵——10美元。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簡單的玩意兒會有任何意義。四年之後，耶魯大學的年輕學生史蒂芬.羅素因為實驗室的計算機擁有了一個顯示器而雀躍，為了慶祝，他開發了一款基於數字計算機的顯示屏遊戲：《太空戰爭》（Spacewar！）。
《太空戰爭》是第一款成功和流行的計算機電子遊戲，在可以接觸計算機的高校群體里不脛而走，很快它的商業意義就被模仿者發掘出來。一家電子設備創業者雅達利公司開發了彈球遊戲《乒乓》，一夜成名，雅達利公司也成為了新生的遊戲機市場的領頭羊，在這個小小的市場上發展起來。1974年，公司僱傭了第40名僱員——史蒂夫.喬布斯。
spacewar
喬布斯拉來他的朋友沃茲尼亞克，設計了一個「打磚塊」的小遊戲，這款遊戲後來成為1976年最受歡迎的街機遊戲。正值此時，《大眾電子學》刊登了第一台搭載英格爾8800微處理器的小型電腦Altairs，沃茲尼亞克對喬布斯說：我們也可以自己裝一台類似的，這樣雅達利公司的那些遊戲就可以在用戶自己家裡玩了。
1976年，蘋果I型電腦和II型電腦相繼誕生。
矽谷新左派與資本主義
就像扎克伯格創建Facebook多少出於對真實社交的沮喪，個人計算機在70年代的崛起，也是因為「碳基社會」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對西方主要工業國宛如天啟中的末日預言，「增長的極限」在知識界中幾乎形成共識，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跨國公司的神話在衰退；另一方面，60年代活力澎湃的民權運動和文化反叛也正在陷於迷茫和分裂。
70年代的技術反叛者一直存在「科技人員共享信息的要求和企業家追求利潤動機的內在張力」，這種矛盾塑造了矽谷很多著名公司的個性與文化，包括而不止於蘋果。無政府主義或許永遠是黑客文化的底色，但是新左派期盼的是造成社會變革——也就是從微軟、蘋果、谷歌到今天的諸多獨角獸公司最喜愛的調門：改變世界。他們認為嬉皮士踐行的是「進步的」資本主義，以自由市場的方式表達自由意志，並且取勝。正如鮑勃迪倫大量出售原聲現場音樂引起了一場革命，然後從唱片公司獲得百萬美元的報酬，使他的聲音傳得更遠。如果你的價值觀是對的，那麼人們就會自由地選擇它。
幾乎每一個了解早期蘋果情況的人都同意，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都沒有把創立蘋果視為一種資本行為，從完全商業角度他們都有更可行的致富方法，這是一種DIY的延伸，「做你自己的事情」變成了「創辦你自己的公司」，一種探險。
像蘋果一樣，矽谷的諸多小公司在創立時就強調倫理法則，帶有「社會主義小天堂」的光暈，通過發給員工的股票期權和減少管理層級，營造出一種家族氛圍，彷彿是一個盈利的公社。這些特點至今仍然對信息技術行業的管理文化影響深遠。同時他們對外部世界的觀點是堅決進步主義的，擁抱全球化，歡迎不管來自世界哪一個角落的工程師，倡導不言而喻的平等權利和環保宗旨，並且是民主黨的核心票源。
不過，資本主義不能逃脫核心規律是，做出最有利潤的產品，而不是最理想的產品。喬布斯性格中有於此不謀而合的一面，他對錢的態度，早在印度旅行時就以毫不妥協的討價還價讓旅伴震驚。「打磚塊」遊戲成功後他跟沃茲尼亞克平分七百美元的酬勞，卻隻字未提因此獲得的豐厚額外獎金。他拒絕像蓋茨那樣捐獻出遺產，也近於濫用地使用專利保護。但他從不向商業讓步的，是對完美產品的純粹追求。這種固執使他一度幾乎失去了一切，令人難以置信地被趕出了蘋果，變賣所有股票，損失了接近3/4的個人財產；但也是這種固執保住了麥金塔士、Mac OS 和iphone的驚世駭俗，保住了偉大創新者和叛逆者的聲譽。喬布斯盡可以是一位商業奇才，但是人們不會膜拜這種普通的神，像蘋果的經典廣告「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一樣，他必須而且始終是——理想主義者。
硅碳混合物：一個現代的IT行業文化圖景
2017年初，一種無比尷尬的氣氛中，勝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終於被撮合跟他的死敵——矽谷的科技巨頭們坐在了一起。除了是推特的狂熱重度使用者，特朗普各方面都是一位碳得不能再碳的功利主義者，此時桌前就坐著聲稱要讓用火箭把他送上天的埃隆·馬斯克，每個公司都多少和他有過過節，蘋果尤其如此。總統希望蘋果把生產線撤回國內增加就業，希望蘋果交出強制解鎖iphone的方案——總之，所有蘋果不願意做的事。
馬斯克與特朗普，以及康寧公司CEO溫德爾·維克斯
然而生活究竟要繼續下去。2018年，蘋果已經蟬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六年了，更是實至名歸的第一科技公司，而喬布斯已經離開人世七年，他的形象正在步入與當年他仰望的愛迪生比肩的萬神殿。同時，蘋果也無可置疑地變成了當年那兩位輟學青年嬉皮士發起挑戰的對象：超級公司。
何止如此，2018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里，信息與互聯網公司佔了七家！七年前的的狀元埃克森美孚已經被擠到了第十名榜末。 「硅基生物」上演了摧枯拉朽的逆襲，同時也在各個方面，變得越來越像他們過去的對手。
他們比當年的通用、美孚、福特與金融界的關係更緊密和繁複；
他們是前所未有的壟斷者，從技術到商業模式；
他們是無遠弗屆的全球性跨國公司；
他們佔有了海量的數據和信息權力……
而且，當人們的目光越過矽谷，投向全球圖景的信息科技產業，就會發現在新興經濟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矽谷的新左自由派理想更是像一個神話一樣遙不可及和不切實際。 早期創業者和計算機極客們日以繼夜狂迷的波西米亞精神，被巧妙地移植為996的殘酷加班文化；特立獨行的程序員們變成了「碼農」，除了高薪只關心三十五歲時還能不能保住飯碗；本應提供客觀結果的搜索引擎，從源頭上以虛假信息的污染牟利，甚至犯下無異於謀殺的行徑……
技術本身並沒有創造出矽谷或者蘋果，它們是文化和觀念，對技術的召喚與揀選。
當反主流的文化，已經過於商業化甚至成長成了主流本身，還能反對什麼呢？那種光華炫目的叛逆精神和實踐信念，還可能存在嗎？ 那種促使極客嬉皮士奮起反擊的，把技術引向集中和管控，引向對自由思想的扼殺的擔憂，還可能重臨嗎？
答案在風中飄。
好在人間還有鮑勃迪倫。
並且他沒有去領諾貝爾文學獎。
經濟觀察報書評
eeobook
閱讀有難度的文章，每天成長一點點
TAG:經濟觀察報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