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周：由慎獨之功出發，才有可能做到「修、齊、治、平」

「慎獨」是傳統儒家提倡的一種道德修養方法，也可以指經道德修養後達到的一種道德境界。「慎」與「獨」作為單一概念，曾廣泛見於先秦典籍之中。在儒家經典《尚書》中，「慎」字三十四見，「獨」字三見，《周易》中「慎」字九見，「獨」字七見，等等。一般來說，「慎」即謹慎之義，「獨」可解釋為單獨、獨處或老而無子。

《大學》《中庸》開宗明義地提出慎獨思想。《大學》曰：「所謂誠其意，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曰：「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在戰國至秦漢之際，慎獨作為獨立的範疇不僅出現於《大學》《中庸》中，其他如《禮記·禮器》篇、荊門郭店楚墓竹簡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之儒家文獻部分也有關於慎獨的文字記載。

慎獨的字面意思並不難理解，即指人們在閑居、獨處之時，最容易自我放縱，任情恣意，產生不符合「道」的行為，因此，每個人都需要在獨處的時候自我防範、自我約束。中國歷代學者都十分看重慎獨範疇，進行了各自不同的闡發。東漢鄭玄遍注「三禮」，唐代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根據疏不破注的原則，孔氏無法突破鄭氏藩籬。漢唐之際，鄭、孔學術地位異常顯赫，因此，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這一時期慎獨學說的基本框架。這期間還有徐幹、劉勰、李翱等也對慎獨學說作了闡發。總體來講，他們的慎獨說大多尚停留在道德修養論的層面上，對「慎獨」所作的字面疏解，基本上是忠於《大學》《中庸》的原意的。比如，鄭玄認為，「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也就是說，自控力較差的人在閑居、獨處之時可能會滋生一點邪念、干一點壞事，通過慎獨的修養工夫，可以避免邪念及不良行為的發生。

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對慎獨學說加以闡發的就更多了，理學家們所講的「慎獨」，具有濃厚的理學色彩。比如，北宋時期的程顥將慎獨與天理緊密聯繫起來，其學說的最高範疇就是「天理」。天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也是社會的最高原則，它具有精神本體的意義。在程顥看來，人要體認天理，必須要做慎獨的工夫，通過克制私慾、省察涵養、「不欺於暗室」、不懈怠於細微之處等慎獨之功，最終達到「仁者與萬物同體」的境界。這樣一來，程顥就把慎獨納入到了博大精深的理學體系之內。南宋時期的朱熹將「獨」解釋為「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其意是說，當一些不好的意念在內心萌動時，儘管別人無法察覺出來，但自己卻是非常清楚的。這個時候，就應及時做自我剋制的修養工夫，此時把握好了自己，則可防患於未然，行為上不會出現大的偏差。明代中葉，王陽明心學興起。王陽明以「致良知」說獨樹一幟，良知是心之本體，不假外求。他有時將良知解釋為「獨知」，在他看來，「獨知」之知即是人心的一點靈明，即是良知。至於慎獨，王陽明則認為「格物即慎獨」。格物是陽明教法的基本工夫，而他所謂的「格物」，又與朱熹闡發的格物論大不一樣，陽明是就正心、正意、為善去惡的實踐層面上來講的，即須「戒慎乎不睹不聞而己所獨知」之時，後者所欲表達的正是「慎獨」之意。

作為晚明時期的一位大儒，劉宗周徑直以慎獨標宗。他對慎獨學說的重視程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認為孔門相傳「心法」就是慎獨，由慎獨之功出發，才有可能做到「修、齊、治、平」，由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其高足黃宗羲說：「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這種評價雖然不無過譽之處，但客觀地講，劉宗周的慎獨學說的確是頗具特色的。

劉宗周極力倡導慎獨學說，旨在挽救當時社會的弊病。宗周所生活的明王朝已呈現出頹廢的氣象，朝中官吏腐敗不堪，人心渙散至極，尤其在天啟皇帝明熹宗執政期間，朝政大權為閹黨人物所把持，朝堂之上充滿著恐怖氣氛，甚至可以用「天地晦冥，人心滅息」來形容。朝廷的烏煙瘴氣也必然影響到當時的社會。按照宗周的講法，當時整個社會的道德都出現了嚴重危機，禮教蕩然，士風浮誇，綱紀崩潰。他對此憂心忡忡。當然，宗周也無法開出解救社會危機的良方，與大多數儒者一樣，他也認為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要對治人心之惡，則須講明聖學，而聖學的精義在宗周看來就是慎獨之說。另外，從學理上講，劉宗周以慎獨標宗，也是為了糾正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的弊端。

劉宗周的慎獨學說，有一個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宗周曾拜許孚遠為師，受許師的影響，他早年在學術上趨近於程朱理學。萬曆四十一年（1613），宗周提出了初步的慎獨主張；次年，撰寫《心論》，認為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心學傾向愈來愈明顯；萬曆四十五年，撰寫《論語學案》，進一步闡發了慎獨主張；天啟五年（1625），劉宗周更是旗幟鮮明地倡導了慎獨學說，將「獨」與「心」相連。劉汋認為此時他父親的慎獨學說正式形成。依劉宗周所言，慎獨囊括了儒家心性之學的種種義理，比如天人性命說、本體工夫說、性情理欲說等都可在慎獨學說中加以體現，甚至認為「慎獨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劉宗周中晚年雖然傾向於心學，有以心為本的思想。但他又認為僅僅以心為本，很難避免產生種種流弊，所以他構造了一個「獨體」的概念。「獨體」是超越意義上的自我或主體。劉宗周將「獨體」與天道、天理緊密相連，試圖以此補救陸九淵、王陽明所言之心因過於直接、顯露而無所本的理論缺陷。「獨體」與天理、天心通而為一，因而具有道德理性和善良意志的內涵。

在劉宗周的論著中，與「獨體」意義類似的說法有很多種，如他所說的「獨知」「微體」「意體」「中體」等都與「獨體」名異而實同，只不過「獨體」一語出現的次數最多，也最受宗周重視。他認為，人在獨處、閑居之時有「獨體」，在大庭廣眾之下也有「獨體」；與朋友相對而坐時能夠吐露真心，不遮不掩，不欺朋友，這即是「獨體」呈現之時；當然，如果人心被私慾蒙蔽，「獨體」便處於潛在的狀態而無法充分顯現。

「獨體」也是一「物」，但不是自然物體意義上的物，而是作為抽象的觀念，存在於主體意識之中。劉宗周將《大學》「八條目」中的「心、意、知、物」逐步推溯，推到最後不能再推的地步，就是「獨」或「獨體」。「獨體」無形象可索，處於隱微之地而不可睹聞，不可名狀，但卻能知善知惡，好善惡惡。它是形而上者，人只有對自己、對他人沒有絲毫的欺騙，才能真正呈現出這一真實無妄之體。

「獨體」被劉宗周置於本體的地位，為至善。但現實中的人因為氣質之蔽、物慾之障而沉溺於種種慾望之中，慾望過多就可能衍化為惡。也就是說，人雖然具備了成聖的先天根據，但並不意味著已是現成的聖人，人同時還受後天環境的制約，這就需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自覺挺立道德人格，克己復禮，復還天理。有鑒於此，劉宗周不但指出了「獨體」的超越性，還十分注重「獨體」的道德實踐意義，要求人能慎獨、謹獨，以保持「獨體」的常醒而不昧。

劉宗周的慎獨學說強調了人在道德實踐中的自主性，認為「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即呼籲人們在道德修養和實踐中，作到自我反省和自我體認，在道德選擇和價值取向中進行自我裁決。當然，劉宗周所講的這種自我裁決與王門部分後學張揚個體意志的做法有所不同。劉宗周提倡慎獨的目的是為了重振道德，其所謂的自我裁決建立在道德規範約束的前提之下。而王門部分後學因過於突出個體的意志，逐漸突破了古代綱常名教的藩籬。

劉宗周曾借《詩經》中的一些詩句來闡發他的慎獨之說(這些詩句均為《大學》引證過)。比如，他認為由《詩經·衛風·碩人》中的「衣錦尚」一語可見「獨體」之妙。「獨體」之妙正在於從「不睹不聞」、至微至暗中發而為光風霽月，簡約而不奢華。這種看法也反映了宗周注重內斂的學術品格。他較為重視涵養與省察工夫，堅決抵制王門後學過分張揚個體性而向異端發展的傾向。宗周又由《詩經·大雅·抑》中的「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以及《詩經·商頌·烈祖》中的「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來闡發慎獨之功。他認為，慎獨之功在於循序漸進，而不可操之過急。人在獨處的時候能夠自我約束，自我監督，嚴格要求，並從一言一行、一顰一笑中做起，不斷操存，日久自然會培養出一種湛然、純一的氣象，這是一種典型的「內聖」之學。

包括劉宗周在內的傳統儒家宣揚的慎獨學說也不乏一定的現代意義。簡言之，其現代意義即在於：挺立個體的道德人格，強化個體的道德踐履，以道德實踐中個體的自律來維繫和強化社會的道德風尚。慎獨究其實是一種「反求諸己」式的自我修養方式，它把內在道德意識的自我覺悟作為主要目的，以完善人性為首要任務，主張返回到自身，確證自身的存在和價值，並從自身出發來尋求普遍意義。這種向內反求的修養方法可以說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關鍵，而理想人格的塑造是建構現代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現代化究其實是人的現代化，它不但要求人有較強的能力素質，還要有較高的精神境界，要有一定的道德理想來支撐。

慎獨學說可借鑒之處正在於它強調了道德自律，也就是說，人們履行道德原則是經過自我反思後自願自覺的結果，而非外在的強制。這種行為本身不能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不是為了得到周圍人的好評，不是為了獲得良心的安慰，而純粹是對道德原則、道德規律的尊重。自律精神一旦缺乏，道德則易出現問題，甚至導致「道德滑坡」現象的產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開始以獨立身份進入市場，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人們獨立工作、自行決斷的機會比以前大大增加。應該承認，我們大多數人是能夠遵守國家法律和法規，自覺謹守道德規範的，但仍有少數人以為無人監督，便沾沾自喜，任性而作，干出損公肥私、傷天害理之事。更有甚者，一些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也肆意妄為，「慎眾」尚且不能，更談不上古人所講的慎獨了。因此，我們需要對傳統慎獨學說加以批判地繼承與創造性地轉化，並將其融入當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摘自「大家精要」叢書之姚才剛《劉宗周》

《劉宗周》一書用淺顯的文字、簡潔的語言，展現出在朝廷任職期間常常不顧及個人安危、犯顏直諫、指斥時弊的劉宗周，同樣也是一位在學術上提出「慎獨」「誠意」等新觀點的儒家學者。直至今日，劉宗周做人做事的「清流」品格及思想學說都對後世儒家學者有極大的影響。

作者簡介

姚才剛，哲學博士，湖北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副院長，湖北省道德與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後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項目等。學術專著有《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等。合編教材《中國哲學原著導讀》。在《哲學研究》等報刊上發表論文六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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