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真實的孔子

原標題：還原一個真實的孔子

馬建紅法學博士

28日是中國先賢孔子誕辰日。當講傳統文化復興的時候，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回到儒學的原點，到孔子那裡去找可資利用的資源。今人若欲紀念孔子，正確模式首先要從還原一個真實的孔子開始，而非僅僅念誦幾句「有朋自遠方來」就萬事大吉。

人們經常把傳統中國的君主專制、愚忠、唯上等的源頭歸結於孔子，因為我們只關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所享受的哀榮，卻忽略了他生前的不得志，如果他的主張真是以維護君權專製為特點，他又何須顛沛流離卻始終不得諸侯國君們的重用呢？

孔子之所以不見容於當時的權貴，就在於他提倡的無論是德治、禮治還是人治，對於為政者來說都算不上是什麼好的治理手段，因為他不僅沒有賦予為政者無限的權威，而且還要求掌握權力的人首先做一個有德之人、守禮之人及賢能之人。若確實按照孔子的構想來治國理政的話，統治者無疑就把自己關進了籠子，而絕不可能成為專斷權力的享有者。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範疇，仁的基本涵義是「愛人」。作為一個人，首先要愛父母、愛兄弟，還要「泛愛眾」，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提倡的「愛人」的主體，包括一切人，上至貴族君王，下至黎民百姓，都要愛他人，行忠恕，沒有人可以逃避這項義務，對於君王來說，這項義務甚至比他人要重大得多，因為君王的「愛」還應及於所有的臣民。孔子雖然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他並不否定人們對利益的追求，相反，他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甚至還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從事比較低賤的職業而獲得財富也是允許的。既然從普通的人性來看，人們「貧而無怨難」，所以為政者的責任，在治國時就要首先讓百姓「富之」，要讓他們「足食」，而要做到這一點，為政者必須要「節用愛人」，不應向百姓索取無度而自己過奢侈奢靡的生活，要「使民如承大祭」「使民以時」，不可過分地役使民力，並警告統治者「苛政猛於虎」。

孔子認為君王為政也要推己及人，自己貪求財富，就應想到百姓對財富有同樣的欲求，所以在季康子因苦於盜賊太多，向孔子求救時，孔子就很乾脆地回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因為正是季康子自己貪得無厭，過分索取，造成民窮財盡，才迫使百姓鋌而走險，不得已去做盜賊的。孔子的這種憂民之心，漢人韓嬰在《韓詩外傳》中有一段解釋，「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失饑渴若血氣，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臟空虛，則無力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由此可見，解決好民之生計，使民眾過富足的生活，此乃君王的本分和責任，逾此則不配為君。

人們一般認為孔子是人治的始作俑者，卻不知孔子的「人治」之「人」，並非不拘什麼樣的人都可以，而應是賢德之人。他的人治也並非治人者的隨心所欲，而是要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做遵守禮法的典範，「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一個社會治理得好壞，禮法能否得到嚴格遵守與順利實施，主要不是取決於平民百姓，而是取決於大小官吏，特別是那些握有大權的統治者。如果這些人都能模範地遵守禮法，嚴格依法辦事，就會影響並帶動普通人自覺地遵守禮法。當上面那位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時，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為政者的「正」，就是治國的根本，良好的吏治比嚴刑峻法更有效，「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他特彆強調領導者個人的品德修養，認為這是引領社會風尚的關鍵。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各種「治」，無非是要將義務和責任加諸君主或各級官吏的身上，要求他們既要「勞心」，又要「勞力」，還要剋制自己的慾望，模範地遵守各種禮法規程，對自己的非「君子」行為及心理時刻保持一種警醒。可以想像，當時那些把周天子擠對下去，剛剛手握大權，認為自己可以雄霸天下的國君，有誰願意受這份兒約束呢？所以當孔子周遊列國，苦口婆心勸告那些國君們要修身養性、服膺於周公制定的禮法時，他們的心情該是如何的沮喪和晦氣呢！如此一來，孔子曾一度淪為「喪家之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孔子一生堅持自己的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又何曾想到過自己的學問會在若干年後，以一種庇護帝王專斷權力的面目獲得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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