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橋話畫：孫位《高逸圖》與「竹林七賢」

《高逸圖》

《高逸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這幅圖所描繪的是魏晉時期膾炙人口的竹林七賢的故事。該畫作刻畫了魏晉士大夫「高逸風度」的共性，又刻畫出了他們的個性。現存《高逸圖》為《竹林七賢圖》殘卷，圖中只剩四賢。在長卷式的畫面上，主體人物是四個封建士大夫分別坐於華麗的氈毯上，每人身旁都有一名小童侍候。

名畫鑒賞

《高逸圖》

經過考證，晚唐畫家孫位的《高逸圖》就是以「竹林七賢」為題材。只不過可能今天我們看到的已經是不完整的殘卷了。現在的殘卷所存部分從右至左依次描繪的是山濤、王戎、劉伶和阮籍。「高逸圖」為宋徽宗命名，在卷首有他題的「孫位高逸圖」5字，這張畫後來成為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標的藏品，他也沿用宋徽宗之法為此畫題籤。所以，此畫一直沿用了宋徽宗最初的命名。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為希世之珍。

《高逸圖》畫面採用早期橫卷式結構，四位人物分別列坐於華美的地毯上，動作、情態各具神采，在他們旁邊各有一個侍者在小心地侍候著，以次要人物襯托主要人物，使畫面統一於和諧的環境之中。畫作完全承繼與南京西善橋出土的「竹林七賢」印磚畫的同一傳統，這幅絹畫也是一個個人物依次繪來，其間用湖石、菊花、松樹、蕉葉等分隔開來。畫家筆下每個形象都帶有肖像畫性質，這一點擺脫了磚畫只能通過器具來表現人物身份的限制。不過完全憑藉肖像畫使大家分辨出數百年前的人物仍然有難度，所以在每個人旁邊仍然可以看到與磚畫中大致相同的器物安排。

山濤體形豐腴，抱單膝而席坐於地，他下穿「大口褲」，上身幾乎裸露，只是鬆鬆地掛了件外套在肩上，很能表現名士風度的葛巾仍然是裹在頭上的，很舒服地倚著隱囊，身邊擺著酒器．站著小童。山濤在歷史中以為人性好庄老、為官中正清廉聞名，不過人們更感興趣的也許是他「八斗酒量」的軼事，所以在這幅絹畫和南京西善橋磚畫中他都與酒器為伴。《晉書》中記載他飲酒只到八斗而止，有一次晉武帝司馬炎想試探此說是否屬實，拿出八斗酒請山濤喝，趁他不注意偷偷多加了些進去，山濤喝夠八斗居然真的放杯而止，讓人稱奇；第二位裸足趺坐的高士是王戎，樂府詩里的他是「王戎如意舞」的形象，《高逸圖》里的這位王戎因為趺坐的姿勢，沒有辦法表現瀟洒舞如意，所以改為執在右手，只是這根如意有些偏長，也有人認為是一根手杖，不過頭部的手形是保持與如意一致的。王戎面前放著卷帙，卻掩而不展；第三位手捧酒杯、滿頤髭鬚、蹙眉回頭者是劉伶。他有《酒德頌》傳世，其中有「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朝為須臾，日月為扃牖(jiōng yǒu)，八荒為庭衢」極豪放的開篇。劉伶以豪飲而名於世，《晉書》記載他吩咐侍從拿把鋤頭跟著他，別人問其中緣故，他說如果他醉死了，就地埋了便可；第四位的表情要舒適了許多，手執麈尾，微展笑容，似乎是在笑劉伶的醉態。這位「容貌朗傑，志氣宏放」的高士是阮籍，史書中說他「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終日忘歸」。阮籍手中拿的麈尾（音同：主尾）是從三國時期起為士人所重的一種雅器，清談人士與佛教中人都有手執麈尾的習慣。而且，麈尾在清談的過程中是有特殊作用的，清談中主、客之分在於「主」是主講人，「客」是問難者，麈尾是主講人身份的標誌，沒有麈尾，主講人不能「豎義」，清談也就無法進行，漸漸的麈尾成為名士的標誌之一。

《高逸圖》局部

畫中人物著重於眼神刻畫，骨骼清奇，衣服及陪襯的景物、器具，均用淡色或白描，線條細勁流暢如行雲流水，顯得素靜雅潔，象徵「竹林七賢」身置物外的閑適；而花毯及背倚的花墊，不僅畫出許多複雜的圖案，而且敷以重彩濃色，顯得鮮艷奪目，暗示「竹林七賢」名望地位的高貴。畫風在六朝的基礎上更趨工緻精巧，而點綴的木石已用皴染，則開啟了五代畫法的先路，也為藝術史家們研究中國早期花鳥畫、山水畫提供了寶貴的視覺資料，是中國歷史人物繪畫的佳作，為我國歷代書畫中的瑰寶。

「竹林七賢」是魏晉之際玄學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詩文既有崇尚老莊清逸脫俗的思想，同時也有憤世嫉俗、直抒胸臆的情感。竹林七賢的題材自東晉南北朝直至唐代以來，屢屢被一些名畫家所表現，正是對這個時期玄學文化的一種歷史再現。《高逸圖》以高超的畫藝表現了他們的氣質風度，是記載這一歷史文化遺迹的形象圖畫，反映了這些人孤高傲世，寄情田園，不隨流俗的哲學思想，同時在繪畫技藝上的承繼和發展也讓它成為了一件在繪畫史上具有典範意義的作品。

畫趣拾珍

一提到名士，大家很自然地就會想到魏晉，而魏晉名士的代表是竹林七賢。

《高逸圖》局部

在古代歷史上，「竹林七賢」是隱士的代表，他們以遠離官場，淡薄名利而被後人傳誦。「竹林七賢」的產生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著緊密的聯繫，在三國末期魏晉交替的這個時代，政治黑暗且戰爭不斷，著名的「曹馬之爭」直接促使竹林七賢走到了一起。曹魏末西晉初，曹叡駕崩後的正始年間，朝廷危機重重，司馬氏集團和曹氏集團為奪取皇位的鬥爭已暗中涌動，異常激烈，社會處於動蕩時期，文士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性命安危。因此崇尚老莊哲學，蔑視禮法，清靜無為，用清談玄學、飲酒彈琴、佯狂放浪等行為來排遣苦悶，成為當時的風氣，竹林七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除了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還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原因。

首先是魏晉時期興起的玄學思潮，使文人對主張清靜無為、回歸自然的老莊哲學情有獨鍾，而位於山陽的嵇公竹林則為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清靜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其次是漢末形成的「處士橫議」之風在魏晉之際演變為清議，三五好友相攜入林把酒言歡，該是何等的恣情快意!再次是魏晉時期盛行的飲酒服食之風的深刻影響，古山陽不論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脈，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稱。山陽北面依託的太行山更有許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長生的所謂「上藥」，嵇康和隱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藥」石髓的奇遇。既然這裡有酒和「上藥」，文士焉有不趨之若鶩之理？山陽因位於太行山之南而得名，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徵意義，心中該會盪起怎樣的漣漪？所以，魏晉之際，山陽曾經是名士的集聚地，不僅有竹林七賢，還有呂安、呂巽兄弟以及阮侃、趙至等人。竹林七賢來自三個省份，除了王戎來自山東琅琊，嵇康來自安徽濉溪(一說宿縣)，劉伶來自安徽淮北，其餘四位全是河南人。阮籍，陳留(今開封市)尉氏人；阮咸，阮籍之侄，陳留尉氏人；山濤，河內懷縣(今焦作武陟)人；向秀，與山濤是同鄉。在竹林七賢中，山濤年紀最大，王戎最小，山濤比王戎大29歲，比嵇康大13歲，比阮籍大5歲。七人山水相隔，年齒相懸，既無舊誼，亦無姻親，原本毫無關係，卻相聚在一起，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相聚于山陽、共為竹林之遊呢？他們這些文人墨客，有的不拘禮法、我行我素，有的逍遙山林、終身不仕，更有談玄醉酒、長歌當哭。竹林七賢相聚于山陽，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嵇康。嵇公竹林的象徵意義更為明顯，竹子是為君子之友，嵇康在其寓居地種植竹林，何嘗不是出於對竹子象徵意義的認同呢？阮籍等人與嵇康暢遊於嵇公竹林，有他們對竹林象徵意義的心有靈犀，嵇康在竹林之遊核心地位的肯定。嵇康既具有龍章鳳姿的風度，又具有自然恬靜有大量的高潔品格，以至於當時許多文士皆欲與之交往，呂安、趙至為見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駕；鍾會攜書欲與之交而不得，因而銜怨構隙。阮籍、山濤雖年長於嵇康，但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傾心與之相交。

竹林七賢雖然被後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籤，但七賢的人生態度卻不盡相同，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政治態度得到證明。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步入官場，官拜中散大夫，正可以在官場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嵇康卻成了竹林七賢中最不願意涉足官場是非的人物。他雖是魏室女婿，但對政治並不熱心，他娶長樂亭主之後不久即移居山陽，遠離了是非之地，表明了不願介入政治的態度，過上了不過問政治的處士生活，直至最後因鍾會構陷被殺；「少年好詩書」的阮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人物，他既崇尚老莊輕蔑禮法，又無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對政治則不免是外冷內熱，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劉伶、阮咸之輩皆是官場過客，對政治並不熱心；山濤和王戎對政治則很有熱情，竹林之遊結束後，他們先後步入仕途，在強敵環伺、險象叢生的西晉官場以老莊哲學自守，故能遊刃有餘，步步高升，皆得善終。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徵，而最能表現這一特徵的就是談玄和飲酒。人生態度是人們對人生與社會的基本觀點與看法，處世方式是人們在社會文化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本質特點。人生態度不同，其處世方式也就必然會有差異。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大抵相近，處世方式也趨於一致，最恰貼的表述應是嵇康所說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體表現為任情和率性。哲學觀念上的皈依老莊使竹林七賢對暢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在談玄方面，七賢與時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讓。即使是不讀老莊、不以談玄自居的山濤，其發言吟詠亦往往暗與老莊之旨相合。至於飲酒更是竹林七賢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賢生當魏晉之際，深知既然無法延長生命的長度，便通過飲酒來增加生命的密度。

阮籍好酒，知步兵營廚有酒，便求為步兵校尉；司馬昭要與他攀親家，他不好拒絕，就以醉酒拒之。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籍與王戎時常到其酒店飲酒，醉後便眠於婦側，其夫開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觀察，方知阮籍終無他意；劉伶嗜酒如命，飲酒之後脫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見後譏笑他，劉伶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飲酒，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瓮盛酒圍坐相向對飲，當時群豬來飲，阮咸便隨之而上一同飲酒；山濤能飲酒八斗，可謂海量，晉武帝想試一試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濤卻是盡其量而止，不肯多飲。在竹林七賢中，山濤飲酒大概是最有節制的了；阮籍與王戎共飲，推杯換盞言笑甚歡，兗州刺史劉公榮當時也在座，卻是杯酒不飲，而言語談話卻無異。有人問阮籍為何如此，阮籍回答說：「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其所回答頗具玄理意味。

《高逸圖》局部

嵇康與向秀在大柳樹下打鐵，鍾會來訪，嵇康半天不理他。鍾會無趣，只好離去。這時，嵇康才發話，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的回答也頗耐人尋味：「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任情和率性很難拿捏得恰到好處，稍稍過之便近乎狂放和怪誕了，而一入此途便為世俗所不容。阮籍為母守喪期間，飲酒食肉，遭到何曾的彈劾。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曾經令許多人感到不爽，批評者有之，指責者有之，攻擊者亦有之。雖然後人對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多所批評，雖然很多人並不欣賞竹林七賢的所作所為，但竹林名士的風流卻流及百代，並逐漸演化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只要一提及魏晉，人們就會很自然地想起竹林七賢，想起他們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想起一個時代的名士風流。

「竹林七賢」的作品雖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於當時的血腥統治，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卻不同於建安七子，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採用比興、象徵、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們的詩文集中表現著兩個主題：一則是對魏晉時期政治黑暗的強雷不滿，二則是對清新自由的社會人生的渴望與追求。「竹林七賢」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其中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而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

竹林七賢大多是文章高手，除王戎外皆曾有文集行世，但就現存作品而論，真正對魏晉文學及其後的文學創作產生較大影響者，只有阮籍和嵇康。這是客觀情況使然，因為宋代以後竹林七賢的集子大多失傳，現在看到的阮籍和嵇康的集子多是明人輯本，而山濤等人的集子散佚既久，又不見明清學人的輯本，自然也就很難對他們的文學創作加以評說了。

作為魏晉時期的著名作家，阮籍的82首五言《詠懷詩》是探討他心路歷程的重要材料，他對政治一直抱有極大的熱情，卻處於一個特殊的時代，使他不得不對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來掩飾內心的熱情，其在借詩言志之時不得不把真實的思想情感隱藏在一個又一個意象背後，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晦，顯示出了阮籍所處的險惡社會環境。阮籍辭賦最值得注意者是《清思賦》，此賦重點不在體物寫志，而在於借辭賦這種形式來闡發玄理，把聲、色、美、善等魏晉玄學經常涉及的範疇作為辭賦的立論主旨，從立意構思到遣詞造句，都充滿玄理色彩，開以辭賦言玄理之先河，表現出魏晉玄風對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嵇康的文學創作是魏晉特殊時代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觀念的鮮明表現，流露出詩人生活在曹魏政權與司馬氏集團激烈政治鬥爭夾縫中的痛苦和無奈。嵇康遠承《詩經》，近學建安，繼承創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晉之際四言詩歌創作的高峰。《與山巨源絕交書》堪稱奇文，在平白樸實卻又峻切尖刻的言辭中，表明了作者特立獨行的個性和不與世沉浮的決絕，可謂嬉笑謾罵皆成文章。

竹林七賢不可能像老莊、李杜那樣令人高山仰止，但他們卻憑藉脫俗之舉和非凡之作，影響了一個時代，影響著中國文化和傳統文人。竹林七賢多才多藝，在音樂、書法和繪畫等方面各有擅場，成就斐然。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音樂理論家，阮籍《樂論》和嵇康《聲無哀樂論》，涉及音樂美學的一些重要命題，最具理論色彩和思想深度，堪稱魏晉音樂美學史上的「雙璧」。嵇康長於琴技，臨終之時索琴而彈一曲《廣陵散》遂成千古絕調；阮籍最拿手的則是「嘯」，其「嘯」韻響嘹亮，聲聞數百步。他入蘇門山尋訪孫登，曾以「嘯」與孫登進行交流；阮咸是魏晉時期音樂名家，深識音律，精於鑒賞，時謂「神解」，他對傳統樂器琵琶進行改造，製作出四弦十二柱的長頸琵琶。後人以其名字來命名，稱為「阮咸」，今樂器大阮、中阮和小阮系由「阮咸」發展而來。傳說著名琴曲《三峽流泉》亦出自阮咸之手。竹林七賢的書法創作各有所擅，嵇康書法舒緩特立，阮籍、阮咸叔侄工行草，山濤工楷書和行書，劉伶善草書，向秀善行書，王戎善隸書和行書。竹林七賢的書法作品早已失傳，但從有關文獻記載中，依稀可見他們的書法風采。在繪畫藝術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賢中唯一擅長繪畫且曾經有作品傳世者。

《高逸圖》局部

七位名士在竹林中開懷暢飲、吟詠唱和、放歌長嘯、撫琴賦詩、談玄論道，遺落世事而快意人生。「竹林七賢」大都精文學，通音律，倡自由，崇自然，並在哲學領域有深入的研究。「竹林七賢」不僅僅是文學家、音樂家，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哲學思想家，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廣受爭議的群體，也成為魏晉時期的一個文化符號。雖然「竹林七賢」中的七人性格思想都有不同之處，但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人墨客共有的美好品德，他們質樸的情懷對以後的文學家有很深的影響。他們是一群「相逢於濁世、相守於天涯、相知于山水、相忘於江湖」的性情中人，隨著時光推移被視為中國士人精神理想的一個象徵，他們的思想與文學藝術成就對於我們每一個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後人來說，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往事越千年，名士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但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竹林七賢」留給後人的不僅是他們的任情和率性，他們的人格精神，他們的瀟洒懷抱，他們的處世方式，他們的文學創作，他們的多才多藝，都給後人以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之感。一千多年來，人們對於「竹林七賢」的言行或褒或貶雖有不同，但都承認「竹林七賢」曾經對我國的文學、哲學以及封建士人的行為準則產生過重大影響，惟有一句話「是真名士自風流」！

名家小傳

孫位，原籍會稽(今浙江紹興)，後遇異人得度世法，改名遇，有道術，性疏野，襟懷超然，雖好飲酒，未嘗沉酩。擅畫人物、鬼神、松石、墨竹，所作皆筆精墨妙，雄壯奔放，情高格逸，尤以畫水著名，與張南本善畫火併稱於世。所謂孫位之水，張南本之火，幾於道也。畫龍水有春龍啟蜇圖，筆勢超軼，氣象雄放。舉止疏野、襟韻曠達，喜飲酒，罕見其醉。樂與方外人往還，然對豪貴相請，則禮有少慢，縱贈千金，難留一筆。曾在蜀中應天、昭覺、福海等寺院畫過不少壁畫，具筆簡形備，氣勢雄偉，時人評價其有龍孥水洶，千狀萬態，勢愈飛動，莫可記述，且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非天縱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與於此邪。畫跡有《說法太上像》、《維摩圖》、《神仙故實圖》、《四皓弈棋圖》等27件，著錄於《宣和畫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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