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第一次見光緒發揮失常，場面一度尷尬，梁更糟糕

文｜劉大勝

光緒皇帝作為一國之君，希望通過這次政治改革，在短時間內改變大清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制。從詔書的發布到政策的實施，從新官的任用到舊臣的黜免，基本出於聖裁。

清德宗光緒皇帝畫像

1898年5月底，發生了重大的人事變化；首先是恭親王奕病重；第二，在這位老親王臨終前，極力建議兩宮開缺了「誤國害權」的翁同龢。光緒皇帝終於擺脫了年長叔父的束縛，拋棄保守、緩慢的改革思路。除了與身邊的心腹商量外，光緒皇帝徵詢慈禧太后的意見。慈禧太后擅權、在意實質權力和滿洲權勢，不在意具體什麼政策，也表示：「凡所實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強者，兒可自為之，吾不自製也。」應該說，若無慈禧太后的同意，光緒皇帝不可能實施任何改革，也不可能貿然發動全面系統的體制改革。

有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光緒皇帝在奕去世後的第十三天，發布《明定國是詔》，向中外宣布大清變法改革的決心，宣布建立京師大學堂，這份詔書成為整個維新變法的總綱領。從6月11日到9月21日，變法持續103天，被稱為「百日維新」。整個變法伴隨著詔旨的頻繁發布、黨爭的再次興起、派系的重新組合，時間很短但事情很多。

當天，光緒皇帝又下了一道聖旨，指出當今各國之間交流增多，徵選外交人才是當務之急。各省督撫要保薦一批品學端正、通達時務的人才，交總理衙門，以備政府選用。兩道聖旨宣誓的意味很濃，真正的實效並不大，與之前要求大小臣工體察朝廷、保舉優秀人才、共赴艱困時局一脈相承。

第二天，光緒皇帝披覽朝臣上奏的《請特設商務大臣及選派宗支遊歷各國折》時，發布一道上諭，命令各省督撫妥善籌備，聯絡商情，毋得虛應故事；宗人府查看保舉的宗室人才，聽候其他部門的選派。這份詔書在滿洲內部掀起軒然大波，很多人認為是有意改變祖制。此時整個八旗實在太保守，總擔心年輕的皇帝無限制地選拔和任用同樣年輕的漢人官員，改變「首崇滿洲、滿漢平等」的統治策略。實際上，選派宗室出洋考察，多少有些模仿日本岩倉使節團的味道，擴展見聞總是很好的事情，但在當年，出國可不是什麼肥差。

第三天，光緒皇帝批閱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破格委任折》時，對保舉的通達時務人才甚感滿意。宣布三天後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同時命令湖南長寶鹽法道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送部引見，廣東舉人梁啟超由總理衙門查看具奏。據康、梁後來記述，這個時候的很多奏摺都是康有為及其門生弟子草擬的，包括這個保舉自己的奏摺。

很快的，光緒皇帝陸續接見了這些變法新銳。令人失望的是，康、梁面對皇帝的垂問，回答得並不好，整個過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尷尬。大清朝用人一般是取其所長，所以康有為被任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獲得專摺奏事的特權，梁啟超僅獲得六品頂戴。這是康、梁文人性格和文人習氣的必然結果，他們本來就不是行政體系中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作為政治的邊緣人，缺乏行政長才，只適合編書、譯書、寫書、著書，坐而論道尚可，無法起而行之，渴望得到政治垂青又無法步入決策核心，只能通過活動御史和其他理念相同的官員一起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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