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美國該如何贏得與中國的貿易戰

本文為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近期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

在電影《瘋狂的亞洲富人》開頭部分，一位華裔新加坡父親忠告他年幼的子女們不要剩飯，他說，「想想美國那些飢餓的孩子們吧。」我敢肯定，電影院里所有與我年齡相仿的人聽到這個笑話都笑了。畢竟，我們小時候，家長就是這樣要求我們的：「把飯吃完。想想中國那些飢餓的孩子們吧。」

電影《瘋狂的亞洲富人》海報

這段短短的台詞中包含了許多信息：第一，任何經常到中國大城市旅行的人都能告訴你，如今，富裕的中國——豪華的住宅、汽車、餐館和酒店——真的很富裕，那種富裕大多數美國人都無法想像。

第二，這註定是檢驗誰——是統領世界多年的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美國，還是正在崛起的美國競爭對手中國——將在21世紀制定全球秩序關鍵規則的時刻。這個檢驗正在伴隨著一場貿易戰的全面爆發而發生。

這檢驗聽起來像什麼呢？像一個中國高官在今年4月份清華大學的一個研討會上對我說的，「早就不再是」美國告訴中國在貿易等問題上該怎麼做的時候了，因為中國現在太大、太強。像特朗普總統在對中國說：「誰說的？讓我看看你有什麼本事，寶貝！」或者像特朗普上周真的在Twitter上所寫的那樣：「我們沒有與中國達成交易的壓力，他們有與我們達成交易的壓力。……如果我們見面，就見面唄。」

我想我們應該對這種對抗僅限於貿易而感激，但如我所說，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正如一位技術行業的高管向我指出的那樣：「中國不再只是『接近美國』了。中國已與美國平起平坐。」

中國杭州，一名購物者在超市裡使用阿里巴巴自動結賬服務。

正如瑪麗·米克(Mary Meeker)最新的互聯網趨勢研究指出的那樣，五年前，中國只有兩家全球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而美國那時有九家。如今，中國有九家科技公司排名在全球前20之內——阿里巴巴、騰訊、螞蟻金服、百度、小米、滴滴、京東、美團和今日頭條，美國有11家。20年前，中國一家這樣的公司都沒有。

你看到趨勢了吧？你聽見腳步聲了吧？中國的互聯網經濟總價值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的經濟現在不用現金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許多男男女女出門買任何東西已不再攜帶錢包，而只需帶著有移動應用的手機，就連向乞丐施捨也是這樣。

別逼我提世界上最大的新興技術和服務工具——人工智慧。中國的計劃是在人工智慧領域趕上美國，並儘快超越美國，而且中國離目標已經不遠了。因為，對於人工智慧來說，你能給機器提供的訓練數據越多，它學習的速度就越快，你能識別出來的模式就越多，你能編寫出來的改進產品和服務、或發明新產品和服務的演算法就越多。因為中國的人口比我們多得多，而且中國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動應用的人比我們多得多，中國積累龐大數據集和更快地訓練更多機器的能力相當可觀。

「如果數據是新的石油，那麼中國就是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寫了《人工智慧超級大國：中國、矽谷，以及新的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書的李開復說。

中國公司已經在計算機圖像/人臉識別以及語音識別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些技術可以用於商業，也可以用於監視和社會控制。在過去僅僅兩年里，中國的金融技術初創企業出現了爆炸式增長，這些企業提供移動支付、貸款、股票交易和銀行服務。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三的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和小米——都是中國企業。法國的鸚鵡(Parrot)排名第二。同時，中國培養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數量遠遠超過美國，他們的質量也在穩步上升。

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國在產生關於唐納德·特朗普和來自唐納德·特朗普的數據上，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領導者。

2017年，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會面。

然而，在每天接二連三的特朗普新聞和特朗普推文中，特朗普的有些言論其實是真的——比如美國需要面對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中國在過去的30年里得以實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靠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公式：勤奮工作、明智的規劃，以及對教育和基礎設施進行長期投資，當然中國也使用了其它一些不公平的手法。

我們必須做出回應。但要明智。

在歷史上，美國可以主宰全球舞台，制衡中國這樣正在崛起的大國，制定全球規則，靠的僅是我們極大的有形力量——更多的錢、更多的軍隊、更多的軍艦、更多的前十大公司、更多的科學家和更多的大學。這種方法已不再可能了，因為中國已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變得既巨大又聰明。但還有一線希望。

中國重慶的奢侈品店。

原來，我們有三個有巨大價值的東西，中國不僅沒有，而且不大可能在近期內得到它們。我們應該加倍地利用我們的優勢：移民、盟友和價值觀。然而，特朗普卻在浪費這些優勢。

世界上許多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高智商的冒險者——仍想來我們的國家。在一個知識和人才的時代，公司靠首先並以最快的速度把智力引入它們所創造的所有產品來蓬勃發展，我們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歡迎更多的高技能移民，並給每一個來美國深造的中國留學生和其他的外國學生髮綠卡。中國無法吸引最優秀、最聰明的印度、以色列、阿拉伯、法國、巴西和韓國移民，但我們仍然可以。為什麼我們要掛出「走開」的牌子，或讓這些國家的學生更難留在這裡呢？

而且，我們有真正的盟友，中國卻沒有這種盟友。中國有客戶、顧客和受驚的鄰國。中國沒有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樣的真正的合作夥伴。中國沒有包括歐盟在內的整個大西洋聯盟，也沒有與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結成緊密關係。如果我們不做愚蠢的事情，比如對盟友徵收鋼鐵關稅，或撕毀《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話，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

最後，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代表一些東西，至少我們過去代表過關於人類的尊嚴、少數族裔和女性的權利、自由的美德，以及公平競爭的規則等人們所崇尚的價值觀。

我們的國家從來都不僅僅是如何盈利的燈塔，只知道用他國與我們的貿易平衡來衡量人家。我們的價值觀吸引了人們來我們的國家，並幫助我們把我們的規則傳播到更多的地方去。當特朗普撕毀TPP貿易協議時，我敢說，他實際上讓中國的經濟改革家們失望了，因為他們曾想用這個協定在中國國內製造改革的壓力。

簡言之，一個講戰略的總統不會浪費我們的優勢，而是會通過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與我們有共同價值觀的全球人民和國家的網路，來加強我們的優勢。我們贏得了冷戰，靠的是遏制蘇聯、比克里姆林宮在國防開支上花更多的錢讓蘇聯破產的戰略。但我們要「贏得」與中國的對峙，不能只用蠻勁，也不能通過遏制中國龐大的經濟，而是要用「糾纏」——把中國學生與我們的學校糾纏起來，把中國企業與我們的價值觀糾纏起來，把中國政府與我們的盟友糾纏起來。也就是說，用廣泛的聯盟和全球性的機構，以及它們公平競爭的規則，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就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必須為這些規則而戰，中國也會為自己版本的規則而戰。但我相信，最終，美國和中國必須共同擔負起二戰後美國獨自擔負的角色，定義從人工智慧、到隱私、到貿易的新國際秩序的規則。我們在這一過程中的實力將取決於我們吸引的人才、我們團結進來的盟友，以及我們信奉和提倡的價值觀，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三個優勢。

本文選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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