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組織不道德：倫理邏輯在哪？

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之所以成為學術議題，是緣於回應現代社會日益嚴重的集體組織不道德的現象。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後單位時代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研究》（批准號為11AZX007）指出，將集體道德主體納入倫理學研究對象是對原有倫理理論的突破和創新，也有助於創建後單位時代中國集體行動的治理機制。

原文 ：《如何把握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

作者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王珏

圖片 |網路

應對組織道德的「中國問題」

早在1932年，美國宗教倫理學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就看到個人道德與群體（集體）道德之間存在區別，並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中明確提出，「必須在個人的社會道德行為與社會群體（包括國家的、種族的、經濟的社會群體）的社會道德之間作嚴格的區別」。但受限於時代的他並未能對集體道德的特徵及其行動規律進行系統的研究。

20世紀上半葉，從世界大戰炮火中驚醒的羅素，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帶給人類深沉災難並可能造成人類毀滅的「有組織的激情」衝動、一種需要警覺的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並發表了振聾發聵的「羅素宣言」——「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刻：人類種族的綿亘已經開始取決於人類能夠學到的為倫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如果我們繼續允許發揮存在性的激情，我們日益發展起來的技能就勢必會給所有人帶來災難」。我們可以將「羅素宣言」視作倫理髮展史上特殊的時間坐標，自此人類思想燈塔開始將倫理光柱投射到傳統道德哲學很少觸及的集體道德主體，召喚現實在場但理論缺場的集體道德主體及其行動問題從思想的幽暗深處走出，許多思想家、有識之士加入集體道德主體及其行動的思考和研究。

綜觀國內外研究現狀，我們發現，學界關於集體行動主體及其行動特徵的倫理研究呈現出兩大類型方法，即經驗類型和思辨類型方法。他們要麼側重於經驗性總結，要麼側重於反思性的批判或者抽象性思考，缺乏對集體行動倫理邏輯的系統研究，也缺乏本土化研究。當代中國集體行動倫理邏輯的研究，必須從當下中國社會語境出發，採用多學科交叉整合的實證倫理方法對單位制度轉型背景下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進行研究。我們嘗試運用思辨和實證相結合的方法對集體行動倫理邏輯的結構、內核與關鍵節點進行雙焦點破譯，以「理想類型」方法為指導對集體行動倫理邏輯進行模型構建、現實驗證、理論修正。具體而言，以韋伯「理想類型」為方法指導，以華萊士「科學環」模式為邏輯主線展開研究。即從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出發，從理論入手推演集體行動倫理邏輯的「理想類型」，再通過實證研究揭示集體行動倫理運行的「現實軌跡」，根據現實軌跡與理想狀況的差距，驗證最初的研究預設，並根據研究預設的驗證情況和研究結果中的新發現來對預設的理想類型進行修正，建構基於應對和解決組織道德「中國問題」的新倫理理論，創建後單位時代中國集體行動的治理機制。

集體道德主體與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相關

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取決於集體道德主體的確立、發展狀況和社會倫理助推系統的建構、完善程度，主體發育遲緩及社會倫理助推系統的裂缺是集體不道德行為的根源所在。

在集體行動倫理邏輯的理論建構中，不可忽視的是，集體道德主體具有內在精神結構和動態生成歷程。集體道德主體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與集體行動倫理邏輯密切相關。現代中國以組織方式存在的集體道德主體誕生時間很晚，開始誕生的歷史節點在單位制度轉型中。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組織性質的異質性、制度依賴程度的不一致、歷史文化的不相同，當前中國集體道德主體歷史邏輯地呈現出「個體」、「集體」和「實體」的不同狀態。集體主體成為集體道德主體的關鍵在於「倫理精神」的生成，也就是說，「倫理精神」的生成標誌著集體道德主體的誕生。集體道德主體有著穩定的倫理精神結構，按「個體—主體—實體」的方式動態生成。集體道德主體不是天然預成的抽象主體，而是動態生成的行動主體。

集體道德主體的倫理精神結構。人類整個精神世界中最深沉、最穩定的倫理動力源於道德自我的認同、道德主體的實現。道德主體使人從自然的存在成長為道德的存在，即獲得道德自由的存在，道德自由的標誌是人從自然任性狀態下獲得解放。集體道德主體作為一種社會客觀存在，深層且堅定地影響著行動的倫理邏輯、決定著集體道德行動的方向。集體道德主體既是我們思維的支點和行動的前提，也是我們批判的對象、建構的成果。集體道德主體的倫理精神結構有三方面內容：趨善的定向、行善的意向、行善的自覺的道德本體；特殊意志和普遍意志的統一；個體向實體的倫理回歸。集體個體是特殊性的規定者，是集體道德主體形成的出發處，也是善的始發處，是自在形態的善；「善是特殊意志的真理」，善是特殊意志和普遍意志的統一，是自為形態的善；道德主體意味著人或個體獲得了道德的主體性，但這不是倫理道德發展的階段，最高階段的道德主體是「個體—主體—實體」的合一，即通過主體將個體提升為實體，在此階段透過道德主體的造就，創造一個倫理世界。

集體道德主體的動態生成。集體道德主體既是我們思維的支點，也是我們批判的對象和建構的成果。實證調查表明，單位制度轉型促進了集體道德主體的動態生成，呈現出個體、主體、實體同時並存的情況，因為任何道德主體的形成都離不開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正如庫爾特·拜爾芡在《基因倫理學》一書中強調的「關於人是道德主體的說法，如果脫離這種主觀能動性得以發揮的具體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將會把人引入歧途。從事實上看，道德的主體從來不是哪一個個人，而是當時的道德集體；由此可見，道德的每一次改變，並不是出於某一個人的決心，而只能是一個對某種意見和利益進行激烈而又理智爭論與商討的結果」。集體道德主體既是我們行動的前提，也是集體行動倫理邏輯健康展開的保證。實證調查表明，集體道德主體發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狀態對集體行動倫理邏輯有著切實的影響。集體道德主體與集體倫理行動相互生成，行動既以人為主體，又構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構建基於集體道德主體的行動倫理學

集體行動倫理邏輯包括，但不同於集體道德行為邏輯。集體行動倫理邏輯是指以善為目標指向，與倫理髮生背景匹配，有著倫理結構，並且能夠通過倫理反饋來調節的集體道德行為組合。

建構超越行為倫理學的行動倫理學。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一種「以行為為中心」的倫理學悄然興起。我們提出應建構發展超越行為倫理學的行動倫理學。目前從事行為倫理學研究的大多是心理學、社會學和管理領域的學者，持哲學、倫理學方法的學者並不多見。從哲學上看，行動倫理學更具倫理意蘊、更能把握具體行動者的倫理向度，因為行動相對於行為具有意向性、整體性和反饋性，更符合倫理本意。

發展側重倫理助推的行動倫理學。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驚醒了許多沉浸在學院式思考和抽象王國領域的學者，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言，「如果沒有戰爭，我的生活將仍舊主要是學院式的和抽象的」。戰爭震醒了思辨中的羅素，戰爭中大規模的血腥屠殺使他難以滯留於「一個抽象世界」。他看到人類組織能力的增強非但沒有帶來人類幸福的增強，人類的命運正在被一些「有組織的激情所破壞」，集體行動顛狂之「惡」已將人類發展置於危險的當口。雖然羅素已關注到「有組織的激情衝突」，關注到集體行為，走到集體行動倫理學的入口處，但是由於時代和個人知識結構的局限，他尚未能對與自然人關聯但有別於自然人的組織這類集體行動主體的倫理道德特質有所了解，也未能對集體行動的倫理邏輯有所把握。行動倫理學以行動哲學的行動基礎主義為方法，徹底揚棄和取代基於抽象道德主體預成論的研究方法，強調建構富有動態生成特徵的集體道德主體，側重行動的倫理助推。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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