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通俗小說中，為何販賣「房中藥」的是胡僧？

原標題：晚明通俗小說中，為何販賣「房中藥」的是胡僧？

民間文學中多次提及類似「胡僧葯」的名稱。《金瓶梅詞話》第四十九回《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踐行遇胡僧》中，西門慶在永福寺遇到一位自稱從「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峰寒亭寺下來的胡僧」，便向胡僧討葯，這胡僧說：

「我有一枝葯，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於我，我與你幾丸罷。」

於是這位胡僧從隨身攜帶的褡褳內取出了一個葫蘆兒，傾出百十丸，並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搬向那一個葫蘆兒，捏了取二錢一塊兒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得慌，用手捏著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節用之，不可輕泄於人。」介紹完藥用之法後，這位胡僧又將其功效敘述一番：「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須黑髮，千朝體自強。」

「胡僧葯」實為房中藥，中國的房中藥歷史由來己久，和道教的聯繫也十分緊密。而「胡僧葯」由於攜帶人的特殊身份，可能就是來自印度。因為印度房中秘術曾在唐代和元、明時期傳到中國，明代文獻中就多有關於「歡喜佛」的記載。（歡喜佛：唯密宗所有，是佛教中的「欲天」、「愛神」，男身代表法，女身代表智慧，男體與女體相互緊擁，源於密宗「男女雙修」的教義，表示法與智慧雙成，喻示法界智慧無窮。）

明朝時期，文人小說對胡人的稱呼多了「回回」一詞。「回回」二字，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其義為「伊斯蘭教的」。「元代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所言之：『回回田地』，即為『伊斯蘭國家』、『伊斯蘭世界』之意。」「回回」也是「回紇」、「回鶻」等詞的諧音，又被理解為「回族的藥方」，宋觀則認為「回回」所表達的意思是「來自伊斯蘭的藥方」。

回回人的醫藥業很是發達，元朝統治者設置了專門掌管回回醫藥事務的回回藥物院，以此來研究和推廣回回藥物。元代遊記作家劉郁在《西使記》中也記載了「阿只兒」、「阿息兒」、「奴哥撒兒」三種特效回回葯。

明朝初年，在中國出現的《回回藥方》是在唐朝時期伊斯蘭藥方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醫藥百科全書，宋觀在《回回藥方考釋》一書中指出，伊斯蘭藥劑師的製藥方式多種多樣，如漿、露等，還融合了中國醫師常用的丸、膏等藥劑類型。生活在明代中期的俞弁在其醫史著作《續醫說》卷十中記載有「番葯」一條，而關於此條記錄也出現在馬俞的筆記《馬氏日抄》中：

西域回紇部得思千城，產葯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咽之自消；「回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續上。回絕有蟲如珠，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吐則解。

西域地區的藥物品種繁多，且有很多是中國所沒有的，這些異域之葯的藥效極佳，基本是藥到病除，傳入中國後也為本土百姓所傾慕。由此可見西域醫藥之發達，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之上，人們對攜帶神奇之葯的胡僧總是帶有崇畏之心，把他們看作救命神人的同時，也將他們視為歡愉的使者。在晚明私慾泛濫的時期，男性渴望鞏固兩性關係中「征服者」的地位，將目光轉而投向房中藥。他們不僅對本土葯興趣濃厚，也渴望嘗試外來藥品的藥效，因此攜帶者外來藥品的胡僧來到中土後，就逐漸被人們和房中術划上了等號，也就出現了「胡僧葯」。

無論是經西域傳入中土的「胡僧葯」，抑或是中國本土葯，它們的製藥成分中都含有取自動物身上的特殊器官或者取自類似器官外形的植物，首先從象形的角度賦予它們激發慾望的能力，其次是在多次試驗之後確定其效果。

除此之外，有學者考證「胡僧葯」的成分中包含著來自域外的香料，並指出了它的功效，如嚴小青在《<金瓶梅>與明代用香之風》一文中指出「大多域外香料是芳香藥材，具有活血化瘀、行氣消食、化濕止痛、避穢助情等功效。」在宋觀的《回回藥方考釋》一書中，也記載了《回回藥方》中有「馬而哈迷升哥而福方，義為殊砂軟膏。升哥而福，是阿拉伯語詞殊砂、鉛丹的音譯」之類的藥方，這種藥方在學界被認為是疑似用香料、硃砂、鉛丹、硫磺等製成的房中藥。

《金瓶梅詞話》中胡僧在贈予西門慶壯陽葯的同時囑咐他用酒送服，在中國古代，酒是特別重要的助情幫手，俗話說「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而西門慶對花酒也情有獨鍾，如「荷花酒」、「茉莉酒」等，酒中各式各樣的花除了具有一定藥效之外，還有著獨特的涵義。

《金瓶梅詞話》中多數女性的名字都帶有一種花草類型，如金蓮、春梅、惠蓮、桂姐等等，這些女子名字所選取的植物都有特別的生殖意蘊。在生產力低下的上古時期，繁衍生息是第一位的，這種生殖崇拜首先就體現在人們對器官的崇拜，而男女的區別也體現在器官上的不同，「蓮子」因其多子的自然屬性而成為人們對生殖渴望的象徵，而「梅花」、「桂花」等花常常作為女性的代名詞，小說中金蓮、春梅等女性也被刻畫成淫蕩形象。

授得「胡僧葯」的西門慶更加荒淫無度，不僅在生理上得到了快樂，更是在心理上滿足了自己對女性的征服慾望，內心渴望愈加膨脹，甚至轉變為一種變態心理，最終導致縱慾致死。而潘金蓮對西門慶的死也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這也正應了作者在西門慶死時所引的詩：「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名為「房中藥」，反倒成了「催命符」。

在《金瓶梅詞話》中，這位贈予西門慶性葯的胡僧有如此的外貌：「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掇，額下鬢須亂柞，頭上有一腪光檐。」這樣的外貌值得玩味。

儘管胡僧己然成為房中術的象徵，但其身上的教化色彩也沒有被文人遺忘，在《古今小說》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有關於胡僧識得菩薩墓的描寫，法空長老在度化柳翠時，借觀音菩薩化身妓女來普度眾生的故事勸誡她：「當初觀音大士，見塵世欲根深重，化為美色之女，投身妓館，一般接客。凡王孫公子，見其容貌，無不傾倒。一與之交接，欲心頓淡。因彼有大法力故，自然能破除邪網。」

後來菩薩死於非命，被鄉人埋葬土中。有胡僧見其墓家，忙合掌作揖，鄉人見到胡僧行如此大禮，告訴他這是娼妓之墓。胡僧說道：「此非娼妓，乃觀世音菩薩分身，來度世上淫慾之輩，歸於正道。如若不信，破土觀之，其形骸必有奇異。」里人果然不信，忙開土破棺，見骨節聯絡，交鎖不斷，色如黃金，方始驚異。因就家立廟，名為黃金鎖子骨菩薩。這叫做清凈蓮花，污泥不染。

胡僧在感知到墓家中所埋之人為觀音菩薩後，表現出極大的敬意，在里人不理解的情況下將「鎖骨菩薩化娼濟世救人」的真相揭示出來。「鎖骨菩薩」的故事在中唐後期頗為流行，因菩薩眼見世人執迷不悔，故化身凡人，說教勸誡，救人於水火之中。

小說中法空長老也藉此故事點化柳翠早日從塵世慾海中脫身，若繼續執迷不悟，則生生世世永無超脫輪迴之日。「鎖骨菩薩」的形象並非佛經原有，是經過中土化的菩薩名號，《長阿含經·大本經》中記載：「佛祖釋迎牟尼有三十二異相，其中第八相即鉤鎖骨，骨節相鉤，猶如鎖連。」

而「菩薩化娼救淫」的行為看似與日常人們所認知的佛皇中的形象大相徑庭，實際上是存在佛理基礎的，《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中便有直接的說明:「或現作淫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以楔出楔，將聲止聲。」這是佛教法門諸法平等的主張，「以欲止欲」的背後正是佛家度化眾生的慈悲情環。

「以色身來解救蒼生」並非我們表面上所認知到的僧人群體的道德敗壞，而是實有記載。元朝之後，藏傳佛教大為流行，無上瑜伽是藏傳佛教中的最高修持，只有修行達到一定程度方可運用此法。無上瑜伽部倡導「雙修雙運」，因而出現很多「陰陽雙身像」、「歡喜佛」。

這種「陰陽雙身像」由男女二人構成，男為陽，被稱為「佛父」，女為陰，被稱為「佛母」。男女雙身分別代表氣與血，二者相互擁抱交媾的姿態則象徵著「氣血相依」的規律。

「慈悲」與「智慧」是佛法的基本義理，這同樣也體現在「雙身佛像」上，男性是慈悲的象徵，女性代表著智慧，兩者的結合便是「慈悲」與「智慧」的完美融合，而非其外在表象所展示出的形態，二者的結合與「淫色」毫無關係。

但佛門之外的人往往被雙身像的外表所迷惑，認為其在誘導人們無節制的淫慾，密教的最高境界是超脫於世俗慾望之外的，修持者最終會感受到「樂空智慧」的樂境，從而實現生命的升華。

但藏傳佛教的教義明顯觸及程朱理學禁欲主義的底線，奉行程朱理學的學者自然不會任由此類所謂的修行方法敗壞了社會風氣。因此，要想立足中原，就必須有所依傍，僧人們利用佛教教義中與道家所倡導的「自然而然」的觀念相結合，順應晚明世風，立穩腳跟。

來稿/牧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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