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每次資助他人都是三百元？

原標題：毛澤東為什麼每次資助他人都是三百元？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澤東，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這封來信使那時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看後流下了眼淚。用毛澤東自己後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裡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複信給李慶霖：「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1953年，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小名勝五）進京看望毛澤東。分手時，毛澤東贈送生活費300萬元舊幣（摺合現幣300元）。

1954年，湖南一位叫伍如春的老先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曾和毛澤東同窗，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毛澤東曾動員他一塊鬧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師範學校畢業後回到家鄉當教師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難，還寫了一首詩，詩中有一句為「雲兒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車薪」。毛澤東看了以後，隨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幣三百萬元，聊作杯水。」這300萬元錢是人民幣舊幣，其實就是300元人民幣。信中的「雲兒」是伍如春的兒子伍雲甫。雖然伍雲春默默無聞，他的兒子伍雲甫卻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解放後曾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侯補常委、衛生部副部長等職。因為伍如春的信，毛澤東在1955年春節團拜見到伍雲甫時還批評他為什麼不給老家寄錢。

1956年8月11日毛澤東複信給羅哲烈士（湖南株洲人，20年代曾隨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的妻子曹雲芳，信中說「羅哲為黨艱苦工作，我可作證，當時沒有別的證件。恤金由誰領的問題，應由當地政府去作決定，如果決定給繼子，不給女兒，也就算了，不必為此去爭論。墳墓可由家屬修理。現寄上三百元，請你酌量處理。今後如果還有困難，可以告我設法。」

1957年5月，毛澤東和楊開慧當年保姆陳玉英的女兒孫燕（學名孫佩君）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幫助解決初中畢業後升學問題。當年6月8日毛澤東複信：「佩君同志：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畢業，甚慰。升學的事，我不宜於向學校寫信。能否考取，聽憑學校。如不能升學，可以在家溫課。寄上三百元給你母親，以後還可寄一些。不要憂慮。毛澤東」。

1962年2月，毛澤東的前兒媳（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與空軍飛行員楊茂之結婚。舉行婚禮時，毛澤東手書了《詠梅》、《三打白骨精》相贈，還附送了300元錢，說：「我又不上街，不知買什麼東西好，你們根據需要自己買一件禮物吧。」

1962年7月，長沙市稅務局幹部張人價和湖北財經專科學校教授張人惕致信毛澤東主席，向他報告父親張有晉故去的訊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張有晉擔任過該校數學教員。7月19日毛澤東複信：「驚悉有晉先師因病逝世，不勝哀悼。謹此致唁。毛澤東」「另奉薄儀一份，聊助營奠之資」。這次毛澤東為先師故去所備的「薄儀」依然是300元人民幣。

無論是對自己的故舊、朋友、老師還是素不相識的農民，也不論是在50年代、60年代還是70年代，毛澤東總是以300元相贈。這是為什麼呢？

雖然毛澤東自稱300元是「薄儀」，「聊補無米之炊」，但實際上毛澤東也深知300元在當時的中國的價值。毛澤東的工資原定一級，每月六百多元。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主動提出把自己的工資由一級降為三級，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止，每月四百零四點八元，與周恩來總理的工資水平一樣。300元雖然不到毛澤東一個月的工資，但是卻相當年一個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資（以月工資60元估算），而農民辛苦一年的收入可能還到不了300元。所以毛澤東贈送的300元人民幣不算很多，但也不算少了。

毛澤東捐贈300元這樣的數字並不是從解放後開始。在陝甘寧邊區，魯迅圖書館1939年擴建時，毛澤東捐購書費290 元。1939年冬中山圖書館籌建新館，毛澤東捐款大洋300元，而延安女子大學圖書館在1939年成立時，毛澤東也捐贈了300元。當年的薪資水平和貨幣的購買力我們並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與解放後的情況大不相同。但是，我們再次注意到，不論是什麼年代，也不論是什麼貨幣，毛澤東似乎對300這個數字情有獨鍾，一出手就是300元。看來這不僅僅是一個金錢和價值問題，也可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

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為什麼不是一百、二百兩，也不是四百、五百兩呢？我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三百」是一個不多也不少的適中數字。中國還有一個成語「三百瓮齏」，指長期以鹹菜度日，生活清貧。這裡的「齏」字指鹹菜，三百瓮鹹菜，是形容數量多少的一個比喻。再比如，唐詩、宋詞、元曲是中國文學史上三座奇麗的高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但是，詩詞曲集浩如煙海，無論是古人、今人，大多數都不在有可能去通讀。於是，各種選本應運而生。

其中，流傳最廣的是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近代詞學大師朱孝臧的《宋詞三百首》，現代曲學專家任中敏、盧前的《元曲三百首》，無論是唐詩、宋詞還是元曲，都選編了三百首。看來，300這個數字是一個容易記住的數字，再多也未必記得住，少了可能會損失精華。在唐詩中，「三百」這個數字出現的次數很多。比如，韓愈寫過「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孟郊寫過「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教坊歌兒》），唐堯臣寫過「出入三百年，朝事幾翻覆」（《金陵懷古》）；更有名的例子是詩聖李白的《將進酒》的那一句「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從這裡我們看到，無論是形容路途的遠近、詩歌的數量、年代的久遠乃至是飲酒的杯數，「三百」都可以被用來當作一個「幸運」數字入詩。

也許正是如此，歷史上有幸獲得過毛澤東資助的人們都獲得了不多不少的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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