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回百年前問先輩，這盛世是否如你所願？

文/刀賤笑

如果穿越回100多年前，找到一個正為救亡圖存浴血奮鬥的先輩，告訴他，100多年後的中國是現在這樣，他會是什麼反應呢？

刀哥相信，他一定會極大驚訝，繼而轉為極大驚喜，然後是極大欣慰。

是的，今天中國取得的成績超過了百年前最樂觀最有想像力的預期。這是整個中華民族、好幾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中國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離大國崛起民族復興這樣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首過去100多年中國走過的路，讓人感慨萬千。

當年的中國是何等的貧窮落後，受盡屈辱！而對此最早感知，並最痛苦的應該算是愛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懷著憂國憂民的悲憤心理和情懷，思考、探索獨立自強的道路，為民族復興貢獻著不可替代的努力。

然而，不得不說，今天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相對於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在認識上常常顯得滯後，未能完成好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成了「祖國的陌生人」。其中一部分人，仍未從100多年前種下的面對西方的卑怯心理中走出。

他們首先需要站起來，跟上，加入到「最後一公里」這激動人心的奮鬥洪流中。

求索

1842年，在江蘇南京清涼山下龍蟠里20號的「小卷阿」宅子里，清末思想家魏源寫成《海國圖志》。據說，這部書是受與他交往甚密的林則徐所託，並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為基礎。

長達50卷的《海國圖志》包羅世界地理歷史知識，絕對地「卷帙浩繁」。但稍微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又都對這部書的結論熟悉的不得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作為近代中國最先「睜眼看世界」的那批人的代表，林則徐和魏源發出近代新生知識分子群體的先聲，他們「師夷長技」的主張無形中變成了一條分界線：

在那之前，中國知識階層獨攻儒學，夢想出仕成為士大夫。在那之後，一部分讀書人為救國圖存而將目光投向西方，他們不惜與傳統士大夫階層決裂，變成引領中國近現代化的「知識分子」。

不但自立新的門戶，還要為給西方現代化知識鋪平道路而顛覆過去的「祖宗之法」，這嚇壞了傳統士大夫們。同治帝的老師、大學士倭仁以及李鴻藻、徐桐等其他一些「頑固派」站出來反對。

但自認為在迷途中找到方向的洋務派和變法派不允許車輪倒轉，從林則徐、魏源，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到康有為、梁啟超，再到更近的胡適、陳序經，經過幾十年的爭論、實踐和探索，最終擊潰了「頑固保守派」。

在這期間，1905年廢除科舉建立新式學校成了一個標誌性事件。以四書五經為基礎的儒家知識暫時退場，西方的知識、學科和教育體系登場。

這樣的「階段性勝利」值得讓新式知識分子自豪，但卻不足以抵消他們內心愈發強烈的困惑：打贏了「老學究」們並未換來國家強大，原因何在？

1860年代開始學師夷器物，但甲午戰爭一戰盪盡了洋務派30多年心血。變法派瞅準時機要改體制，最後只堅持了3個來月就以失敗告終。到了民國，乾脆連國體政體都改了，但中國依舊貧弱。

情急之下，在文化界已有聲譽的陳序經走得更遠。1933年到1934年間流連各地大學發表演講，宣揚他所謂的「中國文化的出路」。這個出路，按他的原話，就是「我們的惟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

這個主張立即引髮長時間的論戰。雖然現在看來極其幼稚，但在當時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全盤西化」被一批知識分子認為是理所當然之選。1935年，胡適表示「完全贊同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但他認為應改稱「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就因為這個，他被陳序經批評「不夠徹底」。

不知不覺中，一大撥兒新式知識分子在為國家和民族尋找出路的過程中，稀里糊塗地從進步意義上的救國圖存，走向了另一極端。

卑怯

走在歷史之中的人往往比站在歷史之外更難看清自己。一條最開始被認為是引領國家近現代化的陽關大道，為什麼越走越窄甚至變成了歧途？這個讓那一帶知識分子困惑焦躁的問題，現在看起來或許能清晰很多。

首先，在那個靠「西方化」實現現代化的階段，一些知識分子把西方化等同為現代化了，沒能區分作為純西方的東西與作為現代化的東西。

學習西方，甲午戰爭後中國社會已無異議，問題是怎麼學。不同領域或學科的適用性不一樣：自然科學確有普世性，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東西方差距就大了去了。

1933年到1934年間，當時的上海《申報月刊》發起有關西方化與現代化異同的討論，向當時全國範圍內的社會名流、學者約稿。那場大討論後，這兩個不同概念才逐漸被更深入地區分。

其次，「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求解這個時代命題時，當時的知識分子群體出現認知偏差。

鴉片戰爭後，以魏源為代表的那一批人認為中國器物不如人，那個判斷總的來說是正確的。但甲午戰爭後馬上上升為制度不如人，那就有點讓人感覺步子太大扭到大胯了。

不顧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現實，簡單粗暴地在制度層面廢舊立新，可能嗎？當然，歷史很快就打了那撥兒人的臉，變法失敗，「民主共和」後中國也毫無起色。

奔波求索百年，「師夷」的事始終還是怎麼擺弄明白。屢戰屢敗而又屢改屢敗，近代知識分子心中的挫敗感越來越強，不僅「制夷」的雄心不在，很多人還在西方面前變得卑怯，甚至盲目崇洋。

新知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道理直到馬列主義進入中國後，才被更深刻地認識到。在那之後，農民、土地等與經濟基礎密切相關的問題，才被一一提出來，這個國家才真正找回了精氣神兒。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連西方都讚歎的成就。但近代至今的這種歷史現實轉折，在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身上卻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他們中的很多人卻沒能跟上時代，甚至掉到了普通人甚至一些外國觀察者的後面。

一些人依然抓著所謂「制度」的事不放，嚷嚷著應該跟著西方走，至今仍有人認為應該全盤引入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可以說，閉著眼睛看世界和自己的祖國。

現在還說中國「制度不如人」，說得通嗎？很久以前中國落後西方，但近幾十年中國的高速發展極大改變了東西方關係格局。誰落後誰的制度不行，這樣的邏輯顯然沒有說服力了。

其次，說了半天制度，到底如何定義？西方政治學中的政體分類說一直佔據壟斷地位：西方的是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就是好；中國的是專制制度，當然壞。

這種政體優劣論把「制度」這個概念曲解得體無完膚。無論什麼政體，歸根結底不都是要把國家治理好、發展好嗎？因此，制度的核心意涵實際在於「治道」。

治理能力而非政體，是衡量一個國家、認識一個當今時代的正常邏輯。面對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如果要繼續站在時代潮頭，恐怕先要擺脫「舊時代」的一些認知慣性，獲得新時代的視角和視野。

本文主要觀點來自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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