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金之火，圓明園之殤
縱火者原本以為打擊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隨著「人們關於真龍天子——火燒圓明園的懲罰對象——的記憶」的煙消雲散，整個民族都感覺受到了凌辱和傷害。
1860年，10月13日。又一年秋天，肅殺的氣息，開始籠罩著大清的皇都。天底下，北京的城牆依然巍峨氣派，但是人們知道，它正面臨著傾覆的憂患。
自英法軍隊在八里橋大勝清軍、咸豐皇帝聞訊出逃以來，北京已是一連多日城門緊閉。城外70米處，法軍的四門加農炮，炮口冷靜地對著這座大清皇帝遺棄的都城。而城北約250米處，英軍的大炮也對城牆虎視眈眈。聯軍已用非常蹩腳的中文通告全城，若13日中午清政府依然不肯簽署和約，那麼武力攻城將不可避免。
將近正午的時候，在北城牆的安定門，慢慢打開了一道縫隙。「因為戰敗而沮喪，因為圓明園被搶劫而嚇破了膽」的清政府，剛剛許諾將此門讓出，英國人拿皮耳將軍便率領200名英國士兵小分隊，搶先一步進入城內，在《上帝保佑女王》的樂曲聲中，將英國的國旗懸掛在一根高高的旗杆上。一刻鐘後，隨後而至的法軍，也使國旗飄揚在了北京的城頭。
就這樣，不費一槍一炮，英法聯軍「攻破」了這座由「土石築成的龐然大物」。一位隨軍記者寫道：「大清帝國的首都北京已經被英法聯軍佔領，而人們吹噓的這座天國帝都，以及這座皇城永遠不可攻破的神話破滅了。」（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
至此，在軍事上，這支涉洋遠征的幾千人馬的隊伍，已經取得了最好的結果。然而，武力上優勢的局面，卻依然令這次「遠征」看上去前途暗淡。他們勞師遠征，本為覲見皇帝、簽署條約而來，但此時咸豐卻已遠走承德，留在京城負責外交談判的恭親王卻遲遲不肯露面。而此前，在天津、通州，兩次與清廷和談破裂的經歷，都令人對未來外交的形勢難存樂觀的打算。
當大清朝最堅不可摧的一座城池也被輕而易舉地佔據以後，英法兩國發現，真正阻礙簽約進展的屏障並不是城牆，而是清朝不肯放下的「顏面」。
「天朝」的顏面
1860年，直到歐洲人的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大清帝國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痴迷。「天朝」之外，皆為蠻夷，海外番國，均系臣屬。中華帝國高高在上，中國的皇帝則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領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稱臣。覲見「天朝」皇帝時，不僅言談舉止，而且行為辭令，都必須按照嚴格的禮儀規定行叩拜大禮，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謙恭」。
正如法國人布立塞在《1860：圓明園大劫難》一書的序言中所說：「中國的當政者，深信其數千年文明及文化的優勢，他們自認是天底下唯一的文明。由於對現代世界的變化知之甚少，他們的思想依然停留在這點上：他們確信中華帝國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們蔑視西方人，將本國的眾多禍患歸罪于洋夷，他們對西方肆意強加的產品與技術不感興趣。北京的朝廷夢想保持一個不受任何外來影響的帝國，因為凡是外來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而，1860年，當英法兩國遠道而來，提出開放貿易、覲見皇帝、建交外交關係，並在京城派駐使館等一些要求時，他們發現，大清帝國對他們簡直沒有一絲無好感。「天朝」認為，歷來只有貢使才有資格進京面聖，而且在大清過往近200年的歷史上，只有當朝廷盛典或皇帝開恩的年份，外國的使臣才被允許短期地進京。而英法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駐大使，簡直是異想天開。這是「天朝」不易的規矩，破壞這一規矩，咸豐皇帝將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團必欲進京，則在儀式上務必服從清政府的安排，這是關係到「天朝」臉面的問題。在天津，就是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成為和談破裂的導火索。諸條款協商完畢後，赴京換文的儀仗隊人數成了雙方爭執的最大問題，欽差們表示，過大的儀仗隊將是對皇帝威嚴的損害，容易被誤解為是向武力讓步。在通州，又一輪的談判，跪拜的問題再次使談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見皇帝必須跪拜外，其他條件皆可讓步，而英法談判代表巴夏禮則始終堅持「要面見大皇帝，親遞國書，立而不跪」（王道成《北京學研究文集》）。
在西方人面前，為了維護天朝皇帝至高無上的威嚴，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問題上產生衝突了。早在67年前，準備前來與清朝建交的英使馬戛爾尼，就是在跪拜的禮節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終止英使的活動，並且在給英王的敕諭中，傲慢地寫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與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絕叩拜，也被嘉慶皇帝趕回國去。嘉慶同樣以生硬的言辭致書英王：「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一直到後來，在這類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優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著西方來的使者。
如果說，之前西方人還可以對清朝的傲慢忍氣吞聲的話，那麼這時，他們，尤其是英國人，與天朝打交道更喜歡用強硬的方式了。工業革命以來，英國開始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至19世紀60年代，英國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它已是世界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並且，一個盛極一時的，勢力遍布五個大洲的「日不落帝國」，也正在崛起。
伴隨著國力的強盛，英國人的優越感也日益強烈。他們相信對任何地區而言，自己都擁有絕對的優勢：軍事上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識上的優勢，即白種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優勢。「中國人將他們稱為『蠻夷』，他們感到好笑。他們滿腦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還表現得特彆強烈，不可一世。……他們同中國人打交道，光憑威脅、大棒政策和訴諸武力。」（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
於是，當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樣傲慢的「天朝」的欽差們告知，面見皇帝還要叩頭時，他們簡直怒不可遏。在西方，這是「自由臣民」的尊嚴與榮譽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國公使華若翰被告知須行「叩頭」之禮，才可覲見中國皇帝時，他的強烈抗議：即使在本國總統面前，也絕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雙膝！
9月6日，天津和談破裂後，英國大使額爾金勛爵在寫給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說：「我又要開戰了！愚蠢的中國人明目張胆地弄虛作假，這正好給我一個統領大軍長驅直入北京的絕佳借口。」他說，中國人如此不恭，他決定斷絕和談，立即向北京進軍，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戰爭的方式。
火燒圓明園
和談無效後，清廷扣押了前來談判的英法使節，作為人質，以逼迫聯軍退兵，並命僧格林沁率2萬名蒙古勇士，於八里橋一帶阻擊聯軍。
額爾金和他的同伴們，則帶軍一路北上。9月21日，與清軍在八里橋相遇，僧格林沁潰敗而退；10月6日，佔領圓明園，洗劫兩日；10月13日，佔領北京。
11月，是聯軍很早就已預定的撤軍日期，在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對嚴寒，對「遠征」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後果。1812年，拿破崙在莫斯科的潰敗就是極好的例子。此時的北京，「人們已感到了冬天的預兆，遠處的山巒已有白雪蓋頂，北風吹得一陣冷似一陣。」（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冬天來臨前，留給簽約的時間已所剩無幾。若暫時撤退，明春再來，則意味著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勝利，而英法兩國將會遭到整個西方的恥笑。
但這個時侯，中國的外交官卻偏偏蹤跡全無，據說恭親王此時已「惶惶然夜無定所」。一位以撰寫赴蒙古、中國傳教傳記聞名的神甫這樣寫道：「連最沒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歐洲人失去興趣，最後與他們斷絕往來。」
額爾金對於簽約志在必得。清廷有些「無賴」的做法，只會為他們又添加一條新的罪狀。在額爾金大使看來，對於這個傲慢、排外、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又不講道理的朝廷，僅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決問題，只有在精神上擊潰它，「天朝」才會乖乖就範。他希望有一種報復的效果，「必須能夠留下一個長久性的印記」。
圓明園，至此已有150年的歷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間，後經雍正不斷擴建營造，並在乾隆晚年達到了其輝煌的全盛時期。這個與大清皇帝最為緊密的一處所在，同時也是一個脫胎於大清盛世的產物。反過來，它又以其無與倫比的壯麗、華美、奢華，以及建築藝術上集大成的成就，作了那個輝煌盛世的傳世符號。
恰恰是這個符號，在額爾金面前是虛偽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輝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時代，它空餘的炫目便成了虛榮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徵。額爾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為是優越心理，圓明園無疑是最為適合的報復對象。
10月18至19日，是圓明園被大火焚毀的日子。一位軍官這樣描述當時濃煙蔽日的情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雲一直漂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在這兩天里，營地和圓明園之間，日光被天空的濃雲所籠罩，彷彿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那片火海中，不僅是圓明園，廣布在海淀的三山五園中的圓明三園（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和三山（香山、玉泉山、萬壽山），都是聯軍想要實施報復的目標。
「真正的野蠻人」
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嚮往的宏偉建築，珍奇夢幻的藝術傑作，及人類文明史上無法重現的奇蹟，都一一化為焦土。
關於這場火的對錯，首先便在聯軍內部爭辯起來。一位叫吳士禮的英軍中校贊同額爾金的決定，他認為「清朝官員的弱點就在於他們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詡為普天之下，惟我獨尊。要滅掉皇家的威風和尊嚴，……摧毀圓明園是最殘酷的一招。……圓明園的毀滅，也促使中國人從皇帝至高無上的荒謬信仰中夢醒過來。」一位法軍軍官也說：「英國人置身於真正的戰爭中，戰爭的目的就是迫使對手遵從強者為王的法則，所以一切有助於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當的。」（布立塞《1860：圓明園大劫難》）
而更多的是譴責的聲音。法國大使葛羅男爵便對額爾金的計劃極為不滿，並拒絕參與行動。當他看到圓明園起火的時候，心情沮喪，他說：「假如能預見到我所經歷的一件件事，我就會拒絕這項使命。」法軍首領蒙托邦將軍則說：「這是與一個文明國度毫不相稱的復仇之舉，因為它毀掉了數世紀以來一直備受景仰的藝術品。」
正如布立塞所說：「徹底否定和譴責燒毀圓明園的聲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據，它的理論來源於普遍的道德觀和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因而，當時的西方，「很多人譴責這場大火，視其為毀滅文化的野蠻行徑」。「野蠻戰爭的邪惡，必然導致這些與我們自詡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種種行為。」一位西方歷史學家說：「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中國人感覺到，我們才是真正的野蠻人。」
征服者
圓明園的大火也讓聯軍陷入了無比兇險的短暫一刻，在以後的十天內，如果他們再找不到能夠打交道的對象，他們為「簽約」所作的一切便毫無意義，之前所有的勝利也將匯成終了的失敗。正如葛羅所說：「此時此刻，恭親王是我們僅存的救命稻草。」但一意孤行的額爾金，卻差點把恭親王燒得宵遁，如果不是隨從的官員們幾乎動武，恭親王看到黑煙的那一刻起，就已經上馬車遠走了。
驚魂未定的恭親王得到消息，如果在20號正午還未無條件答應英法聯軍的全部要求，那麼下一個遭受滅頂之災的將是北京。而凌晨四點，法國大使葛羅便收到了恭親王的回復，奕?同意了聯軍提出的條件。
經商定，10月25日，恭親王與額爾金簽署中英協議，地點，禮部。地點的確定是經過了英國人精心的挑選。禮部不僅是清政府負責禮儀的部門，而且附近前門和天安門之間有一片開闊的地方，能夠提供宏大的場面，以滿足英國人禮儀上的展示。體現威嚴、力量及優越感的禮儀錶演成了簽約當天英國人的主要動作。
一大早，英軍就佔據了通往禮部的主要街道和幾處敏感地點，部署兵力，以應付各種可能的情況。下午，額爾金大使由軍隊護送前往禮部。軍人們穿得非常漂亮，吸引了一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國百姓的目光。為了「大肆炫耀」，隊伍進行得緩慢，到達禮部大門時，恭親王已在那裡等了兩個半小時。當額爾金的轎子抵達時，衛兵舉起兵器敬禮，樂隊演奏《上帝保佑女王》，而且額爾金還要求恭親王走上前去親自迎接。冷冰冰的見面禮過後，落座的順序也引起了麻煩。「額爾金不同意恭親王首先入座，雙方商定同時落座……」
簽字儀式完成後，額爾金拒絕了中國人準備的茶點，起身告辭。恭親王陪同額爾金一直走到台階邊，道別時，向額爾金「透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正如葛羅所說，額爾金「存心讓恭親王等了兩個小時，使他深受傷害」，而且不止如此，簽約自始至終英國特使都對可憐的恭親王表現得極端無禮和傲慢。英國人太重實證，做事很少會率性而為，額爾金的蠻橫之舉，顯然不是貿然行事。布立塞說：「在額爾金對待恭親王的方式中，隱藏著明確的政治意圖：它向中國表明，英國不是在簽署一項和平條約，而是在簽署一項征服條約。在1860年，這位英國的代表回想起了在1793年被傲慢地拒之門外、無功而返的馬戛爾尼爵士，以及1816年履行使命失敗的阿美士德爵士。」
圓明園見證了英國人這三次的外交行動，也見證了來使一次次被「天朝」皇帝羞辱後的所積累下的仇恨，最後，這座皇家的宮苑便在英使憤怒的報復里，被燒成了斷壁殘垣。
縱火者原本以為打擊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隨著「人們關於真龍天子——火燒圓明園的懲罰對象——的記憶」的煙消雲散，整個民族都感覺受到了凌辱和傷害。圓明園漸漸成為整個民族的遺產，和她敏感的、灼痛的傷口。
（作者：劉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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