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自衛反擊戰揭秘：越南人民軍大將武元甲在1979年

原標題：對越自衛反擊戰揭秘：越南人民軍大將武元甲在1979年

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式的觀禮台上，身著越南人民軍大將禮服的越南部長會議副主席武元甲公開亮相，一時引起了中外新聞界的高度關注。他也是自1978年中越關係惡化以後，第一個公開訪華的越南國家高級領導人。對於武元甲，老一代的中國人非常熟知，在中越友好的年代還曾經熱情歡迎與歌頌過他。然而自7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80年代末，中越兩國從「同志加兄弟」一變而成白刃相見的寇讎，翻臉之快比翻書還快，翻了之後又打得你死我活，無數年輕軍人葬身於南疆越北的山嶽叢林之中，「血染的風采」、「十五的月亮」唱誦於北國南地（據參戰老兵回憶，越軍中也有不少人喜歡這兩首歌）。對於善良的廣大中國人民來說，很難理解曾經全方位友好的中越關係為何會如此反目成仇，卻又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驅動下自豪地支持國家對越南的戰爭，使得「新一代最可愛的人」成為了80年代的一段主旋律。至於對他們曾經熱愛與歌頌過的越南領導人武元甲，便只能付之以百感交集的情懷，能不提的時候便不提，偶爾憶起時也只是聊發思古之幽情罷了。好在還有令人痛恨「黎筍當局」背著鍋擋在前面，武元甲便也少挨了不少罵。然而武大將的沙場對手卻不能這樣看，畢竟刀頭見血，將士殞命，那是冷在眉頭，痛在心中。就在北京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式這天，據說在電視機旁就有解放軍老將拍案而起：「我前方將士屍骨未寒，政治家已經握手言和了，這仗還有什麼打的？！」

1990年北京亞運會開幕式上的武元甲，在他左側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

眾所周知，武元甲是越南人民軍的主要創建者和第一大將，長期擔任越南政府常務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以越共中央軍委書記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是胡志明和黎筍（早期）當政時最重要的軍事助手。武元甲先後參與領導了越南抗法、抗美和統一戰爭（期間中國給予了越南巨大幫助），為越南取得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統一艱辛奮鬥了30多年，其軍事業績為世界所矚目。鑒於武元甲的巨大影響力，著名的美國《時代》雜誌分別在1966年1月、1968年2月和1972年5月三次將其登為封面人物。西方人稱他為「奠邊府之虎」、「紅色拿破崙」、「白雪覆蓋的火山」等，給予了武元甲高度的歷史評價。能在正面硬剛的較量中讓侵略者折服，武元甲不愧為越南人心中傳奇的民族英雄。

1976年越南實現國家統一後，黎筍當局轉而採取投靠蘇聯，敵視中國的侵柬反華政策。對此武元甲持反對態度，主張不以要輕易陷進去，要「和中國同志緩和矛盾」等。他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並不顧黎筍多次明裡暗裡的示意拉攏。黎筍是越南領導人中少見的強力領袖，儘管武元甲位高權重，又長期和黎筍關係很好，但這動搖不了黎筍的政治信念。由於胡志明當年開了好頭，越共黨內不搞暴力清洗，黎筍在收拾反對派時手段也比較溫和，通常都是將其從重要崗位上拿下來換個地方養老。由於武元甲功勛威望太高，在黨內軍內深孚眾望，因此黎筍採取了過渡的辦法，授給越共中央軍委常務副書記文進勇以更大的權力，逐步降低和削弱武元甲在軍隊中的地位及影響。到1978年12月越軍大規模入侵柬埔寨時，主要由文進勇主持制訂軍事計劃和負責軍事指揮。武元甲這時雖然還是中央軍委書記兼國防部長，但已經靠邊站了。

歷史走到1979年2月17日，終於爆發了中國對越南的懲罰戰爭（中國稱「對越自衛還擊保衛邊疆作戰」，越南稱「1979年北部邊界戰爭」）。此時，文進勇和越南總理范文同正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訪問，第一時間在首都河內指揮部隊在邊境進行抵抗的責任落到了武元甲肩上。

實際上，由於武元甲對於越南侵柬戰爭的消極態度，以及不同意和中國搞壞關係的感情傾向，導致他對中國的行動產生了誤判。武元甲認為中越關係儘管已經惡化，但中國再怎麼也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真的動手。而且中國剛剛經過十年文革運動的折騰，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已嚴重衰弱，國內百廢待興，也無力發動一場邊境戰爭。中越雙方的矛盾，還是要坐下來談判，武元甲也期待中國能在談判中對越南讓步。另外，武元甲過分看重《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的效力，認為北方有蘇聯鎮著，中國不敢對越南輕舉妄動。當時越北一線的越軍部隊受到了上級宣傳，「戰鬥打響後30分鐘，蘇聯將派兵幫助越南打中國。」不能不說，從越軍的高層到基層都瀰漫了這種意識。因此，儘管戰爭臨近的威脅已有明顯徵兆，但北部邊境的越軍兵力火力部署仍然比較分散，不是應對大兵團作戰打擊的積極態度，而還是像抗美救國戰爭那樣的游擊部署。結果當戰爭真的到來的時候，一線越軍當即遭到重創，損失慘重，陷入了全面被動中。

這個時候武元甲的應對方針仍然是消極的。他主持國防部命令邊境一線的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軍持節節抵抗戰術，盡量遲滯中國軍隊的進攻。同時，又按住二線的機動主力部隊不動，希望不擴大戰爭規模，繼而提出停戰談判，以獲得調整部隊的時間。然而中國這次就是搞懲罰作戰，目標不大不小，不管越南有何種態度，該打的地方就要打下來，該破壞的就要破壞掉，結果讓武元甲的希望完全破產。悲憤之下，武元甲在致電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時表示「越南人民和武裝力量一定（同中國）戰鬥到底」，並主動為《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背書稱「蘇聯已下定決心根據條約的精神和內容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然而，蘇聯卻沒接這個碴，反倒強調說「（越南）這一次也有能力自衛」，把球又踢了回來。直到文進勇和范文同從柬埔寨緊急趕回河內，在黎筍主持下對局勢進行了全面評估，這才改變了作戰方針。新的方針主要有三條：一、死保經濟重鎮柑塘；二、在諒山決一死戰；三、中國打過來，越南也要打過去。同時抽調在柬埔寨的3個主力步兵師緊急回援。此後，武元甲的軍事指揮權又轉給了文進勇，再次當了看客。

在後面的戰爭進程中，諒山、柑塘均未保住，反而使東西兩線的越軍兩個步兵師又遭到重創。打到中國境內倒是實現了，但也僅是加強營級兵力打進去5公里，搶了幾個村子，很快又被中國軍隊趕了出來。戰爭打到3月5日，邊境重鎮諒山丟失，河內東北方向門戶頓開，中國軍隊可以沿著1號公路和統一鐵路直取越南首都，而越軍在沿途只設置了一些野戰工事，防線很是脆弱。面對危機，黎筍只好下令進行全國總動員，並急調二線部隊開上去填補防線缺口，阻止中國軍隊繼續推進。就在這時，中國宣布懲罰目的已經達到，開始撤軍回國了。

經過1979年的這次戰爭，武元甲在越南黨內軍內的地位進一步下降。與此同時，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越軍在柬埔寨「前途不光明」，主張重新討論與中國的關係。此時越南在柬埔寨已經泥足深陷，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必須打下去。而越南的經濟實力孱弱，人民生活困苦，只能抱住蘇聯的大腿不放，依靠蘇聯平均每天300多萬美元的援助維持黨政軍民各項開支。在這種形勢下，黎筍也不再客氣，於1980年初解除了武元甲的中央軍委書記和國防部長職務，並把他踢出了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中央委員。此後武元甲雖然還擔任越南—蘇聯經濟和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越南分會主席的職務，但已經徹底邊緣化，無權再置喙國家黨政軍事務。

說來這未嘗不是好事。武元甲保持著獨立的政治觀點，從黎筍集團中切割出來，不再參與中越戰爭，一定程度上也保住了自己的清白。等到1986年黎筍逝世，阮文靈當權，準備改變越南的內外政策時，武元甲又挺身而出，毛遂自薦，表示願意為恢復中越關係發揮作用。於是，武元甲復出政壇，於1987年6月在越南第八屆國會上當選為部長會議副主席（即副總理）。接下來，就出現了本文開篇的那一幕。

晚年的武元甲著書立說，修身養性，比所有戰友和對手活得都長，直到2013年102歲時才逝世。他晚年著力推動越美和解，主張越南在中美之間進行等距離外交，並致力於東海（即南中國海）戰略研究，著眼的還是越南的國家利益。武元甲大將，一生傳奇，一生堅持，不論己方敵方，都承認他是一個不屈不撓的軍事領袖和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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