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何坐上香港電影的頭把交椅？

娛樂 10-01

作者 |阿木，資深影評人，香港電影研究者

今年春節檔時，由林超賢執導的動作片《紅海行動》雖然開局不利，但憑藉著優異的品質、過人的口碑不斷的逆襲，最終成為春節檔冠軍，而影片也確定將會代表香港電影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

算上上一部作品《湄公河行動》，林超賢已經接連兩部影片成為了叫好叫座的商業化大導演，更重要的是，這代表著香港導演在主旋律題材的把握度、成熟度。

而在這之前，他的作品所折射出來的，更多是帶有黑色幽默的身份危機感，特別是在世紀之交的兩部作品《野獸刑警》、《江湖告急》中。

而在今天（9月30日）下午，中國電影資料館也將舉辦林超賢的早期作品《野獸刑警》、《江湖告急》的特別展映及導演見面交流會，這無疑是港片迷的一縷福音。

《野獸刑警》：危機感下的人性爆發

「儘管《愈快樂愈墮落》描寫感情的含蓄及視野的豁達令人欣賞，《野獸刑警》借類型片格局作出不凡的人性寫照得票更高，其正邪難分的主題、壓迫感和神經質的心理狀態，更不乏對應時代的弦外之音。」

在當年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中，《野獸刑警》斬獲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兩項大獎，並獲得了如此高的評價，隨後又贏得了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五項大獎，而這一年的主要競爭對手包括了陳果的《去年煙花特別多》、關錦鵬的《愈快樂愈墮落》，及銀河映像出品的《非常突然》、《暗花》等。

早在八十年代末林超賢就已經加入了新藝城公司，並參與了一些文藝片如《小男人周記》、《不脫襪的人》等的製作，但他的興趣熱情，更多在於林嶺東作品式的人性、暴力及動作中。

他也在擔任《逃學威龍》的副導演時找到了興趣與特長的結合點：對動作戲的熱情。（這點對他的近年合拍片之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拍《飛虎雄心》時，據導演陳嘉上的回憶，「我負責創意統籌，坐在導演椅上掌控全局，具體的活，都由林超賢操刀」。

陳嘉上的《逃學威龍》系列、《精武英雄》、《霹靂火》等都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績，到了《野獸刑警》時再度找來徒弟林超賢合作，並由林超賢負責槍戰場面的調度及部分文戲。如最後黃秋生爆發出來的那一場打鬥戲，是林超賢負責，「最後一場戲兩個人對打，是非常風格化的處理，是第一次在電影里運用，我自己非常喜歡」。

在這場戲裡，林超賢沒有使用港式動作片常見的快鏡頭，或者套路化的動作，而是通過手持攝影加上偶爾出現的掉幀畫面的配合，渲染出黃秋生所飾演的爛鬼東與譚耀文的圖釘華之間的瘋狂式生死搏鬥，給觀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讓黃秋生、譚耀文分別獲得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及男配角獎。

相比於之前的《逃學威龍》、《飛虎雄心》等，很明顯的，隨著林超賢的作用越來越大，《野獸刑警》里的人性灰暗性越來越多，並融入了林嶺東《監獄風雲》式的人性在極端背景下的爆發度（最後一場戲）。

同時，影片里圖釘華的最後命運，被小弟一刀砍死，則呼應了圖釘華對大哥的背叛，也折射出了黑色幽默。

《江湖告急》：黑色幽默的另類之作

「拍《野獸刑警》那段日子說話都好似是為別人而講的，雖然在拍攝過程中都是發揮自己專長的部分，但原來沒有自己想講的東西，也缺少了發問自己的過程。於是我開始想，所謂作品，就要必須要有我的筆跡，是要有我想講的事情在裡頭。」。

「《江湖告急》是我個人喜歡的。片子一開始不是這樣的風格，後來我把風格轉變過來。我很喜歡黑色幽默。」

雖然說，《野獸刑警》的成功讓林超賢贏得了不少的掌聲，但他本人則並非是十分的滿意，主要原因便在於缺少了他自己的東西，於是，在面對低成本（僅約400萬港元）製作的《江湖告急》時，林超賢反而放開了手腳將自己的風格特色充分的發揮了出來，尤其是自始至終的黑色幽默。

當時流行的香港電影，無論是武俠片或者警匪片甚至是古惑仔片，整體風格還是相對比較陽剛而快節奏的，但隨著電影市場的低迷（包括韓國台灣等亞洲市場全面萎縮）、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依然不小，香港電影出現了不少風格化的中小成本作品，銀河映像的《暗花》、《非常突然》到《槍火》，林超賢的《江湖告急》等。

按照林超賢的訪談所說，《江湖告急》是根據一位七十年代的黑社會大哥的故事改編（不過具體人物原型還有待考證），影片里也充滿著各種常見的黑社會題材影片的元素：幫派之間的廝殺、兄弟間的情義，甚至是勾二嫂等。

但更為特別的是，影片不僅無意於寫就黑社會大哥的豪情史詩，反而著重描述了黑幫生活的種種黑色幽默：

生死關頭時彪悍機警的貼身保鏢竟然是出於對大哥任因九的「愛情」，且這個演員張耀揚早已在九十年代的香港黑幫片里幾乎成為了一個符號，角色人物的個性與演員的標籤形成了對話；而無論是在警察或者黑幫都在拜的關二哥，他對自己的行為解釋為那麼多人拜我，我哪裡能幫的了每一個人，但又有偶爾的出來顯顯靈，讓人覺得你還有用；而關二哥的另一句，「當年千里送嫂，你猜我為何要月下看春秋」，言簡意賅引人遐想……

傳統男性黑幫片、警匪片里的男性情義，就這樣的被林超賢顛覆了，也成為了林超賢早期最為人稱道的佳作。

《江湖告急》到《紅海行動》：身份危機到認同

「我剛出道當導演時，其實是香港電影最低谷的時候，我想學了十多年電影出來江湖是這樣，內心非常害怕。所以我人生不同的時間，都有不一樣的我。我的內心、我的思想都是在變的，如果我不變的話，可能我的創作生命就沒了。」

對於八十年代以來的香港人來說，一九九七是一個難以迴避的時間點，再加上發生的各種事件，讓香港人常常有一種「浮城」的危機感與焦慮感，尤其是在香港回歸前後時，這種危機、焦慮特別的突出，包括《和平飯店》、《天涯海角》、《香港製造》、《暗花》、《玻璃之城》等。即使是在回歸後的六七年里，危機依然像影子般，揮之不去。

林超賢的《野獸刑警》、《江湖告急》在創作時，也是香港人、香港電影的低迷期時，香港電影人又喜歡將這種大時代的焦慮、身份危機表現在電影之中，就像《野獸刑警》里的爛鬼東，身份是警察但他的言行則更接近於街頭上的爛仔、古惑仔；而拜關二哥的黑幫，則也只是將情義兩字停留在口頭上。昔日徐克在《黃飛鴻》系列裡想要架構「中國往事」的野心，到了世紀之交的新一代影人這則剩下的是無邊的消解、後現代的拼湊。

江湖是什麼？江湖在哪裡？江湖是相對於廟堂/朝堂之外的所在。

而對於電影人來說，他們的江湖則是市場：在東南亞電影市場普遍以香港電影為主時，香港電影可以以「儘是過火，盡皆癲狂」的方式娛樂大家，或者排解發泄焦慮危機感；而當內地市場成為了香港電影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市場時，這個江湖逐漸的發生了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