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洪仁輝事件：落後挨打一百年的導火線！
發生在清朝乾隆時期的洪仁輝事件是標準的歷史版蝴蝶效應。由於一個英國小毛賊（洪仁輝）的扇動翅膀（告狀），導致了清王朝在19世紀成為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懦夫，並最終使它無能力生存而在歷史上消失。幾百年後，我們提到清朝首先想到的不是什麼康乾盛世，也不是什麼千古一帝，而是閉關鎖國。這四個字概出於此。
時間是1757年，中國清朝入關後的第三位皇帝乾隆在位的第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詔書：「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不準入浙江海口。」一口通商的格局由此奠定。一年後，跟清朝貿易往來頻繁的英國大班向兩廣總督李侍饒提出要求改革廣州貿易制度，遭到嚴厲拒絕。但英國大班不死心，他決定通過一種根本在清朝就行不通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直接上告。
洪仁輝就此登上了這個改變中國歷史的舞台。洪仁輝是英國人，由於漢語講得很好，英國東印度公司就讓他在貿易活動中充當翻譯。英國人找到他，希望他能憑藉「中國通」這一旗幟讓清朝改變主意。在幾次商談下，他們商定，洪仁輝先到寧波，如果受阻，就沿海路到天津，甚至進京面見中國皇帝。在這之前，他們找了一個借口，這個借口就是一位中國商人欠他們的錢，因此他們要告狀。
這種借口雖然可以成為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在沒有人權的清朝，完全行不通。幸好，英國人的目的並非是要回他們的錢，他們只希望清朝政府能多開幾個通商口岸。
為了不引起廣州官員的注意，東印度公司為洪仁輝購買了一艘只有7噸重的三桅小船，取名為「成功號」。1759年6月，洪仁輝帶領11個人從廣州出發，這個月的24日到達定海縣四礁洋面，遭到清朝政府的攔截。在問訊中，洪仁輝說：「今年東印度公司將有一兩隻商船到這裡進行貿易，我是他們的翻譯為他們打前站，前來聯絡一些買主。」
定海總兵羅英笏得知後，馬上派人告知洪仁輝「仍回廣東貿易，不得在此停泊。」洪仁輝只好說出了實情，希望浙江的總督能夠替他們將狀紙轉送到乾隆皇帝手中，但他遭到了斷然拒絕。
他不但拒絕了洪仁輝，而且第二天立即派人「護送」洪仁輝返回廣東。但護送的人低估了洪仁輝，他只將洪仁輝「護送」出了定海就返回了。洪仁輝趁機揚帆直奔天津。7月18日，洪仁輝到達了大沽海口炮台。這一次，洪仁輝沒有實話實說，他撒謊道：「我是英吉利四品官，向在廣東澳門做買賣，因行商黎光華欠我本銀五萬餘兩不還，曾在官差衙門告過狀，不準；又在總督衙門告狀，也不準；又曾到浙江寧波海口呈訴，也不準。今奉本國公班衙派我來天津，要上京師伸冤。」
只由這件事就可看出，洪仁輝是個中國通，至少，他對當時的中國意識形態很了解。他詐稱自己是英國的四品官，是因為中國在清朝時期重儒輕商，商人得不到官府特別是官員的重視，在清朝經商的外國商人更是如此。一個很可笑的現象是，當時外國商人在廣州貿易，不能直接與內地商人交往，必須通過官府指定的「行商」（壟斷進出口商）進行貿易。遇到貿易糾紛，外國商人必須通過行商到中國官府申訴，否則不予受理。
不言而喻，洪仁輝的謊言起到了作用，守衛大沽海口的清軍將領趙之瑛告之洪仁輝停泊待命。但是，他的命並沒有他想的那麼好。晚上，天津知府靈毓來到洪仁輝船上，這位離京城近在咫尺，時刻都沐浴著皇恩的狗官任憑洪仁輝怎麼說，就是不答應讓他進入內河。
這位繼承了中國欺詐之術的官員告訴洪仁輝，事情成敗完全取決於他第一次的請求。洪仁輝不明白。狗官就說：自己會向上級官員如天津行政官員和武官、鹽運使、總督等其他官員申訴。可同時又面露難色，說，自己這樣做要冒著被革職、查辦的危險。因此，洪仁輝必須要交納5000兩白銀，否則一切免談。
可洪仁輝不幹，他覺得花5000兩銀子遞交一封信的代價實在太高，於是開始與靈毓討價還價。他告訴靈毓，他的船上沒帶這麼多的錢，他必須大大降低錢數才行。兩人談了一天，最後，靈毓告訴洪仁輝，他不會為少於2500兩的報酬而擔這個風險。最終，洪仁輝妥協。他們同意付給靈毓這筆酬金。
靈毓在接納了酬金後，馬上就派人發給洪仁輝能夠獨自出發進入內河的特別通行證———紅牌。第二天早晨9點，洪仁輝由水路沿內河向天津進發，在該月的21日上午11點，洪仁輝到達了天津城。約一小時後，知府靈毓派人將洪仁輝接到神廟。
洪仁輝以為走進了陽光，迎來了春。他想得太多了。在神廟中住了7天後，7月28日晚6點，一名官員前來告訴他，乾隆皇帝下達諭旨：令一名大臣去廣州調查欠款的事情，19日一早洪仁輝必須隨他出發。
洪仁輝腦子一片混亂，可以說，他的計劃破產了。他見不到中國的皇帝了。他準備了那麼多，原來早在清政府的掌控之下。早在他以英國官吏的身份北上天津後，直隸總督方觀承根據天津道那親阿和天津知府靈毓的稟報，將詳情奏報乾隆。乾隆接到大臣的奏摺和洪仁輝的詞呈後，認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他立即命令給事中朝銓帶洪仁輝趕赴廣東，會同福州將軍新柱一起會審。
29日，洪仁輝被迫離開天津。在與欽差到廣州後，欽差會審，儘管洪仁輝所控情節尚屬有因，判決那個中國商人歸還欠款，但認為四川人劉亞匾「為外夷商謀砌款，情罪確鑿，即當明正典刑」，可憐的劉亞匾就這樣被砍了頭。
洪仁輝也並沒有因為自己是英國人而得到寬贖，乾隆皇帝就是想殺雞儆猴，給他扣了個「勾串內地奸民，帶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的帽子，判他在澳門圈禁三年，滿日逐回本國。1759年12月6日，李侍饒遵旨把洪仁輝拘留起來。
洪仁輝事件就此結束，清政府也啟動了落後挨打的總開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的一紙詔書並非是清朝的首例。早在清朝初年，清政府這種閉關政策就實施過。當時朝廷為了圍剿佔據台灣的鄭成功，對沿海百姓下了兩道命令。第一條是「遷界」，就是限令直隸沿海南下到廣東沿海一帶居民一律遷入距海岸線三十里外的地方居住。第二條是「禁海」，嚴令不許船舶下海經商，甚至連捕魚不在限制之內。但是，清廷在給台灣鄭氏造成經濟困難的同時，也給沿海商民們帶來巨大的損失，使得對外海上貿易幾乎處在了停滯狀態。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收復後，清朝政府隨即允許沿海居民回遷，又開放海禁。時值英明的康熙在位，這位皇帝為了儘快恢復海外貿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廣州、廈門、寧波和上海附近的雲台山設立四處海關，定下規則，收繳課稅。這樣，經過了雍正一朝到了乾隆朝。
這位在前期自卑到極點到了後期卻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想不明白一件事：我們為什麼要開放這些地方和外國人做生意？我們什麼都有，還用得著這群黃毛鬼子嗎？他在給英王的信中就表達了自己的疑惑：我們天朝上國有大海有高山，有江南的雨和東北的雪，我們天朝所有人都想不通為什麼還要和你們這些小國做什麼生意。
空想雖然惹人恥笑，但並無多大害處，夜郎自大似的胡思亂想就有大害了。乾隆皇帝肯定知道一件事，英國有些他非常喜歡的小玩意，比如鼻煙壺就是中國所沒有的。他為什麼要實施閉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看到外國人在船隻上配置的火槍，火炮。他見過這種東西的威力，他可不想要有人帶著這些東西在自己的國土四處招搖。他想的不是怎樣來購買這些東西和製造這些東西，而是像愚蠢的鴕鳥一樣把腦袋鑽進土裡，躲避一場註定要來的腥風血雨。
洪仁輝被清政府「改造」了一番後，回到祖國。他對清朝政府的所為始終想不明白。有人告訴他，是因為他違抗了大清皇帝的旨意去了天津才受到的懲罰。他被改造的體無完膚，但事情並沒有完。五年後，也就是1760年，乾隆發布法令，從而徹底地將大清帝國的大門關上了。這項法令包括：1、外國人必須在春節離開廣州，撤到澳門，直至秋天；2、中國人不得同外國人做生意，也不得為外國人服務，否則判流放罪；3、外國人不準學中文，他們只能同廣州公行的翻譯接觸；4、任何外國商船在中國領水停泊期間船上都必須有中國官員；5、外國人不準攜帶武器，他們送寄信件都必須通過中國當局；6、外國人如和中國人發生糾紛將按中國法律處理。
乾隆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繼續發展，處於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而這一時期的英國資本主義生產力迅速發展，英國資產階級極力擴大對華貿易，試圖突破清朝的種種限制，開闢天津作為通商口岸。當時對洋商的限制除了保商制度外，兩國之間每年的貿易逆差更是英國等國家不願見到的。
有一份資料表明，從18世紀中期起，在中國對外貿易里，英國賣給中國的主要商品是呢絨、棉布、棉花等，中國賣給英國的主要商品是茶葉、生絲、藥材等。中國大大地處於出超地位。從1781年到1790年，中國賣給英國茶葉的總值為9600多萬銀元；而1781年到1793年，英國賣給中國貨物的總值僅為1600多萬銀元，只及茶價的1/6。這樣算下來，每年都有幾百萬銀元從英國流入中國。這已經是閉關以後，只留下廣州「一口通商」時的數字。這樣一個數字表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在1860年以前，可以說中國的外貿年年都是贏利的，每年都是貿易順差。第二，作為非常愛國的英國人肯定不甘心本國的資金大量流向中國。
限於當時清政府只允許在廣州一個口岸貿易，他們當然要求開闢更多的口岸，這樣才有助於扭轉與中國的貿易逆差，而洪仁輝來華的真實原因即是如此。但他並沒有成功。英國人的脾氣很值得我們欣賞，越挫越勇。
許多年後，乾隆八十大壽之際，英國人派出了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一個龐大的親善代表團，前往中國，商談商務貿易問題。鑒於當年洪仁輝的教訓，馬戛爾尼帶了七百多人。包括官員、貴族、軍官，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翻譯等等。還帶去了許多禮品，這些禮品是英國工業成就的展覽樣品，比如望遠鏡、天文觀測儀器，地球儀，人可以乘坐上天飛行的熱氣球，卡賓槍、加農炮等各種武器。
馬戛爾尼到了北京後，乾隆正在避暑山莊，他又跑到避暑山莊。首先在禮儀問題上糾纏了好多天，按照乾隆的意思，馬戛爾尼乃是蠻夷之人（他忘了他自己和他的祖宗們也是蠻夷），見到天朝上國的皇帝必須要撅著屁股下跪。馬戛爾尼則認為，自己只跪上帝，其他人，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跪。乾隆見相持不下，只好採取了阿Q精神：蠻夷不開化，不懂禮儀，恩准其免三跪九叩。
中國當時的一群不知無恥為何物的知識分子就大肆宣傳馬戛爾尼跪了乾隆皇帝，這是天威，任何人在天威面前都無法放肆。而馬戛爾尼不知道這種言論，他精神百倍地要手下人給乾隆試驗帶來的禮品。
使團的天文學家們把望遠鏡架起來，想要乾隆看一看天外的確是有天的。乾隆只看了一眼，就撇著嘴說，這不過是兒童玩具。不過，看那幾個天文學家又支架子，又調整鏡頭很是辛苦，就賞賜四十兩銀子，平均分下來，每人四兩。
馬戛爾尼見乾隆對天體不感興趣，趕緊獻上水晶燈，乾隆也看了一眼，點頭微笑，這的確是一件很不錯的藝術品。至於天文望遠鏡，他令人扔掉了。
馬戛爾尼又見乾隆對遠的天體實在不感興趣，就提出要搞一下熱氣球表演。乾隆搖頭，認為這種表演都是道士的把戲。馬戛爾尼又拿出地球儀指給乾隆，告訴他自己的國家在哪裡。乾隆看了就大怒，他說：「我天朝上國，乃世界的中心，你怎麼把我的國家弄得這麼小？還他媽的居然是圓的！」立即叫人把地球儀當球踢開了。
這位英國使團團長見皇帝簡直和白痴差不多，但他不相信整個大清國都是白痴。他找到了當時的大將軍福康安，要他觀看自己帶來的衛隊演習歐洲新式的火器操法。這位愚蠢的大將軍卻冷淡地回道：「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
馬戛爾尼屢屢受挫，他真有點對自己帶來的禮物懷疑了，這些東西是不是真如其他國家所言的那麼好。既然火槍沒有什麼稀罕，那麼，大炮總可以了吧。當他把這種想法說給乾隆聽時，乾隆道：演示？
馬戛爾尼趕緊道：「這些東西都是給您的，我不演示，您怎麼知道如何使用呢？」
乾隆道：「不用，我天朝有的是炮手，自會放。」
五十多年後，英法聯軍用這種大炮，轟開了北京城。當他們跑到圓明園放火時，發現了這批五十多年前的大炮和炮彈，原封不動地躺在箱子里。我們若照顧乾隆的那句放屁的話，只能說：天朝的炮手們在一夜之間忽然死絕了。
馬戛爾尼把該演示的禮品都演示完了，然後開始談正事，意思就是希望乾隆能多開放幾個通商口岸，這樣進行貿易時不但方便，而且互利互惠。乾隆對「互利互惠」大搖其頭，並且很付責任地告訴馬戛爾尼：想要讓我們開放，不可能。我們什麼都有，沒這個道理。
如果說，八十歲的乾隆是個老糊塗，那麼當時朝中大臣也有年輕人，這些人也是未老腦袋先壞掉了？
但不管怎樣，馬戛爾尼還是被乾隆送走了。馬戛爾尼發現了一個問題，他對洪仁輝的評價其實也是在評價自己。自己也是頭豬，經過深刻總結，他認為，既然不能用和平的平等的方式跟這個自大的國家談生意，那麼，只能用大炮來代替和平與平等了。
他走之前，乾隆給他的國王寫了封信，大致意思是說，想要開放，絕對不可能。我們大清就是以閉關為特質的國家，你能拿我怎麼樣？
馬戛爾尼是不能拿他怎麼樣，但五十多年後，英國人拿著大炮進來，拿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了。中國後來被人欺負到狗都不如的程度，是誰做的孽？他不但把國家的大門關上了，還把自己對整個民族的謙虛之心也關上了。
馬戛爾尼走了，但他把當時所謂的康乾盛世寫進了他的書中。我們今天來看他的文字與思想，似乎有點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意思。在這位英國人眼中，中國在元朝忽必烈時已經達到了頂峰，但一直到了乾隆時期不但沒有發展，反而倒退了。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倖出了幾位能幹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乾隆說，我和我的祖宗開創了盛世，馬戛爾尼卻說，什麼是盛世？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處於強盛期，是看其政治制度是否進步，是看法律是否背離人性，是看國民精神是否受到壓抑，是看物質生活質量如何。而你們「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你打倒在地」。
最後，馬戛爾尼總結說，中國人，包括皇帝和乞丐都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中國的社會關係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基礎上，所以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是那麼「膽怯、骯髒並殘酷」。
馬戛爾尼們對滿清的法律也提出了見解，他認為「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性格明白無誤的見證」。但是滿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細緻並不斷地干涉個人行為」！所以，它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為「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於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最後，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這個所謂的天朝上國「最終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那麼，中國人所謂的盛世到底是什麼呢？在後世文人的眼中，只要皇帝的位子穩，越坐越長久，沒有第二人來搶奪就是盛世了，就比如乾隆和康熙，兩個老人活得都快成精了，卻並沒有人來搶他的位置。於是，其所在位的時間就被稱為盛世。這就是為什麼有人不稱為「康雍乾盛世」了，因為雍正在位時間短。至於制度如何落後腐敗，如何摧殘人性，人們的精神如何畸形，創造力如何受到傷害，這都是細枝末節，不必考慮。就是在現在，他們還對「康乾盛世」津津樂道，認為是歷史上偉大輝煌的一頁，是民族的驕傲，是我華夏之所以能萬古長存以至不滅的明證。
滿清這種長期以來的閉目塞聽，虛驕自大，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發生。
「無知」這個詞在滿清與英國的交戰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中英交戰兩年，道光帝還不知道英國在何方。他派人審問英俘，竟提出如下問題：「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英吉利到回疆有無旱路可通？」「與俄羅斯是否接壤？」兩江總督牛鑒更是一頭蠢驢，對英國火輪船「疑其輪系用牛拉」，而有人將實情相告，仍然「疑信未決」，直到親眼見到「火輪機關」，才「嘆而信之」。
清王朝在洪仁輝事件後所持的「閉關」政策給中國歷史進程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至今令人咬牙切齒。兩個多世紀前，當乾隆手下的王公大臣們在歐洲各國的公班與商人面前頤指氣使，彈冠相慶時，他們可曾料到僅在不到八十年之後，他們的子孫就被大英帝國的槍炮打的狼奔豕突，顏面掃地！從此，這個號稱天朝帝國的國家萬世長存的理想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徹底打破。一個屹立在亞洲東方、具有數千年文明傳統的泱泱大國經過清朝皇帝們的「努力」，陷入了落後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
清政府愚蠢地失去了一次以積極姿態迎接世界挑戰，並大力發展本國社會生產力的大好時機。並且隔絕了中外商民之間的正常交往，使清朝被孤立並遊離於國際社會之外，從而日益擴大了與西方業已存在的文明差距。乾隆對後世的這一影響與其說這是慘案，倒不如說是笑話，一個天大的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