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新聞 10-02

【今天是新中國成立69周年國慶日。69年的今天，隨著天安門城樓上那一聲振聾發聵的呼喊，一個全新的中國開始在東方崛起，也開啟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什麼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經歷了哪些探索，這條道路的選擇對於中國和世界又意味著什麼？值此國慶之際，我們摘編本文，重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歷程。】

確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在1949年建國之後，中國仍然面臨著不同的選擇：究竟是選擇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是固守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當時的中國社會對這個問題並非沒有分歧。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堅持認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一定要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最終在中國成為了主流。所以從1953年開始，中共制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國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國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最終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為什麼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呢？

首先是因為領導中華民族完成現代建國的共產黨是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1923年7月，中共在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在最低綱領實現之後，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此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在歷次黨代會上都得到重申。所以，當1949年中共領導全國人民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最低綱領後，自然會把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提上議事日程。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回顧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土地兼并和貧富懸殊是每個王朝晚期面臨的共同問題。儘管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都試圖緩解這個社會矛盾，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決定了土地兼并和貧富懸殊的現象無法根除。如果當時中國不搞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搞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那麼中國就難免會重蹈歷史上各個王朝的覆轍，土地兼并將會導致大量無地流民出現，貧富懸殊將會造成大量的城市貧民，最終導致國家的崩潰。所以，中國共產黨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葉是用社會主義制度解決了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給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和保障。直到今天，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度和國有企業仍然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基礎。

中國自漢代以來就產生了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歷朝歷代的都把防止土地兼并、防止社會兩極分化作為國家治理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優秀文化的繼承者，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樸素社會主義思想，把中華傳統文化跟從歐洲傳入的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在掌握國家政權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現實的需要。反過來講，如果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不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新生的國家政權是難以穩定持久的，中國很可能再次陷入戰亂。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兩個發展階段

中國道路可分為兩個階段，建國之初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改革開放新階段，由此形成了有著內在邏輯的不同發展階段：這就是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互補的形式解決民生問題。這兩個歷史階段通常被簡稱為兩個三十年。中國在這兩個三十年並非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而是在同一條道路上的兩個歷史階段。

1.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體系工業的獨立

理解中國道路前三十年的一個關鍵之點，是理解現代建國後的戰時經濟體制。相當多的一些學界和政界人士把中國今天的成就看成是三十年前走出計劃經濟的結果。這種看法儘管普遍，但卻有失偏頗。

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看，以競爭機製為動力的市場經濟目前仍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是經濟發展最強大的發動機。中國在上個世紀50和60年代以政治動員為基本動力的戰時經濟發展體制確實無法持續地保持高速發展，但並不能一次來否定前三十年。確實，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並不能視為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階段，而這個階段之所以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根本原因並非是中共領導人的主觀抉擇，而是現實的客觀環境所導致。有兩個重要的事實常常被一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國內的學者所忽略。

首先，中國的國家主權雖然在1949年得以確立，但是，在國際範圍內，中國的國家主權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這對中國的國家主權構成了極大限制和威脅。上個世紀中葉，中國為了維護完整的國家主權而跟蘇聯交惡，中國在國際上受到最強大的兩個軍事、政治集團的擠壓，國際環境極為險惡。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這對中國完成自身的現代化轉型構成了極大的障礙。

其次，中國在1949年後雖然基本上擺脫了戰爭狀態，但是，一直到7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事實上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國社會實際上處於一種准戰爭狀態。從國際環境看，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面臨著世界兩大軍事超級強國的軍事壓力，蘇聯屯兵百萬於中國邊界和蘇美兩國的核威脅是懸在中國頭上的兩把利劍。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的內戰在80年代前並未真正結束。台灣地區在大陸的空中軍事偵察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台海兩岸的相互炮擊也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

由於上述兩個歷史條件，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得不把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和構建和平的國際環境作為兩個首要目標，而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則不得不建立在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獨立的國防體系基礎之上。為了在短期內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不得不把戰時經濟作為一個基本國策，不得不把高積累、低消費的非常規方式作為原始積累的手段。今天看來，這種戰時經濟體制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後推遲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輩的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上個世紀中葉的戰時經濟體制卻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並且為80年代後以民生問題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國際環境。

2.改革開放時期：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方式解決民生問題

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機制看，以競爭機製為核心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形式。要走出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經濟機制顯然是中國的一個明智選擇。而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也確實證明，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是成功的。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居世界之首，在全球500種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種工業品產量具全球第一。到2011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日本，躍居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且有望在未來二十年內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是當下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市場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給經濟發展提供強大而持續的動力。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中國也曾實施過以政治動員和道德理想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在一段時間內也曾給中國經濟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但是，這種發展模式更多是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髮揮作用，很難在和平時期持續推動經濟發展。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進一步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仍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

但是，經濟的高度市場化反過來要求中國社會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需要告訴我們，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需要更加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性，更加強調和加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分配製度，更加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從這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是今天中國的立國之本。離開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民族復興大業就有可能被中斷，中國會再度退回到民國初年的無政府狀態。

所以，從歷史的軌跡看，中國發端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並非是歷史的斷裂，而是一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繼續。中國三十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在短短三十年中躍居世界第二，是中國百年歷史的一個邏輯發展。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有著內在邏輯的歷史階段：中國以戰時經濟體制實現經濟獨立和國防工業的獨立；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解決民生問題。中國在現代建國後承先啟後兩個歷史發展階段的內在邏輯是決定中國道路能夠成功的關鍵。

中國道路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領導中國共產黨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當代中國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已經躍居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最大的製造國和貿易國。

但是，相對於現實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理論創新則顯得相對滯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究竟有哪些因素是中國所獨有的？這些獨有的特殊性跟中國的成功有什麼必然聯繫？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道路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否有普遍意義？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有什麼樣的普遍意義？時代的發展要求中國理論界對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關係作出系統的回答。

在1937年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在給抗大學員講授哲學課的提綱中時寫下了一段著名的話：「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1]。基於這樣一種把普遍與特殊統一起來的辯證思想，毛澤東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2]。爾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中國革命既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意義，又具有中國自身的特殊性。

（一）中國道路的特殊性

關於中國道路的特殊性需要先有一個界定。一些人把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不同於西方發展模式的地方稱之為中國道路的特點。這種理解並不一定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在本質上不同於西方發展模式，但這種與西方模式的不同並不直接等於是中國特有的因素。比如共產黨的領導、公有制、按勞分配、政府通過社會主義第二次再分配以實現公平正義、人民的主體性等等，這些雖然是中國發展道路不同於西方發展模式的地方，但這些特徵屬於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普遍性，而非中國道路的特殊性。這裡需要強帶指出，中國道路的特殊性不能簡單地界定為與西方發展模式的差異，而必須是中國僅有的，其他國家，包括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具備，也難以借用的特徵。這種中國獨有的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當今中國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平等精神

如前所述，平民精神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形成今天中國社會平等精神的決定性因素有兩個，一個因素是中國兩千多年平民社會形成的平等精神，另一個因素是中國現代的平民建國，這兩個因素決定了當今中國是世界上最具平等精神的國家。

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讓相當多的國內外人士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西方的自由市場和國家主義顯然都無法解釋這個當代奇蹟。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就在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平民主義性質。這種平民社會最重要的特點是，社會運轉和發展具有全民總投入的特點。無論是戰爭還是經濟建設，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生活消費，中國社會都具有全民總投入的特點。中國在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近三十年來的經濟市場化，都具有全民總投入的性質。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裡，全民革命、全民皆兵、全民政治鬥爭、全民經商構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風景線，幾億或十幾億中國人從一個方向湧向另一個方向，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在最近中國的國慶黃金周中，大約有3.62億的人外出旅遊，在高速公路上流動的人數超過美國全國人口。這種全民總投入的現象實為中國所獨有。

平民主義在社會生活中的另一個具體表現是不甘於比其他人低下。儘可能追趕跑在自己前面的人，是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理狀態。正是這種每個人都不甘落後他人的社會文化心理使得中國社會始終保持一種強大的活力。中國發端於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經濟上放開了普通民眾的手腳，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閥門，中國人發財致富的慾望頓時爆發出來。在中國，即使在最貧困的地區，人們都有一種強烈的發財致富、改變命運的慾望。不甘落後、向富人看齊、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義給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如果我們把中國落後貧窮地區的民眾與美國貧民區的民眾加以比較，可以看到，中國貧窮地區的物資生活可能比美國大城市貧民區的物質生活更加匱乏，但是中國貧窮地區的民眾遠比美國貧民區的民眾有更有進取心，更有強烈改變自己命運和發財致富的慾望。

反觀西方，一直到近代前夕，血緣等級制度都一直居於主導地位。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度到中世紀的封建貴族制度，等級制度持續了兩千多年。西方在經過了近代啟蒙運動和一系列社會革命後，血緣等級制度退出歷史舞台，等級觀念也逐漸消退。但是社會各個階層各就各位的狀態仍然基本維持，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仍然共存而相安無事。普通民眾對社會貧富差異的承受度遠遠高於中國人，這種社會的穩定性很高，很難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革命。但這也造成西方大多數國家安於現狀而缺乏足夠的活力，這一點在歐洲已經暴露得很明顯。

2. 中國社會強大的市場意識

按照社會的工業化水平，中國在三十多年前落後於蘇聯和東歐；按照經濟的市場化水平，東歐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一直走在中國的前面，而冷戰結束後，東歐國家採取了全面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革，俄羅斯更是採取了「休克療法」。但僅過了20多年，中國經濟不僅把東歐和俄羅斯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而且超過了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西方人突然發現，中國人在三十年間成了世界上最具商業精神的民族。在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商人的身影。

由於中國人極強的市場意識，過去幾十年，中國是世界上社會成員流動最快的國家。這種流動，一方面是指人員在空間上的流動，在中國的每一座城市裡，流動人口都在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這些流動人口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力。另一方面，流動也是指階層間的流動。在今天中國城市，相當部分的中小型服務業都是來由自社會底層的平民創業經營。十年、二十年前，他們還是農民工，經過艱苦的奮鬥和積累，現在更多已經創業成為業主。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發布的《2015勞動力市場研究報告》的資料，2015年以來，我國每天新增的企業數量將近1萬家。這是一個讓全世界都感到震驚的數字。

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感到迷惑不解的人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歷史事實，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是世界上商業精神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自秦漢以來，中國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統一貨幣和統一的商品市場，宋人講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3]是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中國深厚的商業傳統使得普通中國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是如此的得心應手，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有中國商人和勞動者的身影。經濟再度領先全球幾乎是歷史的必然。

3. 中國社會對政府有著極高的期許和要求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是產生於歐洲的一種社會思潮和社會制度，這種制度的本質是國家對自由經濟活動進行干預以保障社會的平等與公正。中國歷史上從未產生過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政府也從未實行過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中國是世界上政府干預和調節市場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天下為公」一直被視為一種社會理想。自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都會實施一些類似於今天社會主義的政策，諸如對土地過度兼并進行干預和防範，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市場進行干預，對全國各地的發展不平衡與突發災難進行國家的統籌安排與調節等。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幾次重要變法，幾乎都帶有削弱豪強巨富，均衡社會財富的色彩。

由於這個歷史原因，中國民眾已經形成了一種對政府極高的亟待和要求。中國古代民間流行一句通俗的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句話實際上深刻地反映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自秦漢以來，由於政府長期扮演干預商品市場，維繫社會公平的角色，扮演救災救荒的角色，同時也承擔解決民間大小糾紛的責任。所以民眾有事找政府，社會有問題找政府，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點。中國社會的主流觀點認為，政府為民眾紓難，為社會解決問題是天經地義、義不容辭的。如果政府官員做不到為民分憂解愁，做不到為民伸張正義，這樣的官員就應當下台回家。這跟西方推崇的作為「守夜人」的小政府正好相反。毛澤東在二十世紀有一篇題為《為人民服務》的短文在中國流傳甚廣，在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中國人很多都會背誦這篇短文。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之所以在中國如此深入人心，就是因為這句話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4. 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中國文明

發源於東亞的中華文明，是一種與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對其他文明兼收並蓄的能力。任何主義、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國人都可以把它拿來「中國化」。

從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4]到漢代「獨尊儒術」[5]，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之中。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力推「胡服騎射」[6]，就已經彰顯出中華文明對異質文化的學習和吸收能力。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事實上，儒學並未一統天下，諸子百家中的許多流派仍在民間流傳和發展，並不斷融入儒學。儒學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孔孟之後，漢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學，明末清初有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儒學的發展實際上從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華文化也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佛教發源於印度，但傳入中國後最終與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釋合一的新傳統。結果，佛教在其本土發源地不斷衰落，但在中國卻不斷發揚光大，影響遍及東亞。以禪宗出現為標誌，佛教成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20世紀以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西方思潮先後傳入中國，也漸漸與中國傳統文化交融在一起。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終完成中國的現代建國。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把源於歐洲的社會主義中國化，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引進西方的現代市場機制，但卻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市場進行規範，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市場經濟體系。顯而易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概念都源自於西方，但在中國的土壤中已經成為現代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西學」已經變為「中學」的一部分。

（二）中國道路的普遍意義

中國道路對世界的普遍意義應當分兩個方面來看。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道路對當代社會主義發展有什麼樣的普遍意義？同時，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什麼普遍意義？

1．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道路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普遍意義

如果按照社會制度，可以把世界上的社會制度分為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兩大類，當然，其中還有一些介於二者之間的制度。中國道路的普遍意義在於：

第一，中國道路提供了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與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經驗。從社會主義的發展看，中國道路的成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中國道路向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經驗，這就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道路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要成功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必須首先解決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問題，

毛澤東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7]毛澤東這段話是在講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但這段話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和實踐具有普遍意義。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只有本土化才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離開了一個國家的具體實踐，馬克思主義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

第二，中國道路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執政黨必須要體現工人階級先鋒隊和民族先鋒隊的統一。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成為了執政黨，這個黨還是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跟工人階級是否還有血肉聯繫？這是關係到共產黨的性質會不會發生蛻變的根本問題。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能不能把全社會認可共產黨理念的精英吸收到黨內來？能不能既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個問題關係到整個社會的流動性，關係共產黨能否做到吐故納新、永葆青春。

第三，共產黨具有危機意識，具有反省和自我糾錯能力。如果我們把中共從1949年以來走過的道路簡單回顧一下，會發現一個重要現象，中國共產黨永遠充滿了危機意識。中共自產生以來，從未停止過對未來發展的探索、對歷史經驗的反思、對現實中的失誤進行自我糾錯。

第四，中國道路證明，只有堅持人民的主體性才能保證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蘇聯

和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有多種原因，但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國家逐漸官僚化，人民的主

體性逐漸讓位於官僚的主體性。

2.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道路對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意義

第一，中國道路彰顯出國家的獨立自主在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礎性的意義。

一個國家沒有完整的獨立自主性，就永遠只能是依附於其它國家，永遠無法完成現代化進程。有儘管近年來有人對民族國家這個概念進行質疑和批評，但必須承認，當今世界仍是由民族國家構成，聯合國被稱之為「United Nations」，正是反映了民族國家構成了當今世界這個客觀事實。如果承認了這個客觀事實，那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和發展，首先要獲得民族國家的主權，獲得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性。

第二，政府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中國道路的成功彰顯出的一個普遍意義在於，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絕不可能由資本所主導，公正廉潔、卓有效率的政府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轉型成功的關鍵。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大類：先發國家和後發國家。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自然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私人企業和民間社會走在前面，先形成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然後才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具有兩個所有後發國家都不可能具備的歷史條件：第一，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基於社會的自然發展。第二，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化基礎之上的。

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並非一個自然過程，而是由於先發國家的侵略和掠奪而被迫捲入現代化進程，民間社會本身並不具備進入現代化進程的條件。而由於先發的西方發達國家控制了世界市場，發展中國家已經失去了自然跨入現代化進程的條件。所以，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跨越自然進程，通過率先建立現代國家，建立強力有效的現代政府來進行現代化轉型，否則永遠只能徘徊在現代化的大門之外。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中國特色代表特殊性，社會主義代表普遍性。中國道路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這就是我們講的中國特色，這個特色是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承決定的，比如中國傳統的平等觀念，傳統的大一統觀念，傳統的商品意識和市場觀念，樸素的社會主義意識，這種歷史傳承積澱在中國社會中，是中國特有的優勢。

但中國道路又是普遍的，它包含了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比如共產黨的領導、儘管有多種所有制，但公有制在有關國計民生、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域仍然居於主導地位；雖然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但按勞分配仍然居於主體地位。正是由於中國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所以仍然被界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結語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實行什麼樣的制度，它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些人能夠主觀決定的。它是由歷史的傳統和基因決定的。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歸根到底是中華文明的邏輯發展。這是我們今天理解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的關鍵。

中國今天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單一制國家結構深深地植根於秦漢以來的郡縣制國家結構歷史傳承之中，政治上的大一統在中國深入人心，任何外部力量都難以改變。同時，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也是深深植根於兩千多年的歷史傳承之中。中國雖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發源地，但是，中國人的平等精神，中國人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中國曆朝歷代出現的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國現代建國的歷史進程，都決定著中國社會擁有科學社會主義成長與發展的最佳土壤，今天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所以，中國今天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國家結構形式和社會主義道路並不僅僅是憲法的規定，也不僅僅是執政黨的要求。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已經內化為當代十三億人的現實訴求，在今天的中國，與其說是執政黨在號召全國民眾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如說是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傳承要求當代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是十三億人在要求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執政黨的路線不過是集中反映了十三億人的訴求，十三億人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就是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最廣泛的現實基礎。

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理論體系產生之後，其成長與發展並不一定固守在其發源地。佛教產生於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並一度在印度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但是，到了公元10世紀，佛教在它的發源地開始走向衰落，到了11世紀，佛教在印度已經淪為非常邊緣化的宗教。今天，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其信徒和影響已經遠遠落後於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錫克教。中國的佛教是在東漢從印度傳入，在經過了數百年的佛教中國化後，佛教的中心的從印度轉移到了中國，中國事實上早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國。

同樣，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於歐洲。但是，在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崩潰後，社會主義在歐洲至今仍未走出衰落期。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接受國，社會主義卻正以前所有未有的力量蓬勃發展。目前世界共產黨員的總人數大約在一億左右，其中，中國共產黨員的人數就有8875.8萬，這個數量超過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中國不僅擁有全世界共產黨員的85%以上，更重要的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大國，世界社會主義的中心在中國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被看成是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奪得政權，所謂「新紀元」就是指社會主義第一次成為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也可以說是開闢的人類社會的新紀元，中國經濟領先全球，就是社會主義生命力的彰顯，預示人類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未來社會主義的希望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