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爺紛爭與義和團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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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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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1840年中國被迫踏上現代化之途算起，至1900年，中國已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六十年。六十年中國雖說經歷過1860年英法聯軍、1884年中法之戰和1895年甲午戰爭三場對外戰爭，只是從總體上說，這三場戰爭都屬於局部戰爭，且中國方面注意及時止損，避免了大規模衝突。六十年的主基調就是和平發展，趕超東西方。
然而後來回望，為什麼經過六十年發展，中國竟然在1900年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排外運動，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反帝愛國運動呢？這場運動從中國現代化史的視角進行觀察，究竟應該怎樣評估呢？對中國對世界究竟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日本陸軍、英屬印度陸軍與清軍、義和團在天津交戰，1900年7月14日攝於天津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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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戰爭的發生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是中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後一個無法避開的重要環節，是自1840年中國與西方開始交往後民族主義情緒的總爆發，也是先前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
甲午戰前幾十年，中國利用國家管制方式發展經濟獲得了巨大成就，確實恢復了往昔盛世氣象，即便傳統史觀所說的「同光中興」並不一定代表歷史真實，中國在1890年代初期確實與先前不太一樣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場規模並不大的戰爭幾乎耗盡了中國先前幾十年的積累。更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先前幾十年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的洋務新政可能只是一場「跛足的現代化」，中國的發展必須另找參照系，中國必須在政治上有辦法。這就是稍後所謂「維新時代」所要直面的主題。
從比較嚴格意義上說，「維新時代」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開始了。整軍經武，允許地方進行自治試驗，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為新社會階級誕生掃清制度層面障礙。應該說，經過幾年發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維新基本特徵「維新時代」進展順利，緩慢的政治變革一直在有序進行。中國確實走上了一條正確軌道。
然而，由於中國經濟在甲午戰後恢複發展太快，特別是《馬關條約》允許「日本臣民」到中國自由創辦企業，允許自由貿易。那時的國際資本正如列寧所說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的重要性遠大於對領土的覬覦，因此在甲午戰後不幾年，外國資本就像潮水一樣湧進了中國，先前爭論不已的鐵路開始修築了，而且很快構築了影響後世的基本路網；沉睡幾萬年的礦產資源開採了，近代中國許多基礎項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戰後迅速開建。這是一個近乎失控的大發展，必然衍生許多問題。
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憑藉的是國際資本。國際資本除了要獲取利潤最大化，當然還看重資本的安全和便捷。我們過去說列強在甲午戰後有個「瓜分中國的狂潮」，其實就是指國際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後，一方面希望「整片開發」，減少成本，提升利潤，與中國政府協商集中投資，比如英國將資本主要集中在長江領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國集中在山東，法國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於中外貿易額度大幅增加，遠洋巨輪在經過漫長航海靠岸後總需要修整維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員也需要登岸休養甚至需要一些「無煙工業」，因而在甲午戰後不久，在中外貿易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列強相繼向中國政府提出仿照英國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國沿海租借一些尚未開發的港灣，以備各國民用及用來護航的海軍艦隊使用。
這種要求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進行考察，並不是不可理喻的煩難問題，更不涉及主權和國家尊嚴，但在一個被動的後發國家，這樣的要求往往被視為對主權的侵害，因此中國政府明明知道列強的要求只是經濟上的和技術層面上的問題，知道這樣的要求應該滿足，但在實際操作上總是一拖再拖，總是在內心深處希望對方能夠放棄這些要求。
在這些列強中，比較急切需要一個沿海港口的是德國。德國在1895年馬關議和談判中支持中國，並聯合俄國、法國向日本施壓，讓日本將已經佔領的遼東半島歸還給了中國，儘管中國為此多花一大筆銀子，但「三國干涉還遼」確實維護了中國本土完整，其戰略意義不容低估。德國之所以如此積極幫助中國，當然有其外交上的考慮，只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目標在於，德國希望與中國政府的親善，能夠有助於德國順利地從沿海拿到一個港口。中德貿易大幅增長，德國太需要一個港口了。
對於德國人的要求，中國政府原本是答應的，只是礙於體制，礙於傳統領土、主權觀念及法律因素，中國政府在答應了之後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國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議先斬後奏，乘著山東「巨野教案」的機會，出兵強佔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倒逼中國政府與其談判膠州灣租借問題。
膠州灣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統治層原本並不構成問題，只是德國人的做法無疑使日本人很不高興。日本人覺得三年前「煮熟的鴨子飛了」，肥沃的遼東半島被德、俄、法三國干涉還給中國了。僅僅三年時間，德國人竟然異想天開從中國獲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對德國人的做法很不認同，於是一個原本並不張揚的軍事行動，一個細節並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資背景的《國聞報》全程報道逐日追蹤。
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被充分調動，一個甚至比甲午戰敗還恐慌的危機情緒在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中迅速蔓延。嚴復呼籲中國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而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進的知識分子甚至為中國作「亡後之圖」，計劃將正在進行維新試驗的湖南轉變為中國復興基地，計劃一旦北方局勢持續惡化，他們就可以據湖南而獨立，進而成為未來中國復興基地。
德國人並沒有因為中國人的反對而中止對膠州灣的佔領和稍後的租借談判，而更為蹊蹺的是，中國政府原本寄託俄國政府能夠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勸說德國人注意適可而止，別讓中國政府在民眾面前太丟面子。俄國人爽快答應了中國人的請求，然而實際上俄國人不僅站在德國人方面出主意想辦法，而且和德國人狼狽為奸一唱一和，以出師威嚇德國的名義佔據了旅順和大連灣，中國在痛失膠州之後再失旅大。稍後，英國人也利用這些機會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國提出類似要求。儘管列強的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據約定，租借總有歸還的那一天，但在當時那種特殊背景下，中國人面對這些租借總覺得很沒有面子，有亡國之痛。
列強相繼向中國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國主權喪失，在世界經濟交往日趨擴大的時候，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租借港口和土地，這些今天看來並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在當年確實嚴重困擾著中國人，一大批充滿激情的年輕知識分子真誠感到民族危機空前。
即便民族危機空前，即便列強租借中國港口和土地是對主權的侵害，那麼進一步是否由此能夠得出中國必須改變三年前剛剛確立的維新路線呢？也就是說，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外交危機是否能夠成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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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清廷最高統治層來說，膠州灣事件引發的外交危機固然令人心煩，但絕對沒有使 中國必須改變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來自底層的年輕知識分子不這樣看，這些邊緣的、底層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熱情的知識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機會改變中國。
膠州灣事件尚未完全處理完畢時，來自廣東的年輕知識分子康有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議書，以為甲午戰後三年，列強咸以瓜分中國為目標，到處流傳著列強準備瓜分中國的示意圖，由此可見列強籌劃之詳明嚴密，絕無隱諱。根據康有為的推測，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實在是為列強瓜分中國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強必群起效尤，諸國咸來，並思一臠，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整個中國猶如地雷四伏，導管遍布，一處有警，舉國響應。膠州灣事件在康有為看來就是列強瓜分中國的開始。鑒於此，康有為在這份後來命名為《上清帝第五書》的文件中呼籲朝廷師法日俄進行政治改革，逐步從君主專制走上君主立憲。如果從政治發展脈絡，這份文件標誌著1898年「百日維新」政治改革的開始，當然稍後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這年秋天，由光緒帝主導的政治變革在一場素來被稱為「戊戌政變」的突發事件中結束。康有為、梁啟超等指責是以慈禧皇太后為首的守舊派鎮壓了維新派，而清廷在當時的處理決定中明白指責康有為等人糾集亂黨謀「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決和平變革中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場武裝政變。
光緒帝
戊戌年間政治變革及其結局當然還可以繼續研究，只是經過這場突發事變的打擊，發生兩個最嚴重的後果：第一，光緒帝似乎因為對康有為這些年輕政治家失察而自責甚深，其少年時代就有的腎病似乎突然之間急劇惡化；第二，或許因為光緒帝身體出了問題，慈禧皇太后再次從幕後走上前台，出園訓政。這雖說是他們愛新覺羅家族的內部事務，但對正在進行的政治變革無疑是一個巨大轉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從此開始了一個「維新變法的反動時期」。所謂「反動」當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實行的舉措，似乎都值得拿出來重新討論其價值。而新政基本價值取向是向西方學習，所以這一政治上的反動時期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無疑鼓勵、縱容了盲目的排外主義，啟發了國內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先前幾十年向西方學習的選擇從根本上就是錯誤，中國未來只能從自身傳統中去尋找。
強烈的排外意識是戊戌後社會各界基本共識，那時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厭惡西方反對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雖然是近代中國比較早認識西方近代實質意義的領導人，但在戊戌後出於最實際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對西方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樣執著地勸說中國人學習西方，西方為什麼還那樣與她過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為、梁啟超犯上作亂，而西方國家不僅不幫助中國將康梁緝拿歸案，反而協助他們出逃，予以庇護，拒絕引渡，甚至允許他們成立什麼「保皇會」，發行報刊，招搖撞騙，蠱惑人心，肆意攻擊詆毀天朝，最可惡的是列強允許康梁肆意攻擊她本人，這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無法容忍的。專制體制獨裁者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會價值取向和民意，無法理解立憲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分際，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後逐漸左轉逐漸成為西方文明反對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紳，曾經參與過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經在政變後受到相應處分，而現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滿意光緒帝主導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態度轉而對西方文明比較反感。他們過去或許一度仰慕讚美過西方文明，但他們實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總是欺負這個中國學生，總是跟中國過不去。他們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國家之所以支持中國政治變革，可能與他們的總體陰謀有關，那就是防止中國真的強大，阻止中國發展，乃至徹底搞垮中國，進而將中國淪為他們的殖民地。
一般民眾當然沒有這種深刻認識，不過他們出於最直接的感受，覺得自五口通商以來，自從外國商品與傳教士毫無節制湧入中國以來，他們的日子不是比過去更好些，而是比過去更糟糕，舊式手工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再加上甲午戰後巨大戰爭賠款壓力，戰後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數量成倍增加。更為不幸的是，那幾年天災不斷，尤其是華北地區大面積持續乾旱以及黃河連年失修所導致的災難，造成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眾當然不會進行這樣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認識，但他們直觀知道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艱難，大概都是洋人來了之後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國大規模造鐵路、開礦山，將中國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泄漏了；洋人在城鄉遍設教堂，把傳統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國人了。
基於直觀感受與判斷，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就是要想恢復往昔寧靜生活，就只有將那些可惡的洋人驅逐出去不可，將那些洋教士特別是追隨洋教士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殺掉不可。這種「集體無意識」逐步發酵，終於釀成此伏彼起連年不斷的教案。僅德國佔據膠州灣後一年半，山東境內因鐵路、礦山及教案所引發的外交糾紛就有一千餘件。排外心理已佔據整個中國社會。
就大清王朝統治者來說，列強在戊戌後對中國內政毫無收斂的干涉，也使他們相當惱火。追根溯源，他們認為是新政象徵光緒帝依然在位的結果。他們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只要光緒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緒帝還活在人世，不僅康有為等流亡的所謂維新志士還有精神寄託，還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本，而且西方國家就會繼續以光緒帝這一問題向中國施壓，無所作為束手待斃的光緒帝竟然一度成為「麻煩製造者」。
事實上，早在皇太后出園訓政時朝野間就瀰漫著光緒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傳言，這些傳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層有意向外釋放的信息，以便為未來政治決策預留足夠空間，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誇張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的很，只要光緒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緒帝依然活在人間，即便他們現在吃夠苦頭，他們終究會揚眉吐氣重出江湖，因為年輕的皇上終究要比年邁的皇太后活得時間更長些。
光緒帝的存在成為皇太后和那時當權者的一個心病，起初他們或許真的企圖通過宮中太監使用藥物等辦法摧毀光緒帝的肉體，但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開譴責，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違背民意進行這種陰謀。
不過，傳言中的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於皇太后指使，實際上是很值得懷疑的。作為一國領袖，皇太后不會也不應該這樣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緒帝於死地，應該並不困難。光緒帝雖然不是皇太后親生，但多年養育之恩，光緒帝正如自己所辯白的那樣，他並沒有對慈禧皇太后表示過不忠，現在能夠看到的比較可信資料，即便是光緒帝確實感到皇太后對新政干預太過分時，即便他與皇太后發生過言語衝突後，他找楊銳所要商量的也是考慮怎樣既能推動新政進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氣。光緒帝的真情實意並不難被皇太后所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那些政治流亡者所宣傳的那樣指使宮中太監使用藥物從肉體上摧殘光緒帝，未免太過於誇大了帝後衝突，也太過於戲劇化。
政治流亡者雖然吃盡了苦頭，但卻獲得了道義同情和支持，且較清廷擁有更大話語權勢。相反，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畢竟用「六君子」鮮活生命換取了政權，不管怎麼說似乎都在道義上虧了一層。再加上，專制政體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話語弱勢。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皇太后利用宮中太監向皇上使用藥物的說法，基本上來源於海外政治流亡者，並沒有檔案或其他方面的證據作為支持。
兩宮之間的真實情形我們並不太清楚，但我們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之後確實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體時好時壞，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跡象。12月20日，皇上發布一道上諭，駁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海外造謠誣衊，強調皇太后出園訓政以來上下一心，宮府一體，希望臣民不要聽信康有為等人瞎說，妄為揣測。
皇上的諭旨證明兩宮之間沒有矛盾，然而為時不久，一個流傳很久的傳言竟然變成了事實，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開始為皇上物色繼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諭宣布立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雋為大阿哥，繼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為子，實際上就是光緒帝的接班人。由於這一天為農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歷史上稱這一事件為「己亥建儲」。
「己亥建儲」確乎為光緒年間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一事件對於後來的政治發展具有相當重要作用。但是這一事件的真相現在已經很難弄清了，其本質應該與光緒帝的病情惡化，以及清代權力傳承有關。
滿洲貴族入關建政雖說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滿洲人由於沒有掌握中國文明的精華，沒有弄清傳統中國政治權力傳承精粹在哪裡。中國文明很早就確立了政治權力父死子繼的大原則。如果沒有子嗣，中國文明中政治權力傳承小原則是兄終弟及。再次，假如兄終弟及也無法實現，比如皇帝沒有親兄弟，那也沒有問題，按照血緣關係，以與皇帝血緣關係的遠近確定皇位繼承人。中國文明的這種制度設計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皇族內部的權力衝突，是一種自然順位。然而由於滿洲人是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漢人士大夫大約也懶得將這些精華告訴他們，所以清廷自第一個皇帝開始，直至最後一個皇帝，始終面臨著皇位繼承問題的困擾，始終不知究竟怎樣解決。
立端王之子溥雋為大阿哥，主要是因為光緒帝的身體經過1898年的折騰可能實在頂不住了，而且光緒帝大婚已經十幾年了，看來已經很難有自己的龍子龍孫了，因為在過去兩年中，也曾有外國公使館的醫生為皇上看過病，已經證明皇上的腎病相當嚴重。為了大清王朝長治久安，為了防止光緒帝萬一發生什麼不虞，特別是因為皇上需要靜養，而清廷繁瑣的日常典禮實在太多了，所以如果有一個大阿哥代勞，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務重回正常狀態。這是立大阿哥的真實原因，完全是為光緒帝的身體著想，這個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緒帝本人的主意。
從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儲」是對的，清廷官方文書也都是這樣解釋的。然而由於此時離1898年政治變動太近了，許多問題並不那麼容易看清楚。出於政治原因，在清廷為正常的政治運作，而在那些被流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看來，可能就是一個陰謀。
他們認為這是以慈禧皇太后為首的守舊派試圖更換皇帝的做法，為了保護他們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們發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保皇運動」，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出於摯誠，通電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呼籲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慶親王，如榮祿等公忠體國，奏請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憂勤，下以彌中外之反側」，將一個正常的人事調整視為影響中外關係的大事件，這就為後來的政治發展注入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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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建儲」所引起的政治格局變化只在上層，而下層民眾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只是到了後來，當上層政治變化引發中外關係緊張和衝突時，政治高層非常不恰當地利用了民粹主義情緒，遂使問題複雜化。
下層民眾在甲午戰後承受著更多痛苦，他們根本沒有多餘精力當然也沒有能力就國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態度。不過，甲午戰敗對下層民眾來說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們的生活在經歷了這次戰爭後更加艱難，「集體無意識」促使他們不甘心於中國社會繼續沉淪，不甘心於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就此滅亡。
於是，以農民、手工業者為主體的社會民眾自發再次聯合起來，他們用獨特的應變方式掀起一場以挽救民族危亡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他們像顧炎武在兩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樣，對於國家的滅亡並不感到特別可怕，他們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無法在這個世界繼續存在，於是有義和拳在山東悄然興起。
正如人們久已知道的那樣，義和團運動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們注意。在此之前數月，義和拳一直在魯西北慢慢積蓄力量。至1899年冬，義和拳越過直隸和山東交界地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擴展到華北平原大部分地區，甚至蔓延到東北及蒙古。所以經久不衰的民謠稱「義和拳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
義和團運動的迅速崛起，與甲午戰後國際局勢變化以及國內社會經濟大變化有著直接關係。隨著《馬關條約》的落實，外國資本潮水般進入中國，中國經濟實際上漸漸處於失控的發展狀態，與外國資本大幅進入中國相配套的政策並不完善，強勁的發展勢頭實際上潛伏著巨大的政治危機。
馬關條約日文本
與此同時，外國傳教士也隨著外國資本大量湧入內地，形成新的文化衝突，於是民間秘密結社形式及其政治訴求多有變化，他們往往不滿意於「新異族」傳教士的所作所為，開始放棄先前兩百年「反清復明」政治訴求，轉而將傳教士作為鬥爭目標和襲擊對象。
秘密結社是中國民間社會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壓社會網路中為孤立無援的個人提供諮詢和幫助。據研究，晚清北方中國活躍的所謂義和拳只是中國民間秘密結社的一個分支，大多屬於白蓮教系統，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滿意於滿洲人「異族」統治，故而在清朝前期從事「反清復明」政治活動，以民間力量為清朝政治統治製造麻煩。
到了清朝中期，種族意識在長時期消磨中逐漸喪失，由白蓮教系統演化出來的所謂義和拳實際上已演變成以強體健身、自衛身家為宗旨的民間武術團體，他們的政治訴求一般說來比較簡單具體，因為他們已失去以滿洲人為鬥爭對象的可能和機會。
鴉片戰爭後，傳教士隨著列強的戰艦大規模東來，湧入內地，他們在向中國社會傳遞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時，毫無疑問也因為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說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國人。不必否認早期教民中有許多虔誠的中國人真心向教，但同樣不必否認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不為中國人所恥的地痞無賴。
這些不良之士利用傳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為非作歹，橫行鄉里，激化了民間社會中西矛盾，西方來華傳教士無端替那些不良教民承擔了責任。民間社會與「新異族」傳教士的矛盾不斷加劇，他們逐漸將傳教士作為主要鬥爭目標和襲擊對象。於是民間秘密結社成為晚清中國社會中抵抗外來侵略尤其是反對外國傳教士鬥爭的中堅力量。
在甲午戰前，民間秘密結社反洋教的鬥爭雖然時有發生，但從總體上看，這種鬥爭既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體事件而發生的反對教士、教民不法行為的所謂「教案」而已。
甲午戰後則不然。隨著外國資本無節制地進入中國，外國商品無限制的湧入，這一方面提升了中國人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使許多中國人的生活難度在加大，許多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較之戰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進一步惡化。
有了這種最直接的個人生命體驗，中國人尤其是廣大農村民眾在將這種責任歸罪於朝廷的同時，他們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槍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們以及他們所豢養的那些所謂教民幾乎沒有什麼好東西。他們的憤怒無一例外地對準這些洋教士和中國教民。
就傳教士本身來檢討，這些傳教士本來是肩負著傳播「福音」的使命來到中國，他們在甲午前一般地說來除了個別傳教士懷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於傳教而熱衷於政治活動外，大多數傳教士還是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地區作了許多有益的慈善工作、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戰後，隨著外國資本在中國大幅增加，各國在中國的利益也在增加，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已不安心於傳教，而是開始直接或間接地為其國家利益服務，違背了其為上帝傳播「福音」的原初宗旨。
例如德國天主教會聖言會在山東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國政府為教會利益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巨野教案發生後，他立即向德國外交部建議應該利用這個大好機會佔據膠州灣，並將此變為德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基地。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言行顯然不符合傳教士的角色，不符合傳教士來華的原初本意，顯然是以宗教外衣從事宗教外的事務，這自然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這樣的傳教士在當時雖然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也為數不少。諸如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等，他們雖然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隨著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某種衝突或外交緊張時，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背棄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從於更現實的政治，都曾向他們自己的國家竭力鼓吹過瓜分中國，要求其政府動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戰後，中外衝突最劇烈的無疑是山東。山東人不僅在戰爭中遭受到直接痛苦，而且在戰後受到直接影響，特別是德國強佔膠州灣之後，山東成了德國人獨佔的勢力範圍，修鐵路，開礦山，強佔民田民房，破壞水道，破壞墳塋，山東境內鐵路沿線、礦山周圍的百姓沒有得到經濟開發所帶來的好處，反而因經濟開發而受到了無端傷害。
按照中德雙方達成的諒解，德國人在山東修築鐵路、開採礦山，需要佔用民田民房的，都會給予相應補償甚至優待，但在實際上，那些被佔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補償，或者得到的補償非常少，這勢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農民強烈不滿，「失控的發展」終於引發一系列突發事件。
這種情形當然不能全怪罪於德國人。按照中德約定，德國鐵路、礦山所需要的土地當然由中國政府徵收整理後提供，德國方面不介入與中國百姓的直接關係，德國方面的補償主要是通過貿易形式，因此這些徵用補償的責任主要在中國政府。
至於突發事件發生後，德國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為這是中國政府的權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於中國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發事件發生後往往反應遲鈍，制止不力，甚至有縱容民間社會向德國殖民當局鬧事的嫌疑，於是久而久之，德國人根本不再顧忌中德原先達成的諒解，一旦某地發生騷亂，德國人往往繞開中國地方當局，迅速直接派兵強行鎮壓。這雖然提高了效率，但無疑增加了中外之間的仇視。
為了平息民怨，參與處理這些糾紛的山東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過很好建議，希望由總理衙門出面協調與德國殖民當局的關係，維持原條約中的約定，但凡租界外發生糾紛，仍歸中國地方當局處理，「庶免喧奪而起紛爭」。然而這樣的建議或不被清廷所重視，或不被德國人所接受，結果矛盾越積越深，局部抗爭逐步演化成大規模武裝反抗。
在山東開發投資的不只是德國人，日本、英國，在山東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戰後，威海衛曾被日本作為抵押佔領三年之久，後被英國順手租借。這些租借、開發，即便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殖民，但中外發生衝突的幾率無疑在上升。這是義和拳興起的一個外部原因。
義和拳的興起，還與當時經濟轉型有關。甲午戰後，外國資本蜂擁而至，投資中國的鐵路，鐵路很快成為經濟大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價、規模，使鐵路具有極強的競爭優勢。
還有外國資本控制的沿海航運業也是一個新興的價格低廉的物流管道，因而甲午戰後不久，傳統的物流運輸即南北大運河日趨衰落，原先憑藉運河謀生的船夫、挑夫、搬運工，甚至相關的餐飲、旅館、色情場所、妓女等都受到極大影響，大批失業，四處流浪。甲午戰後急劇的經濟發展並沒有給更多的人帶來好處，反而因發展使很多人的經濟利益受損。
除了經濟急劇且近乎失控的發展等原因，義和拳的興起還與當時連續自然災害有關。中國老百姓是最能忍的，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造反，只是那幾年不知何故天災頻仍，黃河不斷決口，受災面積不斷擴大。
到了1899年，黃河領域又遇到空前乾旱，許多地方顆粒無收，不僅造成了嚴重饑荒，流民遍野，流離失所，而且由於乾旱，人們的情緒也受到非常惡劣影響，怒火中燒，隨時崩潰。這些流民、災民，就是義和拳，就是大刀會，就是民間秘密組織，他們的本意不過是抱團取暖，相互扶持，度過最困難時期，所以他們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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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始終以為義和拳、大刀會等都是民間秘密結社，其實這個說法可能並不準確。這些人聚到一起無須結社，他們只是因為困難而走到一起，他們中稍有知識的人可能會宣傳某些「劫變」觀念，宣稱他們度過這個難關，或許有機會順應天意，拯救劫難，這實際上是一種宗教安慰，是自我撫摸。
在本質上，他們抱團取暖，習拳練武，兼習法術，其實只是強身健體，在經濟困難時期自我保護而已。至於他們所渲染的刀槍不入等超自然本領，這是中國農村社區精英從來就有的一種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紀中晚期，這種情形在黃淮平原廣大農村非常普遍。
作為受災受難的災民，義和拳、大刀會等民眾不可能有什麼明確的政治訴求和政治理念，他們之所以反對外國教會，反對教民，除了教會、教民的活動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可能有點兒中西文化上的不認同，是基督教文明與中國本土文明的衝突，但是這個衝突不宜誇大，如果不是後來被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義和拳、大刀會都不會成為那樣的排外組織。什麼「反清復明」，什麼「扶清滅洋」，顯然都是外部力量強加上去的，並不是這些農村民眾發自內心的政治信仰，他們就是一撥流浪者，一撥生活沒有著落的人。
根據後來的研究，義和拳、大刀會最活躍的地區主要在魯西南，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曹州、單縣的大刀會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帶的神拳。那一帶處在政治統治的邊緣，因而有利於他們四處流浪，集會練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時注意。這是義和拳、大刀會等在最初階段發展的真實機緣。
義和拳、大刀會發展最直接的動力其實說起來又與朝廷的政治變動有關，這些原本並不對政治有任何興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為政治的籌碼。
義和團
在1900年之前，由於《馬關條約》對外國資本全面放開，外國資本蜂擁而至搶佔中國這個廣袤而尚未開發的市場，外國人剛到中國，中國人剛剛遇到外國企業和外國人，相互之間的不協調不適應在所難免，在這個過程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也是實情，所以許多地方政府在對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結社傾向的流民進行鎮壓的同時，也多少給予道義上的同情，有時地方政府甚至以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為與外國人談判的籌碼。
在這一點上，中外利益衝突最嚴重的山東格外明顯，這或許因為德國是在列強中還比較落後，發展或者說對財富的積聚更為迫切，因而在山東發生的中外衝突比較多，山東幾任巡撫李秉衡、毓賢等一方面執行朝廷的指令盡量鎮壓這些鬧事流民，另一方面對這些流民給予適度同情，畢竟是自己的子民，何況他們本身確實有冤屈。
特別是到了毓賢，山東的民教衝突更加嚴重，不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眾不斷鬧事，還有很多從外地趕來的大量流民。這些本地與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組織起嚴密的組織，其實是值得懷疑的，但是從毓賢的立場上，為了穩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嚴厲鎮壓的措施，對於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對於他們習技勇以自衛身家的行動略表同情。
一旦地方發生大規模群體衝突，毓賢的本能反應是將本地人與外地人區別處理，盡量使本地人解脫，盡量將責任推給外地人，甚至宣稱這些外地流民是打著義和拳、大刀會名義的游匪，因而這些群體事件與真正的義和拳、大刀會並無關聯。
很顯然，毓賢擔心如不分別對待，誠恐株累太多；擔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勢必鋌而走險，潰川決防，不可收拾；在他的思想深處深感僅僅憑藉政府力量並不足以與洋人進行交涉，並不足以抗衡飛揚跋扈的外國教會，因此他真誠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義和拳、大刀會民眾的積極性，在主觀上有利用他們以與外來勢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賢的做法到了新巡撫張汝梅的時候更進一步。張汝梅覺得既然這些義和拳、大刀會民眾是一種可以憑藉的力量，為什麼不能將他們官方化呢？為什麼不能將他們引導到體制內呢？1898年6月30日，張汝梅將這個意思向朝廷作了報告，宣稱在山東、直隸一帶活動的這些義和拳、大刀會，其實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創辦的「鄉團」，具有鄉間自治的意思。
因此，張汝梅建議朝廷「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將他們納入體制，交給地方官嚴加管理，將他們引導到自衛身家，守望相助，維護地方秩序方面來。這就是我們後來一般不再說「義和拳」而改稱「義和團」的背景。其實從原初意義上說，義和拳可能比義和團更準確。
張汝梅改拳勇為民團的建議獲得了朝廷默許，這就為後來的政治演變注入了新因素，義和團從此成為官方可以動員的一種力量，成為對外交涉中的一個籌碼，他們當然不會像過去那樣堅定鎮壓這些民間組織。毓賢明白無誤說過：「當此時局艱難，外患紛沓之際，當以固民心為要圖」，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過艱難。
他們甚至認為，如果一味對這些民眾團體施加鎮壓，很可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必將把全體民眾都弄成教民而後已。真的到了這種狀況，國家也就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在這些地方行政長官看來，對外交涉僅僅憑藉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夠的，無效的，如果將民間力量統統推到敵對方面，對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難，不僅無法約束外國人的活動，甚至沒有辦法鎮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國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當然不會強力鎮壓，而是利用他們作為對外交涉的工具。
山東地方官府將義和團作為對外維權工具還情有可原，這只是內政對外交的一個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將自發的民眾當作對外交涉的籌碼。這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時內政對外交還有第二個需求，即我們反覆講到的大阿哥事件，到目前為止，列強還有意無意輕蔑大阿哥，輕蔑大阿哥的老爹端王爺。
按照中國體制，端王爺現在為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領辦大臣，各國公使的故意輕蔑在端王爺內心深處留下什麼樣的傷害，好像無需細說了。外交上的雕蟲小技在這時起到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調控籌碼。
清廷為光緒帝立大阿哥有其正當性，是一個不必懷疑的內政問題，但是由於清廷由於滿洲貴族根本弄不清中國文明的本質和精華，一個正當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當，弄成像是一個廢立陰謀。這主要是因為滿洲貴族集團選擇了端王的兒子為大阿哥，這裡既沒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沒有血緣上的充分理由，當然不足以說服貴族集團內部的反對者
端王在這之前其實並沒有深度介入現實政治，不論是清廷內部還是外國人其實都很難說端王究竟是左還是右，究竟是排外還是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因為他從來沒有這方面的表現，他後來的排外形象其實是一點一點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向著這個方面轉化。
實事求是地說，端王是個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兒子能夠被立為大阿哥，就是因為他的平庸。他如果鋒芒畢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堅定的排外立場，後來的情形或許也不是這個樣子。一個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處，一定會使那些不論是自認為還是別人都不會認為平庸的貴族心中不爽。
比如慶王爺，他自恭親王之後一直負責中央事務的日常管理，與外國公使有著非同尋常的私人關係，慶王爺家的孩子為什麼不能當大阿哥呢？這個主管外交事務的王爺究竟在端王排外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樣作用？我們當然不能說慶王爺將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義方面去塑造，但我們有足夠理由可以說，負責外交事務的慶親王真的沒有向外國公使解釋，沒有說這位端王爺並不是一個排外主義者，而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領袖。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雋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對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國公使一反外交禮儀，對中國政府這樣巨大的人事變動根本不願作任何反應，硬是將端王父子晾在一邊，讓清廷出盡了洋相。清廷內部人事變動當然無須徵詢外交使團的意見，只是外交使團太不給面子，這勢必影響中國政府的威望，中國政府需要公使幫忙時，公使不幫忙。那麼繼續拖下去，總有各國公使需要中國政府幫忙，這種機會並不難等到。
其實，就在這個時候或稍前，由於山東地方官府的縱容或默許，義和拳、大刀會在那裡有了相當快增長，這些「不官不民」的組織令外國人格外憂慮，所以外交使團在1899年底以山東地方當局鎮壓不力為由，請求清廷任命袁世凱替換了毓賢。
在各國公使看來，袁世凱早年常駐朝鮮，其所具有的國際視野會使他對義和拳、大刀會有個比較正確的判斷。而其小站練兵聘請外國教練訓練的幾千新軍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滅這些義和拳、大刀會。袁世凱的個性也受到各國公使的讚賞，以為他在關鍵時刻總會從容不迫鎮靜堅持。各國公使相信在袁世凱治理下，山東一定會很快恢復秩序。
列強的建議很快獲得了清廷的積極回應，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大阿哥事件發生，中外溝通還不存在多大問題。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賢的山東巡撫，提升袁世凱接任。
袁世凱沒有辜負列強期待，就職伊始，就發布一道措辭強硬的告示，要求各地義和拳民眾儘快自動解散，否則嚴厲鎮壓，格殺勿論，決不姑息；對於那些「獻首」、自新的義和拳民眾，袁世凱宣布既往不咎。
剿撫兼施的兩手策略很快見效，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凱的這個政策引發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卜克斯問題」。
卜克斯是英國傳教士，是一個比較狂熱的宗教極端分子，在當時比較緊張的氣氛中，他堅持要從泰安返回平陰。不料途中遇到幾個準備打家劫舍的中國人，他們試圖綁架卜克斯去吃大戶。然而年輕氣盛的卜克斯根本不願配合，這幾個中國人鑒於袁世凱嚴厲的鎮壓措施，與其放掉卜克斯準備吃官司，不如將他殺死，一了百了。
民教衝突是山東的老問題，卜克斯既不是在山東遇害的第一個傳教士，也不是最後一位傳教士。但是卜克斯死的實在不是時候，這對於袁世凱的強力鎮壓政策構成了極大衝擊，一些大臣將卜克斯被殺歸罪於袁世凱的這一政策，英國公使聯絡各國公使向總理衙門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議。然而，此時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鬧得不可開交，自然無暇也沒有人顧及卜克斯事件。
中國政府的拖延使英國人非常憤怒。1900年1月23日，法國公使畢盛提議召集英法德美四國公使會議，討論怎樣與中國政府交涉日趨嚴重的山東局勢，他們要求清廷嚴厲鎮壓在山東、直隸的義和拳、大刀會，因為這些地區的這些團體已經公開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滅洋」的字樣。四國公使開會時，還不知道義大利在山東、直隸也有不少傳教士，因而稍後他們邀請義大利公使參加，「四國公使聯盟」演變為「五國公使聯盟」。
不管是四國公使，還是五國公使，他們都不知道這個開會正在召集時，清廷也在舉行重大會議。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會議宣布一個驚人決定，宣布以端郡王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這一消息立即在國內外引起高度混亂和密集抗議，清廷自然無暇顧及五國公使就卜克斯事件發出的抗議。
其實，中國政府此時特別需要來自各國公使的幫助，各國公使如果此時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態，情形肯定不一樣。然而，各國公使不知出於什麼樣的考慮，他們始終不願就大阿哥事件發布任何評論，他們只希望清廷去儘快鎮壓義和拳、大刀會。
結果，清廷對各國公使的要求既無興趣又確實沒有時間進行討論。又過了一個月，五國公使於2月21日致信總理衙門，催促答覆。25日，總理衙門的答覆姍姍來遲，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東巡撫、直隸總督予以剿撫。
5
總理衙門的回復無法使各國公使滿意，不過這個回復畢竟使各國公使與中國政府自動恢復失去很久的外交聯繫。各國公使乘熱打鐵，再接再厲，要求總理衙門安排一個緊急會晤，並明確要求慶親王參加。總理衙門很快同意了這項要求，時間安排在3月2日。
就在會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國公使分別接到總理衙門的照會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隸總督奉旨剿辦義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諭，這篇上諭使用了「取締」義和拳等字樣。
總理衙門的照會沒有使各國公使放心。3月2日，他們依然如約前往總理衙門與慶親王等中國大臣會晤。慶親王向各國公使解釋了朝廷的政策，對於各國公使要求在政府公報中正式發布那份剿滅義和拳的上諭，慶親王婉言拒絕，以為不合體制。
如果從大清國體制說，各國公使的要求確實有點問題，這其實只是對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將皇上的御旨公開發布，以便稍後對照檢查。這當然不太合適。不過，各國公使也無法理解中國的體制運轉，有時候覺得中國體制很有效率，有時又覺得這個體制根本轉不動。
清廷明明白白說要對義和拳進行鎮壓了，但是這個鎮壓始終沒有付諸實踐，除了袁世凱在山東略展拳腳，其他地方還是老樣子。山東在袁世凱治理下形勢好轉，只是這個好轉又以義和拳大規模向直隸遷徙為代價。鑒於這一系列複雜情形，各國公使越來越傾向於武裝干預，至少各國應該聯合起來在中國北部沿海進行一次軍事演習，以此警告清廷和義和拳。
各國公使的建議並沒有很快得到各國政府的同意，因為軍事干預畢竟不是小事，各國政府依然期待中國政府能夠覺悟能夠反省，能夠在義和拳問題上拿出勇氣。然而或許是因為清廷內部問題太複雜了，拖到3月下旬，華北的局面不僅沒有好轉的跡象，反而越來越複雜，義和團開始大規模向京津地區轉移。
還有一個讓各國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國公使曾經明白告訴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東巡撫毓賢。然而清廷不僅大張旗鼓地重新啟用，而且將毓賢派往外國人比較多的山西當巡撫。這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公然挑釁，是讓各國難堪。
各國公使得知毓賢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後反應強烈，英國公使竇納樂表示，卜克斯善後尚未處理，中國政府不對毓賢進行懲處，反而重用，這無疑是與各國作對。各國公使再次要求本國政府派遣軍艦到中國沿海示威，以防止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對於公使們的要求，各國政府也給予謹慎回應。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等，從防患於未然的角度開始調兵遣將，準備在情況危機時出手救助各國在華傳教士、外交官、工程師及那些中國教民。
在各國公使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時候，俄國、日本的公使沒有參與。俄國公使格爾思在與英國公使竇納樂交談時表示，根據他的觀察，各國的強硬舉動對中國人來說，不僅沒有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中國人不會因為列強示威而屈服。不過，對於中國政府，格爾思也盡量施加積極影響，希望中國政府正視列強的警告，無論如何要早點出手，主動平息華北的義和團騷亂，不要給列強留下軍事干預的任何借口。
俄國人的忠告也沒有引起清廷的警覺，清廷到這個時候其實還在大阿哥事件上糾結，列強始終不願在大阿哥問題上表示支持態度，這也是清廷對於列強要求冷漠的一個原因。清廷的冷漠為義和團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機會，到了這年春天，義和團已經大搖大擺進入京津。
他們「分遣黨羽在山東、直隸各省煽誘愚民。近因直隸拿辦嚴緊，潛來近畿一帶傳教惑眾，行蹤詭秘。」根據御史李擢英的調查，京師義和團主要來源於山東，這大概是因為山東巡撫袁世凱強行鎮壓，迫使義和團向京津地區轉移，這些義和團「散布京城，潛通南宮、冀州一帶，無知之輩，明目張胆，到處勾勸。」
根據唐晏記載，此時京師紛傳義和拳之多，幾至遍地皆是。每當夕陽既西，肩挑負販者流，人人相引習拳，甚至有大戶人家也開始設壇，王公貴族隨著起舞，據說倡導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親端郡王。這顯然不是單純信仰義和拳、大刀會，而是別有政治用心在。
清廷鎮壓無力，義和團急劇發展引起列強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國公使聯名照會，要求中國政府兩個月內將義和團一律剿滅，否則各國將派兵代為剿除。這大約是列強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強的不滿容或確有事實依據，不過如實說來，清廷除個別官僚如端王等對義和團有所偏愛外，就其整體而言，他們對義和團並非一味縱容和默許，不論是山東巡撫袁世凱，還是直隸總督裕祿，他們一直奉行強硬的鎮壓手段，舉凡發現哪裡出現義和團，他們無不迅速派兵「妥為彈壓解散」，毫不客氣地將「設立拳廠，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獲。」然而遺憾的是，他們的強力鎮壓並沒有收到預想效果，義和拳不僅沒有因他們的鎮壓銷聲匿跡，反而在四五月間迅猛發展，直接影響到京師安全。
4月中旬，義和團在盧溝橋至保定一線頻繁活動，他們分散在附近鄉村中，並且相當成功的在當地居民中招募信徒。義和團定期舉事的匿名揭帖到處張貼，據估計，僅僅屯紮於保定府南門外的義和團就有一萬多人。在盧溝橋的義和團百餘人舉行會議，並皆暗帶兵器，散布揭帖，專以殺害教民反對洋人為詞。各國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擔心這些在帝國京郊活動的義和團可能很快會與京城中的外國人發生衝突。
4月下旬，部分義和團民潛入京師，凡遇教堂，他們遍貼揭帖，宣稱現在中國的「混亂擾攘均由洋鬼子招來，彼等在各地傳邪教、立電杆、造鐵路，不信聖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擢髮難數」，「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盡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鼓動民眾與他們一起定期舉事，攻擊教堂和外國人。4月底，京城第一個義和拳壇口終於在東單牌樓西裱背衚衕于謙祠內出現。
進入5月，京城內外的義和團相互配合，越鬧越大。近畿一帶，如清苑、淶水、定興，尤其是保定府，相繼發生焚毀教堂，殺害教民等多起惡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頗有外來奸民，妄造符咒，引誘愚民，相率練習拳會；並散布謠言，張貼揭帖，輒稱拆毀教堂，除滅洋人，藉端煽動。」
在西四牌樓羊市南壁上發現的義和團乩語云：「一愁長安不安寧，二愁山東一掃平，三愁湖廣人馬亂，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義和拳太軟，六愁洋人鬧直隸，七愁江南喊連天，八愁四川起狼煙，九愁有衣無人穿，十愁有飯無人餐，過戌與亥是陽間。」隨後不久，類似的揭帖在京城到處張貼，鼓動拳民焚毀教堂、使館，「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電本國，請兵來京，自行保護。」
義和團在京津地區活動加劇引起列強高度警惕，說實在的，清廷此時對於義和團其實也已經無能為力，因為中外交涉困難默許義和團進入京津地區，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與義和團稱兄道弟，以此向列強顯示眾志成城。其實，民粹主義操控原本就是一把雙刃劍，煽動起來不難，呼之即來，但很難做到招之即去。這大約也像中國老話說的，請神容易送神難。
而且，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不管是義和拳，還是後來的義和團，他們原本並沒有多少政治訴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到了他們進入京津，與王公大臣結合起來之後，他們的政治訴求越發明顯，排外的性質越來越清晰。一份落款為5月28日的義和團揭帖寫道：「茲因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緘默。以致吾等俱聯繫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截殺教民，以免生靈塗炭。」這樣清晰的表述，顯然不是農民兄弟所為，一定另有捉筆者。
清廷鎮壓無力，或者許多時候不願鎮壓，這一點不論是義和團兄弟，還是各國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也都知道，似乎總是與大阿哥的事情有關聯，各國公使不願在大阿哥問題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這種情形下，京津地區越鬧越亂，直至一發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向各國公使報告，義和團在保定府附近某處毀壞了三個村莊，殺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竇納樂通過倫敦會得到消息，稱義和拳在北京東南大約40英里處毀壞了他們的一個禮拜堂，並且殺死了一個中國牧師。竇納樂為此立即致函總理衙門，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採取堅決措施避免繼續發生騷亂。
同一天，竇納樂又前往總理衙門，詢問清廷正在採取什麼步驟，並且特彆強調必須保護偏僻的農村地區。在座的總理衙門大臣現在終於承認局勢是嚴重的。但他們也向竇納樂解釋道，朝廷5月17日頒布了一道上諭，以京城內外奸民以拳會為名，張貼揭帖，搖惑人心，事關交涉，命順天府尹、五城御史、步軍統領衙門會同妥議章程，立即鎮壓義和團，並令直隸總督裕祿一體嚴禁。
據竇納樂後來回憶，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在此次會晤過程中的態度是真誠嚴肅的，他們既與竇納樂坦率討論中國政府必須加以克服的實際困難，也以最嚴肅的口吻向竇氏保證，這些困難將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時間內必能將這場大規模騷亂鎮壓下去。
然而第二天（5月19日），各國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絡幹將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的一封信轉給各國公使。樊國梁在這封信中用最陰森筆調描繪北京的情形，以為北京局勢基本失控，北京已經被義和拳包圍。根據他的說法，義和拳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在中國的歐洲人，因此他預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會出現。
樊國梁大主教是元老級傳教士，在中國已經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廣交際，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獲得他人無法獲得信息。雖然有公使覺得樊國梁的說法或許有點誇大，但總體上大家還是比較認同這樣一個判斷，即北京已處在危險之中。各國在華傳教士、僑民，乃至各國公使，都面臨著巨大危險。所以各國公使不約而同請求各自政府儘快向中國派遣部隊，保護僑民、傳教士和公使館。
北京的局勢確實在持續惡化，清廷對此也開始感到了憂慮。5月27日下午，慶親王應邀與英國公使竇納樂、俄國公使格爾思會晤，慶親王表示朝廷知道現在的困難，也已向直隸總督發布最嚴厲的命令，他勸各國公使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保護公使館，因此不贊成各國軍隊進入北京，只是各國政府執意這樣做的話，中國政府並不完全反對。慶親王刻意強調，義和拳不僅是你們外國人的敵人，也是我們中國政府的敵人。
慶親王的態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國公使鑒於北京局勢的發展，為慎重起見，還是決定從天津，從大沽口外海面上調集一批軍隊進入北京，加強使館區及教堂警衛。5月31日，第一列軍用專車向北京進發，幾天後抵達北京的使館衛隊接近千人。
各國公使之所以急於從天津調集使館衛隊，因為6月1日是中國傳統的端午節，早有傳言說義和拳將在那一天舉行大規模活動，這是列強行動的背景。然而從義和拳方面說，列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沒有阻嚇住這些人，或許僅僅出於看熱鬧的心理，在北京的義和拳反而越來越多，形勢並沒有因使館衛隊進京而舒緩，反而因使館衛隊的驚擾更趨嚴重。
另一方面，也使清廷中的強硬派找到了對抗理由。5月30日，軍機大臣兼刑部尚書趙舒翹等人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建議放棄先前對義和拳一味鎮壓的辦法，以為誅不勝誅，不如不誅；剿不勝剿，不如不剿。不如將義和拳民眾收編，納入清軍序列，統以將帥，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緒，以防範列強。列強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原本並不與清廷為難，結果在這裡被解讀成了一種敵意。
使館衛隊進京客觀上加劇了北京及華北地區的形勢，在隨後幾天，在華北主要鐵路線上工作的歐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煩，他們開始大規模向天津收縮，不料這一舉動又被中國民眾所誤解，歐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國民眾多次攔截，甚至發生多次衝突。
華北特別是京津地區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強注意，6月6日，駐紮在大沽口的各國艦隊司令官舉行會議，討論局勢，同意在必要時採取統一行動。各國政府對艦隊司令官的決定表示默認，相繼同意他們在外國僑民受到威脅時可以採取適當的行動。由此，各國開始向天津租界調集軍隊。
各國調集軍隊的目標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傳教士、僑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時也蘊含著當清廷對義和拳鎮壓不力時「代剿」的意思。列強至少此時並沒有以清軍作為作戰對象，但各國軍隊的調動依然引起了清軍將領的嚴重不安。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清廷高層對義和拳的態度發生變化，以端王載漪、體仁閣大學士及大阿哥的師傅徐桐、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瑩等為代表的主撫派漸漸佔了上風。
6月6日，清廷發布一個上諭，有意改變義和團定性，刻意強調義和團的出現主要是為了練藝保身，守護鄉里，均為國家赤子。清廷或許期待用這種辦法收服義和團，但在各國公使看來，清廷的新上諭其實是對先前鎮壓立場的倒退，勢必引發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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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清廷的寬容政策激勵了那些中國民眾，他們在隨後幾天，為了防止外國軍隊繼續向北京進發，莫名其妙地扒鐵路，毀電線杆，到處張貼焚教堂，殺教民，驅逐外國人的揭帖，甚至與前來鎮壓的清軍發生正面衝突。清廷的寬容政策不僅沒有取得預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經混亂的局面越來越混亂。
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從頤和園匆忙趕回宮中召集王公大臣討論時局，端王載漪大約為了報複列強的輕慢，在會上肆意撩撥皇太后的情緒，以為義和拳聲勢之所以一撥高過一撥，主要是因為洋人的欺負，而洋人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欺負這些中國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統治，重建一個新政府。
端王載漪的鼓噪擊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後最煩心的事情莫過於與外國人的關係陷入低谷。憤怒的皇太后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不再對義和拳進行鎮壓，任命端王載漪為總理衙門首席大臣，改組政府，極端排外的禮部尚書啟秀等在總理衙門上行走，命令具有強烈排外情緒的甘軍將領董福祥率部從南苑移防內城。清廷的政策從這一天開始，由對義和拳鎮壓轉為利用，對列強由盡量溝通維持關係轉為決裂，儘管還未公開宣布。
清廷的動向很快被各國公使獲悉，各種傳言如雪花一樣飄來，有的說皇太后在會上表示要把外國人逐出京城，有的說董福祥的甘軍已經做好總攻的準備，只等一聲令下。這些傳言嚴重困擾著各國公使，為預防萬一，他們的選擇只能是寧願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便一直與中國方面保持良好溝通的俄國公使也有點沉不住氣了，向國內報告各國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許即將結束，未完事宜或許要轉移至各國海軍將領那裡。言下之意，各國對於義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預一個選擇。
根據這種認知，列強很快在天津組織了一支規模並不大的聯軍，由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於6月10日浩浩蕩蕩開往北京，他們的目標如前所說只是保衛使館，拯救傳教士、僑民和教民，但這個舉動無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懼，以為列強是不宣而戰。6月11日，清廷派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館，請求各國公使勸阻聯軍進京，宣布各國公使和所有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前往京津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經過艱難交涉，幾天時間過去了，各國公使都不願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議，然而出乎各國公使意料的是，包括義和拳在內的中國民眾竟然主動在京津線上攔截聯軍，使西摩聯軍用了十七天時間竟然無法抵達北京，反而於6月26日狼狽逃回天津。
西摩聯軍引發了兩個嚴重後果，對於中國方面說，聯軍向北京進發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勢越發不可收拾，前門商業區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連燒三天，損失慘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會議，討論對策，鑒於聯軍繼續向北京挺進的事實，決心招撫義和拳民眾，用他們和清軍配合作戰，以防範列強突然或持久攻擊。
另一方面，由於西摩聯軍向北京進發並不順利，這也引起各國公使、海軍將領的思考，他們經過反覆研探，以為聯軍之所以在進京路上如此艱難，主要是聯軍的後路被清軍所遏制，後援部隊無法提供及時支援，這是西摩聯軍行進困難的主因。為此，各國將領認為，要履行保護公使、僑民、傳教士的責任，必須充分保證津京之間交通不能中斷，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絕對控制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來重點經營的北方要塞。當時，駐紮的大沽炮台的清軍有三千人，總兵羅榮光為最高指揮官。此外，北洋海軍統帥葉祖珪的旗艦及魚雷艇也都在周邊巡弋，與大沽守軍遙相呼應。
6月16日，各國海軍艦隊司令與西摩聯軍失去聯繫快一個星期了，職責所在，使他們不得不作出佔領大沽炮台的決定。只是在聯軍司令官看來，他們向北京挺進只是為了營救公使、傳教士和教民，並非與中國政府為敵，更不是要與清軍決戰，因此他們需要大沽炮台，但在他們看來並不與中國方面的利益相衝突，因為保護使館和傳教士的安全也是中國政府的責任，聯軍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在幫助清軍。所以，聯軍司令官在當天會議上籤發一份通牒，限中國守軍在17日凌晨兩點「讓出」大沽炮台。
聯軍司令官會議是16日上午11點結束的，最後通牒也應該在此後不久送給了羅榮光和直隸總督裕祿。作為軍人，羅榮光當然不會接受聯軍的要求，將大沽炮台移交給聯軍。他在拒絕聯軍要求的同時，立即向海軍統帥葉祖珪及直隸總督裕祿作了通報，請求他們在必要時給予援助。
羅榮光不願將炮台和平移交，而聯軍又堅定認為大沽炮台是他們向北京向華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於是一場惡戰無法避免。距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間還有七十分鐘時，爭奪大沽炮台的戰鬥提前打響，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至清晨五時許，大沽炮台陷落，中國守軍數百人壯烈殉國。
在大沽炮台爭奪戰打響之前，羅榮光曾派員向直隸總督裕祿求救，裕祿表示天津防禦已經很吃緊，無暇他顧，更沒有辦法提供支援。這不能說就是羅榮光失利的原因，但很顯然作為直隸總督的裕祿對大沽炮台失守負有相當責任。
其實，聯軍大約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聯軍送給羅榮光、裕祿的同文照會，送達的時間就有差別。送給羅榮光的時間為16日下午，而送給裕祿的則拖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儘管照會上的時間仍然寫著16日。
當裕祿收到聯軍送來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會時，大沽炮台已經到了聯軍手裡，幾千守軍早已潰敗。然而，裕祿不是將這個結果及時報告朝廷，反而將聯軍的最後通牒緊急報送朝廷，說本月17日他接到法國總領事送來的照會，以各國水師提督的名義「限至明日早兩點鐘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聯軍，逾期不交，即當以武力佔領。
裕祿的報告送到朝廷的時間為19日下午，此時距離大沽炮台失守已經兩天。儘管過了兩天，朝廷對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雖然在那幾天連續召集御前會議，王公大臣雖然對戰與和，還是剿與撫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許多主意，但究竟是戰是和，列強究竟是像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樣要幫助清廷剿滅義和拳，還是以要清廷為敵，對清軍開戰。這在之前的幾次御前會議上並沒有結論。現在好了，裕祿的報告來了，列強索要大沽炮台了，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我大清為敵，準備開戰嗎？
其實，慈禧皇太后、光緒帝和所有與會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經不在清軍手裡，所以他們討論的前提就是怎樣阻止聯軍，怎樣保住大沽炮台。與會者普遍認為，聯軍索要大沽炮台將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權衡利弊，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堅決拒絕聯軍的這一蠻橫要求。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決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動搖的強硬態度迫使列強讓步，放棄索要大沽炮台的無理要求。
19日下午五時許，總理衙門向十一國駐華公使館和關稅處送去十二份同文照會，大意是聯軍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驚，顯然是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既然如此，現在北京城裡也一片混亂，人心浮動，那就請各國公使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下旗開路，前往天津。這個照會就是後來一直爭議的「宣戰照會」，其實仔細分辨，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會，只是表明中國政府強硬的外交姿態而已。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理解這個照會，但在當年，各國公使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收到這份照會後立即陷入極度恐慌，因為他們既不知道天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中國政府的這個最後通牒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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