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顆人頭：1870年「天津教案」的歷史悲劇

文史 10-02

原標題：二十顆人頭：1870年「天津教案」的歷史悲劇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約有三四十人之多。

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製藥的謠言，遂迅速大面積流傳開來。

不久之後，兩名「人販子」落網，官府在告示里暗示其行為可能是「受人囑託」，民間組織「水火會」受到鼓勵和煽動，開始四齣抓捕嫌疑之人。經群眾公審，一名叫做武蘭珍的迷拐犯迎合「民意」供稱，其作案所用迷藥是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提供。

消息傳出，民眾與士大夫群情激昂。鄉紳於孔廟集會，書院停課聲討，憤怒的民眾約萬人之多聚在教堂之外，與教民口角相爭，且向教堂拋擲磚塊。

仁慈堂修女本擬請民眾派代表入內調查真相，但被法國領事豐大業所阻。豐大業豐不願與民眾直接交涉，他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衙門和天津府衙門，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彈壓。遭拒後，豐大業在獅子林浮橋上遇到靜海知縣劉傑，爭論中，豐開槍恫嚇，射死了劉傑的家人劉七。此舉點燃了一觸即發的民憤，圍觀百姓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又沖入法國教堂，扯碎法國國旗，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20人（還包括幾名俄國人）、中國僱員數十人，焚燒了法國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

此即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圖：天津望海樓教堂廢墟內部。約翰·湯姆森於1871年拍攝。

左宗棠反對殺百姓為洋人償命

教案發生後，清廷第一時間派了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

教案如何了結，中外皆拭目以待。

在內閣中書李如松看來，教案的實質是：

「教匪迷拐幼孩，繼因豐大業向官長開槍……斯時，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進而，他建議朝廷：天津人民是為保護官吏而擊斃洋人的，非但不可懲處，還應該善用民心，「乘此機會，盡毀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

醇親王奕譞的態度，要略微緩和一些，他對殺洋人興趣不大，但希望朝廷藉機禁止洋人來華傳教、與法國斷絕往來：

「正可假民之憤，議撤傳教之條，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縱不能乘此機會，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

在回復徵求意見的密函里，左宗棠也在鼓勵朝廷：不必害怕事態擴大，外國人喜歡通過威脅政府官員去壓制老百姓，如果群眾起來鬧事，他們就會變得慎重，不敢遽爾挑起戰爭。左說：

「泰西各國與中國構釁，類皆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至拂輿情，犯眾怒，則亦有所不敢。」

左給朝廷提供的應對底線是：事件起因於豐大業先向中國官員開槍，咎在法國，老百姓鬧事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一些賠償，可以允許。但反對以無辜百姓的性命抵償。他說：

「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為者實不多見。」「津郡事變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與之為難。雖受迷無據，而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王三雖不承招，武蘭珍則生供俱在，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倉卒，非官司授意使然。豐領事且以洋槍擬崇大臣、天津令從人已受傷矣；其時欲為彈壓，亦烏從彈壓之?愚見法使所稱四層，如志在索賠了結，固無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償，則不宜輕為允許。一則津郡民風強悍，操之過蹙，必起事端。萬一如該公使所言，激成變亂，中國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慮?」

左宗棠告誡朝廷，萬萬不可拿百姓給洋人抵命，以免失了天下人心：

「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圖：天津望海樓廢墟前的中國百姓。約翰·湯姆森於1871年拍攝。

朝廷玩弄曾國藩

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暈病症的折磨。

這年的4月19日，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寫及：「十六日余患眩暈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狀如常，登床及睡起則眩暈旋轉，睡定及坐定之時則不甚眩暈，仍似好人。」

「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之類，是他這段時間的日記中，常見的內容。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真切地感受著自己大限的臨近。他讓自己的學生、兩江總督李鴻章替自己運來了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備後事。結果，花板與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了保定府。諭旨里殷切關懷他「最近身體如何」，卻又意味深長地問他「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

教案發生在直隸境內，曾國藩沒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在給長子曾紀澤的遺書里，他如此表述了自己對處理教案一事的悲觀：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復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7月8日，曾國藩抵達天津。十幾天後，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全國輿論。曾本人迅速從道德聖人，淪為了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如其日記所言：

「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

京城的湖南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也「悉被擊毀」，且將其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

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成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事情本來可以不至於如此嚴重。

問題的關鍵在於：朝廷在公布曾國藩的調查奏摺時，刻意刪去了其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

曾國藩認為，指責教堂「挖眼剖心」，純屬荒謬，但天津民眾如此激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其實，曾國藩至少還遺漏了一條非常重的文化背景：民眾之所以如此「愚昧」，亦是朝廷和知識分子多年「教化」的結果。

事變發生之前，天津府貼出的告示宣稱：「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作為政府公告，如此不負責任地把「風聞」寫在上面，並動用政府力量，將之貼滿天津的大街小巷，其造成的煽動效果，可想而知。

更何況，當時的知識界也樂於傳播這類謠言。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國圖志》內，即載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製藥等內容。

指責民眾「愚昧」是容易的，追問民眾為何「愚昧」，可就不那麼容易了。

朝廷刻意刪掉曾國藩為民眾辯解的這段文字，其用意是意味深長的。

藉機打擊聲望如日中天的曾國藩，自是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動機還在於：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定下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刪減曾國藩奏摺中為民眾辯護的內容，然後將其公開披露，給曾國藩戴上「賣國賊」的帽子，也就給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間——對比曾國藩的「賣國行徑」，朝廷的處理措施也就變得可以接受了。

所以才有了如下耐人尋味的情節：

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召集會議，就教案進行了大辯論，慈禧太后表態說，「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如，在給曾國藩的諭旨里，慈禧對處理教案的具體方案一無所及，只是一再強調自己的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也是在這一天，由慈禧授意，刪減了曾國藩「論說持平」的奏章，然後將其公開披露。隨之，曾國藩被打成了「賣國賊」。

「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當然早就「得了主意」。

有了曾國藩的「賣國」墊底，朝廷接下來的措施，就會特別顯出「公正」，更容易獲得朝野內外的「民心」、「士心」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