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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在兩宋盛行,是源於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還是歌妓乞詞?

隔煙水

隔煙水

特曼;玄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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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二虎


一、宋的抑武重文

詞這一形式,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但填詞的文人並不是很多,五代漸漸寫的人多了,到了宋代,幾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填詞,達到鼎盛。追溯其原因,也許一言難盡。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是在陳橋驛(今開封東北),黃袍加身,奪了後周小皇帝的帝位。他深深明白「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武將擁兵跋扈,是對皇權最大的威脅。

這從五代亂世開始,節鎮悍將纂奪政權,越演越烈。於是,前車之鑒,宋太祖趙匡胤立國就開始了抑武崇文,是基本國策,杯酒釋兵權,先把那些擁戴他當皇帝的哥們解除了兵權,給予優厚的物質待遇,讓他們享受人生。

並優待士人,立下「戒碑」,發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告誡子孫後代不可違背這一誓言,給天下讀書人創造寬鬆的氛圍,擁有一套「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高官厚祿,忠君報國,廟堂之上講究仁義禮智,三綱五常,肩負社會責任與形象的自我完善;而個人生活「歌兒歌女以終天年」,奢侈享樂,縱情「牝牡之欲」,造就了人雙重矛盾人格的組合體,一面是社會理性的自我,一面是順應天性的自我。


二、繁華的物質生活給了詞市場

同時兩宋的經濟與文化生活十分繁華,也順應了宋初的基本國策,安逸於享受,追求一種詩意的有品味的享受,到處「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聲色犬馬,氤氳著濃艷的誘惑,「移宮換羽」,給了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詩言志,而詞是「詩餘」,「文以載道」,用詩表現有關社會、人倫等嚴肅的題材,強調社會功能,較少抒發男女之情,就是有也「止乎禮義」,而個人私生活的放蕩享受,只有借詞來表現,用詞來娛情,宋代文人那些不便用詩文表達的「情感」,用詞淋漓地宣洩出來。

縱觀詞在兩宋盛行,自有其內在與外在的種種原因。

宋代的劉子翚賦詩曰:「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這個樊樓,是當時汴京最火爆的酒樓之一,位於皇城東華門外繁華鬧市,同時能接待上千人,這在今天,也算是比較有規模的了。樊樓不僅裝修豪華,酒也是京城聞名。

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令王孫貴族公子哥趨之若鶩的是這裡的美女,千嬌百媚、風情無限的歌妓們。「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而且個個琴棋歌賦,頗有文化內涵與藝術素質,知曉音律,能即興把文人的填詞演歌出來,深層的色情服務,更精諳軟媚溫玉的技巧,侍候爺們服服貼貼。

古時的妓女與今天的妓女不太一樣,不是憑藉臉蛋與青春來出賣肉體,更講究的是色藝俱佳,即有美麗的容顏、誘人的肉體,更有藝術修養和精深的造詣,乖巧聰明、善解人意,雅而不俗,習於嘻樂,也精通性愛的技巧,給士人們展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家庭主婦的全新天地,讓他們享受美人、好酒、管弦與歌舞之妙,分享無拘無束的床第之歡。

同時,文人的詞能讓她們更加火爆,揚名坊間,讓詞一下成為「"商品」走進商品流通領域,市場的需要,利益助長了詞的盛行,也就沿續了「花間」一脈,寫得纏綿悱惻、細膩煽情,婉約著色情,而當時蘇東坡的「學士詞」,被譏諷成「教坊」豪歌,「要非本色」。

這艷詞新曲,能助妓女身價倍增,是同行競爭的重要砝碼,贏得更多的客戶。妓女常常向名家「乞詞」現場演唱,也刺激了詞的創作熱情,詞比銀子有時更好使,能換來美味佳饌,佳人美色,滿足了男人的需求,而且色藝出眾的女子,會深得男人們的青睞。


三、文人的靈與肉雙向分裂

往往男人表面上越是循規蹈矩、道貌岸然,口口君子道德,而靈魂深處隱蔽的情慾更盛,宣洩起來更加瘋狂,理性的大堤是擋不住情慾的洪流,君不見那些高檔的「會館」,出入都是有身份的人,而幕後卻做著最低級的勾當。

人是一個複雜的結合體,靈與肉、理與情雙重矛盾,自我分裂,前者是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後者是想要做什麼?願意做什麼?倫理道德約束著精神,享樂與縱慾滿足本能欲求。君子們廟堂之上都是氣壯山河、進德修業、夫妻倫理;私下裡偎紅揉翠、放浪無形,劣跡斑斑。「綉幌佳人」,幽艷著人的本能,也給予沉思的很多。

透過宋詞,也洞曉了人的心理歷程,那些岸然形象內所包裹的真實,該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作者簡介】陳二虎,筆名紅葉,蒙古族中的契丹人。翁牛特旗作家協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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