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民主的挫敗

歐洲民主國家在二戰前夕集體向右轉走向威權或極權，可以說是民主發展史上一個令人尷尬的片段。民主為何不敵法西斯咄咄逼人的攻勢？人們為何會「逃避自由」？

其實從一開始威爾遜版的「因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藍圖就不乏強有力的競爭者：列寧希望建立一個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公有社會，消除過去的等級制和剝削制度。到後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加入了戰團。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民主的挫敗史，換個角度說，也是自由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三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史。這個關於現代歐洲走向的意識形態間的鬥爭，也並未在 1945 年終結，而是貫穿了 20 世紀絕大部分時間。

回頭看去，歐洲尤其中東歐民主的根基從來都不牢靠。馬克·馬佐爾在其《黑暗大陸：20 世紀的歐洲》中質疑道：東歐的歷史能夠證明民主是一種自發的大眾運動，而非巴黎和會的勝利者們所強加給他們的禮物嗎？民眾默許失去他們從未爭取過的東西，人們需要為此感到驚訝嗎？民主在歐洲政治傳統中膚淺的根基，能夠幫助人們理解為什麼反對自由主義的政權能夠如此順利無阻地建立。

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民主的國際衛士們已經不像之前那樣擁護民主。伍德羅·威爾遜救世主般的自由主義遺產，被美國奉行的孤立主義政策所不斷侵蝕。相比於獨裁，英國和法國這兩個「一戰」的勝利者，更加擔心共產主義的威脅。中東歐新興國家則左支右絀兩線作戰，既要防止共產主義的滲透，又致力於確保被流放的君主和國王不會再次在這片土地上掌權。如果不能實現這些目標，民主政治可以棄之如敝履。

許多國家的統治階層首先把自己標榜為反共產主義者，而後才宣稱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1922 年，義大利自由主義的精英們選擇支持一個法西斯形式的政權；普里莫·德·里維拉在西班牙掌權；葡萄牙共和國則屈從於薩拉查教授的獨裁統治。

人們似乎都忘記了，民主確乎是巴黎和會的產物，而民主的廢止就意味著凡爾賽體系下和平的崩潰。如果不能捍衛民主，就意味著不能捍衛和平，後來事態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民主在中東歐的水土不服還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中東歐國家大多是在帝國廢墟上建立的新興民族國家，面臨著建國的重任，對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期待和民主所許諾的地方和族群自治之間從頭到尾都存在著難以妥協的張力。而對國家的走向也存在著相互衝突的願景：有民族主義傾向的准軍事人員、土匪和帝制的支持者們希望恢復已經崩潰的舊秩序；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想徹底砸爛一個舊世界：中產階級的律師和政治家們則希望在民主憲法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這樣的狀況在戰後歐洲中部的國家造成了混亂。

人們很長一段時間傾向於認為，天然「低效」的議會制無法很好應對經濟危機，所以才讓法西斯勢力乘虛而入。其實，問題不僅出現在經濟層面，從根子上說一戰前歐洲的議會制更多是針對君主製為了限制君權而設計的，因此難以應對由大規模戰爭動員而產生的當代大眾政治的壓力——民主重憲法權利而輕社會責任，民主似乎更適合 19 世紀而非 20 世紀的歐洲。而早在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前，中東歐的議會制就證明自己顯然不能勝任建國的重任，因為它無法彌合反而放大了族群和央地衝突。

由於眾多政黨的存在，比例代表制從根源上造成了立法機構的碎片化。馬克·馬佐爾指出，這個為了迎合現代化訴求而設立的特殊制度，顯露了其無法融合階級、民族和宗教差異的弊端。例如，在 1930 年有 16 個政黨在魏瑪共和國國民議會中獲得席位；1929 年捷克大選有 19 個政黨獲得了席位；而在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波蘭，有時會有數量更多的政黨獲得席位；葡萄牙在戰後的 15 年中，經歷了 8 任總統、十幾任政府和數不清的未遂政變。

當丘吉爾指出英式民主或許不適合中東歐地區時，雖然不乏「傲嬌」之嫌，倒也道出幾分實情：存在於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特定歷史傳統，能夠解釋民主憲法的堅固性——這種依附於自由的傳統，是在和君主長期的鬥爭中緩慢積累下來的，並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最終取得了勝利。而在「一戰」後的希臘、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義大利，議會卻很好地與腐敗、官僚主義和不斷的倒退相融合。

隨著 1929 年大崩潰的來襲，民主的失敗同這一時期的經濟蕭條和政治危機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議會制政府在歐洲面臨著全面崩潰，歐洲大陸的政府接連將政權交給右翼政黨。一時間，憲政、共和國、議會這樣的概念，僅僅像是法律系老師和學生勾勒出來的幻象。

相形之下，競爭性的意識形態似乎風生水起。馬克·馬佐爾認為，客觀來說，無論最終效果如何，法西斯主義和蘇聯模式都為解決大眾政治、工業化和社會秩序等問題付出了切實的努力，而當時的大眾也確實認為自由、民主並非一個萬能的答案。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不願意再為了民主這一信條而奮鬥，而充滿生機的非民主的政治選擇，似乎能夠更好地應對現代化所帶來的挑戰。歐洲各國「突然」發現獨裁統治——一種相較於民主更符合歐洲傳統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會、加速工業化、促進技術進步等方面更具效率。

歷史最終證明這當然是一個代價慘痛的幻想：殘酷的戰爭帶來的殘忍經歷，使歐洲大陸的人們對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終於感到厭煩。在二戰進行的過程中，群眾運動、軍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熱潮就已經開始衰退。這些意識形態的信奉者因為憤世嫉俗而消極避世，抑或因為感到厭倦而回歸現實。

人們開始重新發掘民主的價值——它為個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間。在 1945 年結束與希特勒的戰爭後，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煥發了生機。人們得到的一個最大教訓是：民主或許不能成就很多東西，但它能讓人們避免走上代價慘烈的極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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