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 隸楷《淳于儉墓誌》解析

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收藏有一方隋代石質墓志銘，石灰石質，通高109厘米、寬42厘米、厚12.2厘米~12.8厘米，榫為方台形，寬24厘米、厚 11.6厘米、高8厘米。墓志銘的碑體呈長形，碑額呈半圓形，碑體碑額一體，碑下有榫。碑座已失，不知型制。碑額上雕刻淺浮雕圖案，圖案中間為桃形火焰（或是桃形寶相花花瓣紋）。火焰紋中心為太陽紋，太陽紋周圍一圈連珠紋。火焰紋上方中間有一豎直向上的煙氣紋（或是一支變形寶相花花蕊紋）。火焰紋兩側有兩條巨獅紋飾，相對垂首立於碑額兩側。獅形圖案頭大身小，誇張得不成比例。獅首口半張，上下兩牙齒排列整齊；上吻呈方形，鼻呈圓突，方鼻孔；菱形目，雙眼框暴突；廣額；耳廓呈橢圓形，向上開張；鬣毛排列整齊，挺直有力，頂端捲曲；雙前肢直立，與下吻平齊，三趾，腿上有渦毛；後腿彎曲細弱，後趾踏於寶相花花瓣之上。

墓志銘碑體正面鐫刻正楷的墓志銘銘文。墓志銘題名橫寫左行「淳于儉墓志銘」。銘文正文豎寫左行，共十三行，每行滿格21字。墓志銘歷經滄桑，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風塵歲月，碑體上部有兩條交叉的斷裂，銘文椎損嚴重，許多字跡已漫漶難識。

淳于彳僉（儉）墓誌銘：

君諱彳僉（儉）字□□□州□河人也□高門待封果容駟馬┙之車炙輠無□□（必？）拜萬乘之主□根與□泉爭逺蘭□┙共四方竟□□□□孝範 □□□□□□□□蟬鳴王┙君學優登□□□□□□□□□□□□□□□為魏┙廣陽王□□記室永安元年加□□□□二年除□州┙城□（尉？）□（永？） □□□□□□□□□□□州將十部常□特┙蕑帝心□□□（臨？）沂縣令屍二 （仁）人媿以弦歌季孫慙其施麥┙威恩□稱□□□（兼？）擧不悟夢□無驗涉洹有徵春秋六┙十三□於苐（第）妻□（武？）威孟氏婦工女則訓備六閨齒迫期┙頣俱從靈道今以□隋開皇八年嵗次戊申十一月┙丙寅朔廿日乙酉合塟於般陽城西南黃山東北孝水裏（里）陵墓存焉 □ □拱樹□（合？）煙常棲□鳥壠叢□□時協行人鳴乎哀哉

墓志銘的左側面，鐫刻有任城李泰源公元1850年撰寫的題記，小楷，豎寫左行，共四行，識讀如下：

戊申夏客有攜法貼求售者因獲見□□□□□（不？）□（禁？）□□（然？）□（曰？）此般陽□□湮沒無傳者今何幸出自┙荒煙蔓草□而先睹爲快也正思妥爲□□□適王□應宿□來黌□相商置西廡廊右俾免風雨剝蝕□┙垂永久因嘆物之顕晦有時此碑由隋□□閲千餘年而略無殘缺雖書撰無名邑乘失載要其書之檏茂┙文之高雅自饒古趣□不得以無所考據□指無足重輕也因□（贅？）數語以俟博古者辨識焉任城李泰源記峕（時）庚戌四月

般陽，古縣名，西漢置，因地處般水之陽得名。般水是一條在現今淄川區境內基本流向為由東向西、流程較短、在淄川城南匯入孝婦河的小河，歷史上曾經水量充沛，現已乾枯。般陽縣治所在地即現在的淄博市淄川老城，南北朝的劉宋時期移治今臨朐東南，北齊廢。隋開皇六年（586年）復置，大業初廢入臨朐。

根據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由當時的淄川縣知事（縣長）方作霖主持修撰的《淄川縣誌》記載：「淳于儉墓志銘，開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此石於清道光年間出土，系（淄川）蘇王莊農人於孝婦河西岸堤堰塌陷掘地得之，當（即）報知縣學，舁置文廟西廡下，（縣學）教諭李泰源於碑之左側刻字記之。」1979 年，國家文物局關於試行《拓印古代石刻的暫行規定》中，此墓志銘作為淄博市唯一重要碑刻入選。1979年，該墓志銘由淄川城文廟舊址移藏入淄博市博物館。綜合上述資料分析，隋代淳于儉墓志銘，於清代道光年間出土於淄川城西南約5千米的蘇王莊，是當地的農民在該村的孝婦河西岸的堤堰塌陷處挖土發現的。出土以後有人發現了該墓志銘的書法藝術價值，拓印了墓志銘的碑文，製成法貼，於戊申（1848年）夏天到淄川縣縣學[淄川縣縣學始建於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當時為般陽路州學，並重修先聖廟（文廟），由趙孟頫撰寫碑記；明朝初期改為淄川縣學]出售，引起當時任淄川縣縣學教諭的任城縣人李泰源的高度重視，以法貼為線索，找到墓志銘原碑，並於庚戌（1850年）四月將其運至淄川城裡縣學（即文廟）院內，安置於西廡廊房，「俾免風雨剝蝕，（冀）垂永久。」當時該墓志銘是完好無缺的，「閱千餘年而略無殘缺」，「要其書之朴茂，文之高雅，自饒古趣」，李泰源從而感嘆「物之顯晦有時」，「雖書撰無名，邑乘失載」， 「不得以無所考據，（徑）指無足重輕也。」

淳于儉，《魏書》無傳。據墓志銘中所載履歷，先後曾擔任過北魏廣陽王的記室，永安元年（528年）曾加官一次，（永安）二年（529年）晉陞為某州的城尉，最高任職是臨沂縣令。大約死在臨沂縣令的任職期間，終年63歲。他的夫人武威孟氏則一直活到開皇八年（588年）才去世，其時已經「齒迫期頤」，將近百歲高齡了。按常理推斷，淳于儉大約死於6世紀中葉的40年代或50年代。依墓志銘的內容可知，該墓志銘一定出自淳于儉夫婦合葬墓中，而且是在其夫人去世後夫婦合葬時才鐫刻入葬的。至於淳于儉夫婦為何最後合葬於般陽城南蘇王莊孝婦河西岸，則無從考證了。

有隋一代，國祚短暫，二世而亡，古迹文物，遺世無多。相對於魏碑和唐碑來說，隋代的碑誌資料，向稱稀少而珍貴，無一不佳。鐫刻於開皇八年的淳于儉墓志銘，雖時在隋完成統一大業的前一年，然仍應歸於隋代碑誌之列。該墓志銘包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

該墓志銘的型制沿用了當時碑碣式樣，碑額呈半圓形。「美人董氏墓誌」「元公夫人姬氏墓誌」「蘇孝慈墓誌」等隋代墓誌皆為方形或長方形，與該墓志銘型制有異。從型制特點分析，該墓志銘不但型制與墓上碑碣相同，其放置方式也應與地上碑碣一樣，立於底座之上。所立位置依常理推測應該放置在墓室之中，墓門之內，棺槨之前。這為研究古代墓志銘形制沿革，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碑額浮雕亦頗具特色，不是常見的龍紋，而是變形獅紋，藝術風格帶有強烈的西域中亞的特點。圖中的太陽紋、連珠紋、寶相花紋、雙獅圖案等明顯具有佛教文化的因素和影響，是研究中國早期佛教藝術形式的重要資料。

在書法藝術方面，該墓志銘的歷史價值尤為珍貴。古代墓誌、碑銘早期皆不載明撰者和書丹者。魏晉南北朝時期重文章，輕書丹，書丹之事多由官府中的中下級官吏擔當。隋代和唐代初期，雖有大儒名臣撰寫並書丹碑文，但也只以「奉敕撰文」為榮耀，書丹一事仍未受重視，仍不具書者之名。公元776年以後，對書法藝術日益重視，在韋應物為其妻元蘋製作的墓志銘中，首次鐫署「韋應物撰並書」字樣（參見陳根遠：《文學史和書法史的重大收穫》，《中國文物報》2008年3月12日第5版）雖然如此，但高級貴族的墓志銘（如隋代蜀王王妃「美人董氏墓誌」）書丹者仍應是上層官吏或其屬吏中的精於書道者。淳于儉為級別較低的基層官吏，位不過縣令，更何況墓志銘書丹鐫刻之時，乃是其妻「齒迫期頣，俱從靈道」已距其去世約有四十餘年，其書丹者自應是下層官吏，甚或是民間儒生。果真如此，就更能反映出當時社會上已經普遍流行的書法體式和一般書法水平。「淳于儉墓志銘」 字體方正，筆法道密樸拙，古雅峻峭，筆畫堅挺勁拔，力透紙背。與《寧贊碑》《美人董氏墓誌》《元公夫人姬氏墓誌》《蘇孝慈墓誌》等相比較，比《寧贊碑》字體結構疏朗、勻稱，而少頓挫波磔；與《美人董氏墓誌》《元公夫人姬氏墓誌》《蘇孝慈墓誌》字體以扁方取勢、書風端莊溫雅不同，該墓志銘字體偏於長方，書風寒儉率直，更與歐陽詢書風相近。

「淳于儉墓志銘」從一個很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楷書字體在隋代的成熟程度和普及程度，反映了隋楷字體承襲魏晉餘風和六朝的流韻，綜合南北之趨勢，熔南北風格於一爐，作了一番加工，成就了獨具特色的隋代楷書書體，成為一種極其規範化的標準書體，工整有致，有古色，古樸幽深沉靜，端莊高雅。奉為書壇正楷的圭臬，隋代碑誌資料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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