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姆納的保守主義：對「善意」的批評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按：本文譯自傑里·馬勒《保守主義：從休謨到當前的社會政治思想文集》（Conservatism : An Antholog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第五章。該書有一個中譯本（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不過，譯本存在不少硬傷和表述上的問題。本文根據英文原著做了重譯，譯文約2600字。稍作補充，此處所謂的「善意」並非人與人相處中的與鄰為善，而是指將一種「人道情感」變成強制性的政府政策，然而，這種政策往往事與願違、產生「預期之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以，必須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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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如同在英國，為了應對平等主義（egalitarian）、干預主義傾向日益明顯的自由主義，以及崛起中的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完成了理論再造（recast）。在19世紀晚期的美國，資本主義和資本家面臨與日俱增的敵意，這種現象催生出一種新型的保守主義，而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為這種保守主義做了最有力的闡釋。

內戰後的數十年，美國經濟突飛猛進，這一時期的發展主要得益於鐵路建設以及隨後的鋼鐵工業的發展。鐵路公司率先採用新式的股份制和公司管理形式，並將其傳播到其他經濟部門。內戰之前，美國在工業生產上尚落後於英國、法國和德國：到了1890年，美國的製造業總值幾乎是其他三個國家的總和。這些新工業巨頭，例如鐵路和鋼鐵企業家安德魯·卡內基、標準石油公司的約翰·D.洛克菲勒、金融家和鐵路巨頭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等積累了前所未有的財富。這些所謂的「強盜貴族」率先採納新技術和管理形式，而且很大程度上受惠於此，製造業的實際工資和收入在1860年至1890年增長了50%。

受經濟機會的吸引，歐洲的非熟練工和半熟練工紛紛移民美國，這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壓力。隨工業化而來的還有工會的增加。第一個有勢力的工會組織——勞工騎士團——在1878年發展成一個全國性工會。這個新工會抨擊大公司和大財團，主張廢除國家銀行以及將鐵路公有化，並倡導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合作社，以取代競爭性資本主義。1877年，美國經濟陷於蕭條，面對資方減薪，鐵路工人起來反抗，並發展為第一次全國性大罷工。期間，來自紐約和加利福尼亞的鐵路工人參與罷工。騷亂導致一百餘人喪生，以及數百萬美元的財產損失。

新興城市的相對貧困骯髒，以及所謂「鍍金時代」的巨大且日益明顯的財富不平等，導致知識分子呼籲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譯註：參看米塞斯《官僚體制·反資本主義的心態》）1883年，Lester Ward——此人影響了美國社會科學家一代人——在《社會動力學》中暗示，在當前的社會進化階段，在社會科學專家的指導下，國家應該被賦予更廣泛的管制和計劃權力。Laurence Gronlund發表於1884年的《合作共和國》（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將馬克思主義觀念引入美國的辯論。他寫道，「工資制度、利潤制度以及剝削制度，與一個更高級的文明不相適應。」相比之下，在社會主義或他本人所謂的「合作共和國」，一切會繁榮興盛。愛德華·貝拉米廣為人知的烏托邦小說《回顧》（1887）告誡美國人，他們的國家正處於災難邊緣，「財富使一個（富人）階級身心懈怠並陷於頹廢。貧困則將群眾置於過度勞動、營養不良和傳染病肆虐的居所，活力因此受損。」貝拉米建議，應該用一套基於「種族團結和人類兄弟情誼」的經濟制度取代競爭性資本主義。還有人打算從《福音書》中尋找工業資本主義問題的化解之道。Washington Gladden——一位知名的公理會牧師——宣稱，「耶穌基督比大衛·李嘉圖更懂得如何組織社會。」

正是面對這種平等主義、人道主義的抨擊，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在以下文章中做出回應。1840年，薩姆納出生於新澤西的帕特森市，是一個相對晚近的英國移民的兒子。他的童年飽受物質和情感匱乏（譯註：母親在他八歲時去世）之苦，之後，他進入耶魯大學，後來又前往德國和（英國）牛津大學求學。他一開始是一位聖公會牧師，他那簡明而雋永的佈道才華，即便在他離開佈道壇之後，仍然清晰地體現在他的專著和文章中。在實證主義思潮——它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結合在一起，並且強調事實的重要性——的深刻影響下，薩姆納成為那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人之一。1873年，薩姆納成為耶魯大學教員，直到1907年去世，他一直在那裡教授社會科學。他在通俗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與此同時，他還撰寫了大量的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專著。

有人將貧困視為工業巨頭剝奪工人的結果，與此針鋒相對，薩姆納斷言貧困問題源於自然稀缺（natural scarcity）。他宣稱，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創造更大生產力的經濟制度的發展。現有物質福祉的真實增加，首要要歸功於那些更聰明、更勤勉的人，如果競爭性市場機製得以繼續運轉，這些福祉在未來還會繼續增加。按照這種理念，薩姆納堅決反對經濟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在1870年代投身共和黨政治期間，他為民主黨城市政黨機器的腐敗以及共和黨的關稅政策——在他看來，這種政策是向商人利益集團的投降——而震驚。

薩姆納的文章論證了經濟不平等的正當性和功效，同時，他對政府干預經濟抱有懷疑態度，在他看來，這要麼會產生反作用並引發腐敗，要麼就是在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打幌子。與此同時，他強調普通人的幸福是衡量一切社會政策的終極標準，這一認識被後來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所承認，而它很大程度上要歸於薩姆納。民粹主義的修辭風格，再加上對政府的敵意，構成了「鍍金時代」以來美國保守主義的一大特色。早期的保守主義者有一種青睞「強政府」的傾向，相比之下，這種新保守主義傾向於懷疑政府的權威、蔑視政治家，並且歌頌個人。於是，有歷史學家將其稱為「自由放任的保守主義」，它頌揚一種堅毅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比起亞當·斯密的商業人文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更讓人聯想起邊疆情感。

經常有人把薩姆納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個術語無助於人們理解他的思想淵源和驅動力。實際上，早在閱讀達爾文之前，薩姆納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觀點，在1880年代，他短暫使用過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術語，時人使用這一術語往往帶有政治色彩，而他關注的只是它的修辭意義。實際上，當薩姆納談到「自然選擇」時，往往是在用這個習語重申歷史功利主義（historical utilitarianism）。此處的「選擇」，他指的是制度選擇。那些經過歷史檢驗的制度——在這裡首先指的是競爭性市場——之所以能倖存下來，主要是因為它們在增進人類的生存（質量）和幸福上表現得更有效。此外，他聲稱，人們之所以進行這種制度「選擇」，主要是為了尋找那些能增進自身利益的品質（character qualities）。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短暫地使用過「適者生存」術語，而且，在使用的時候，他指的是人們的成功——這些人展示出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取得成功的品性，諸如勤奮、審慎、節約以及節制。通過強調既有的、經歷史演化而來的市場制度的功效，薩姆納將反覆出現的歷史功利論，轉變成當時的一種術語。

在薩姆納看來，社會科學的一大特徵在於：它關注事實，排斥感傷主義。他多次批評人們常常把道德目標和真實後果混為一談，同時，他也強調指出，預期之外的負面後果普遍存在。這些反覆出現的論點使他的作品帶有「反人道主義」的特點。儘管他的作品運用了幾乎每一種主要的保守主義論據——諸如強調精英的必要性，習俗的重要性，以及隱性功能（latent functions）的重要性，不過，正是對善意的批評（the critique of good intentions）構成了他的著作的主旨。

https://archive.org/details/ForgottenManAndOtherEssaysTheWilliamGrahamSumner/page/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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