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 大家說宋
原標題：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 大家說宋
吳按： 本文作者為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先生。2001年，孫教授在《二十一世紀》雜誌刊發了長文《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本文即為《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其中之一節，我節選出來，以饗讀者。
公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宋代中國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說法，不限於內藤湖南一流的日本學者。當代美國的比較歷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也說：」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麥克尼爾中國在近千年之始領先於世界之說，其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發展出全面的市場經濟為歸依，並舉出慣用的解釋，如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對商人的抑制之類。問題在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形態是否含有達到全面市場經濟這個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舉制度以來，世襲的門閥對政治的壟斷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貴族政治整個沒落。宋代上承此勢，由科舉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變成主流。此外，宋朝的創立者有鑒於唐末五代武人跋扈，遂採取重文輕武的措施，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統治的國家。
在財產關係上，宋代也由門閥私有制和國家分配土地制轉變為土地自由買賣和契約化。世族門閥的消失，使魏晉以來一直盛行的莊園制度為地主制度與小農耕作所取代。至於國家方面，也基本上放棄用國有土地授田給無耕地農民，以減輕土地兼并、調節貧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國有土地雖仍存在，但佔全部土地的很小比例，其功能也不積極。一般是放任土地自由買賣，國家只收登記費用。至於租佃的契約，則多半由私人之間決定。
自漢代以來，中央一視抑制兼并為正途，不但為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也盡量避免因貧富不均導致農民戰爭暴發。雖然，這個政策成功的時期不多。皇室、外戚、公卿、宦官、豪商或競爭或勾結，對無權無助的農民進行蠶食，結果總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從漢末經魏晉至南北朝，甚至形成世族地主的莊園制度，長達四個世紀。中央試圖調節貧富不均是基於皇權生存的考慮，但其立論常依據烏托邦式的理想。王莽的恢復」井田制」，與北魏北周的」均田制」，都宣稱是對古代周禮的回歸。
但自從中唐推行」兩稅制」以來，（此處有刪節）國家基本上放棄大規模的平均土地的嘗試，雖然這個思想深入民心，時隱時現。由於均田制的崩壞，唐朝於公元780年實行」兩稅制」，基本上是對兩項現實——私有制和貨幣經濟——的讓步。在均田制底下，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死後必須歸還國家，由國家對新戶主重新分配，而國家在這個基礎上抽取租庸調，並建立寓兵於農的府兵制。兩稅制把稅制簡單化，只收戶稅和地稅，分攤夏秋兩季徵收，地稅徵收穀物，戶稅則全以現錢計算。宋代上承唐代兩稅制，也輕丁口稅而重田產稅。
從此國家基本上認可私有財產，並著眼於政府的現款運轉。它」從由來以久的國家必須負責糾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義全面撤退。」至於」井田制」或」均田制」，雖然與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引起共鳴，卻是財產關係與市場關係不發達的癥候。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夠實行均田制，正因為華北落後，而執政者又是外族的原因。至隋唐大一統後，均田制並不實行於較發達的華南。
宋代」不抑兼并」，並不造成魏晉南北朝式的世族莊園所有制，因為科舉制度已大致上決定社會地位的升降，造成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市場的發達也促進地產轉手之快速，」三世而衰」變成常態。士大夫和官宦家族為了保持家道不中落，遂有投資於族田之舉，為了保持家族的延續，用修訂族譜人工地維持家族不散這個風尚也開始盛行。
「不抑兼并」雖不造成世族對政權的壟斷，仍不可免導致土地兼并。這個趨勢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已頗為嚴重，但王安石主張國家對社會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權而是對小農作出貸款，亦即是提高生產、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是搞平均主義。而王安石把老百姓對國家的服役變成用現錢折算，地方對中央的貢改為比較市價後進行採購，都是市場和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現的政策。
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雖仍殘存，但政府基於財政的考慮把全國居民分為」主戶」與」客戶」，亦即是只看財產，不看身份。擁有財產的主戶直接承擔各種賦稅，無產業的客戶則不直接承擔。在鄉間，客戶是指佃農，他們不再是從前世族地主的」私屬」，而是直接編入國家的戶籍。在城市裡，主戶身份並不以房地產之有無為唯一標準，也包括有無店鋪、庫房，以及從事經營的資本，客戶則是僱員或房客。這種分類法是根據財產關係，也把契約關係普遍化。
唐代城市多為行政中心，宋代市鎮趨於工商業化。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宋代則放任自由，因此商業區與住宅區的界限逐漸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很大規模，例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後者為馬可波羅在元朝初所目睹，驚嘆為前所未有。至元朝後期，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貝圖塔(IbnBattuta)訪問杭州，亦稱之為」世上最大的城市」。當時在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在三十至五十萬之間。
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貨幣經濟的發展。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但仍不敷應用，在缺銅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間出現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後來為政府接辦。中國發展至宋代，商稅也日形重要，它成為城鎮徵收的主要項目。從遠洋貿易抽取的稅收，也達史無前例的比重。
學者們曾為宋代為什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而進行討論。在北宋，中國人已懂得用燒煤鍊鋼，大型企業僱傭數百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此外，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宋代中國是前現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紙、印刷、火藥、羅盤雖然多發明於前代，但至宋代成為大規模製造業。
宋代中國的」現代性」，也表現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來臨。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藝術之時，宋代的繪畫題材已開始表現市集與貿易，而文人創造的山水畫則呈現一種寫實主義，宋代的原創不像後來被注入禪學的明代山水畫，而是對自然界忠實的模擬。這個入世的精神也表現為儒家理學之抬頭。理學以人倫為天理，在今日或被視為一種宗教，因為今日對世俗化的定義是個人從任何權威底下解放，基本上是西方的設定。宋代的理學不妨視作中國式的集體主義人間觀的哲學體現。對不服膺神道觀的中國人來說，這就是他們在現世的行為方式，在現代社會中也如是。
宋代承繼隋唐帝國，卻不能重組」天下」，而必須和遼、西夏、金、蒙古等敵國並存，在中國歷代的皇朝史中呈現一種非常態，反倒更近似」近代」的邦國。宋朝長期積弱，非但沒法重建漢唐的規模，反而令抵抗外族入侵成為國民生活的常態。長期下來，一種初期的」民族意識」開始形成。宋代已經有印刷術這種傳媒。按照班奈狄克．安德生的說法，印刷術是形成近代國家這個」想像的團體」的主要因素。宋代的岳飛和文天祥後來在中華民國誕生時期編織的」民族英雄」譜系裡變成先烈，正因為宋朝有點像近代列強交侵底下的受難國家。
宋代這幅圖像」近代化」得有點驚人，有加以修訂的必要。該指出：它不可免遮蓋了地域性差異，一般來說，先進的社會關係是江南盛於華北，東部盛於西部。整體來說，宋代的市場和契約關係的普遍化不及工業革命後的西方。雖然從宋代以後，土地關係是以契約為主導，但到了清代的雍正朝，國家對殘留的人身依附關係還得頒布最後一次解除法令。」兩稅制」軔始的重產業輕丁口的措施，後起的朝代又必須重新執行——如明代的」一條鞭」和清代的」攤丁入畝」，似乎並非一勞永逸，而是循環出現。宋代的文官統治，在後起的朝代——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者——也屢受貴族統治的干擾。至於宋代印刷術雖然發達，但大多數人仍是文盲。當時或許已有近代」民族」觀念的萌芽，但這和近代國家用國民教育和大眾傳媒塑造」國民」的積極措施還差得很遠。
TAG:我們都愛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