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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清復明到扶清滅洋,「神功護體」的義和團

被稱為「拳民」的義和拳(即日後的義和團)是長期盛行在華北地區民間的秘密結社,和清代中前期的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秘密團體有著一定關聯,最初也均以反對滿族統治漢人為宗旨,將「反清復明」作為口號,並一直遭到清帝國的鎮壓。在兩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勢力滲入,西方人大量出入沿海各省,通過武力入侵和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傳教權力的西方傳教士亦四處活動,極大地撼動了曾經數百年一成不變的中國社會。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甲午戰爭結束以後西方掀起的瓜分中國狂潮,這深重的危機感迫使民間將自清帝國侵入中原入主中國以來持續200餘年的滿漢之爭,轉變為一種迫在眉睫的華夷之辨。在19世紀末,山東與河北的拳民開始發生思想轉變,演變為支持清朝的民間勤王組織。

1899年,靠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他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支持清帝國統治的義和拳拳民採取撫的辦法,將其招安納編組成民團。於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適逢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中華大地正處於中國近代史稱之為「瓜分狂潮」的關頭,僅山東一省在1897年和1898年就被德英兩國挖去膠州灣和威海兩地。而在山東有「特殊利益」的德國,也肆意縱容其傳教士在中華土地上橫行無忌。於是義和團的口號從「反清復明」演變成了「扶清滅洋」。造成這種結果的主因有三:

首先,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籍神職人員可以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而許多曾橫行地方、作惡一時而惹來公憤的惡棍、地痞、癟三,常據此便利在惹事之後受洗成為教徒接受教會庇護。地方政府往往因為懼於教會的治外法權,官員更是怕惹來麻煩後烏紗不保,故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造成教案時常發生。

其次,自從清帝國在雍正一朝禁教之後,教堂大多被沒收充公。一個半世紀之後,這些房產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則是多次易手,查還已相當困難,但外國傳教士仗著清廷上諭和各國公使的權威,往往不顧實際情況僅憑其教會所持的也不知道從何處找來的文書與憑據,索要當年的房產。而這些房產,很可能已經成為當地紳民所尊崇的公所、會館、書院、廟宇等。到後來發展到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甚至霸佔田地,因而激起中國人反抗。

最後,相當一部分外國傳教士已經失去了當年耶穌會士的彈性,完全不尊重中國傳統,貶低、歧視中國文化和中國民間信仰,反對甚至禁止信徒祭祖這一在華流傳已數千年的傳統,這已經不僅僅是造成中國人不滿這麼簡單了,許多時候甚至惹來信奉先祖的華人直接的敵意。

而隨著中日甲午戰爭清帝國的慘敗,清帝國二十餘年洋務運動的成果被一掃而空,曾經的富國強兵夢想破滅,徹底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不僅清廷上下悲憤莫名,民間更是頗有亡國之感。在這種背景下,根植於人心中的暴力會不斷累積,直至其像火山一樣噴發。由此可見,被稱為「庚子之變」的義和團之亂的禍根早已埋下。

自「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西方各國普遍對這位希望有所變革的光緒皇帝持同情態度,有些國家的外交官員甚至公開要求慈禧不得廢黜光緒皇帝。而慈禧另立儲君的企圖和行動,也得不到西方的承認。這使得「老佛爺」的心中對於列強的不滿與日俱增。慈禧最初對義和團持一種反對但是縱容默許的態度,對義和團的滅洋行動和列強派兵進入京畿保衛使館區都不加阻止。義和團進入京畿胡作非為,慈禧在紫禁城內也是耳聞目睹的,所以她一度在1900年6月16日的御前會議上做出過「取締」的決定。

但隨著6月17日傳來駐留大沽口的各國軍艦聯合出動陸戰隊攻佔大沽炮台的消息,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於傳遞而來的情報有誤,慈禧誤以為列強要求她下台並歸政於光緒。早對洋人有所不滿的慈禧,這一次是真正地被觸到了「逆鱗」,遂不計後果,命宮內各親王直接參与指揮義和團,並下令清軍配合其執行「滅洋」作戰。

6月20日,不久前曾率衛兵外出尋釁並射殺過義和團團民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在前往總理衙門進行交涉的時候遭到清軍「虎神」營士兵的伏擊,被當場擊斃。次日,慈禧在一份寫給帝國全體高層的詔書上表示,將要向世界上所有和清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列強宣戰,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標價「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嚴格來說,慈禧的敕令只是一份對內的表態,是寫給清廷高層看的誓師詞,而算不上正式的宣戰詔書,但是列強們很快就知道了這份誓詞的全文以及對他們的「賞格」。至此,局勢已再也不能挽回。

俄羅斯政府知悉發生在華北的這一切是在1900年晚春,此時其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已經連同英、美、日、法、德、意等國家的使團一起被開進北京「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圍困。由於團民的破壞,北京與周邊地區的電報線在當年5月初被切斷,後雖經數次搶修,但團民一直不倦地繼續他們的滅洋大計,屢次強行拉倒電線杆將電報線剪斷焚毀。而沒過多久,就連在晝間由武裝人員護送技師去搶修的行動本身都很有危險,遂暫時只能聽之任之。

到了5月末,義和團運動的浪潮開始向關外蔓延,東北地區的農民和各種民間結社紛紛響應。啟工未久的由哈爾濱通往旅順的鐵路線完成部分,連枕木帶鋼軌都被團民們撬得一乾二淨,部分區段甚至連路基都被扒毀;由俄國投資、尚處於建設中的撫順煤礦工地遭到數千團民的襲擊,雖然施工人員、守衛和僱傭的中國工人在俄國技師的指揮下,憑少數火器擊退了義和團的數次衝擊,但工地的資材堆放場和營房均被縱火燒毀,損失高達數十萬盧布;在寬城子(今長春)和奉天等地,俄國僑民和東正教教堂亦遭到攻擊,死傷事件時有發生。

發生在中國的變局令篤信東正教的尼古拉二世極為惱怒,而這一次他的表親小皇帝威廉二世倒沒有再來他這裡挑唆,因為德皇也正為德國公使的被害而大跳其腳,並誓言報復。俄方的報復很直接,也很斯拉夫化,7月16日與17日,中俄邊境上的俄軍分別以「討還血債」為名義屠殺當地華人(滿漢皆有)總計6000人,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而此時,英國正擔心發生在華北並已經向東北蔓延的義和團會發展到其在華利益的核心—江南以及長江流域,為此英國國內甚至有人提出聯合德國,以便「英、德兩國軍隊在長江流域和叛亂地區之間設下一道屏障」。7月末,首批赴華干涉的3000名俄軍士兵從大沽口登陸,開赴已被外國聯軍佔領的天津,而同時還有萬餘俄軍士兵由仁川出發,通過朝鮮鐵路的運輸進入中國東北。與此同時,在義和團的配合下,清軍開始向哈爾濱進發,試圖一舉拔掉這個俄國在東北最重要的據點。

7月22日,由於義和團活動加劇,負責東清鐵路施工的總工程師尤果維奇下令停止工程,並電令沿線俄國員工就近撤至後貝加爾州、沿海州,或者就近前往旅順、大連、哈爾濱等有俄軍駐守之地尋求庇護。尤果維奇本人則和俄方護路人員在哈爾濱向海參崴、沙俄首都聖彼得堡一次次發出求救急電。作為東清鐵路和東清支路的結點,俄國在哈爾濱駐有一支近3000人的軍隊,包括8個步兵中隊、10個騎兵中隊。如果算上鐵道施工的衛隊和安保人員,可投入戰鬥的人員總數超過3500人。

7月25日凌晨04:00,松花江對岸沙坨子方向開來萬餘義和團,其在數千清軍的支持下,用攜來的4門大炮開始對哈爾濱進行轟擊,並會同從周邊地區開來的其他數萬團民,從東、南、西三面包圍了哈爾濱。在哈爾濱固守的俄國人沒有重武器,僅在數天內由鐵道施工人員用現有資材趕製出兩尊用鍋爐管道製作的炸藥拋射器,射程僅百餘米。由於自覺力量相差懸殊,俄方所有能拿動武器的男人齊上陣,利用庫存在當地的俄國軍火武裝起來,組成了預備隊和志願軍。不過事後證明,這種擔心更多的只是心理上的。

戰鬥開始後,成千義和團員用混雜著各地方言的聲音呼喊著「神功護體,刀槍不入」以及種種根本無法辨認的咒語,舉著長矛和大刀衝上前來,旋即被射倒。衝擊的人群中甚至有女性的身影,她們採用各種已經被西方人遺忘在歷史中的古怪方法試圖以「穢物」破敵。然而,槍彈和基本物理定律並不認可這些法術,在付出慘重傷亡以後,餘下的人終於退走。然而過不了幾個小時,他們又會重新集結衝上來繼續重演同樣的景象。如此景象持續數日之久,一直殺得俄國人感到手軟,雖然他們自身傷亡微乎其微。

由於殺人無數,加之目睹的一切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常識,許多參戰的俄國志願人員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根據1900年9月3日於上海出版的《中外日報》報導,當時哈爾濱市區硝煙瀰漫,「硝煙漲空,天日為之失光」,有一個可能罹患了現在被我們稱為「戰爭創傷綜合征」的俄國電報員,竟然於戰鬥間歇在站台上開槍自殺了。在交戰中,團民曾一度佔領俄方的哈爾濱機務段車庫,並四處縱火,導致十數台機車頭和許多車廂徹底報廢,而其代價卻是遺屍數千。

隔著歷史回首往事,面對種種慘烈之相,實不知是該贊還是該嘆。

本文摘自《日俄戰爭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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