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要義》| 梁漱溟：中西文化之不同

原標題：《中國文化要義》| 梁漱溟：中西文化之不同

第三章 集團生活的西方人

一 中西社會對照來看

現在我們繼續研究"中國人的家"這一個問題，莫妙於把中西社會對照來看。

一時一地之社會構造，實即其時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幹；此外都不過是皮肉附麗於骨幹的。若在社會構造上，彼此兩方差不多，則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會構造彼此不同，則其他便也不能不兩樣了。此並非說，其他都是被決定的，不過指出這裡是文化要領所在。我們選擇"中國人的家"這一問題為研究入手處。正為此。然而昔人說得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國人關在中國社會構造裡面，反而弄不清頭腦。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我們張眼向外面世界一看，就看到英美與蘇聯對立的問題。他們彼此立國之道，亦就是 他們的社會構造，正好不同：一方是個人本位的社會；一方是社會本位的社會。其問題 ，即在各偏一端，彼此相非難。而稍一尋究，便知這是西方人的老問題了。西洋自中世 紀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終就在團體與個人這兩端，此高彼低一輕一重之間，翻覆 不已。這是他們生活上亦是思想上鬧來鬧去最大問題之一(甚至可說唯一大問題)，所謂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極權主義"，"全體主義"……如是 種種，熱鬧非常，聚訟不休。但在我們歷史上卻一直未曾聽說過。假若你以"個人主義 "這句話向舊日中國人去說，可能說了半天，他還是瞠目結舌索解無從。因為他生活經 驗上原無此問題在，意識上自難以構想。雖經過幾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輸入，在今天百 分九十九的中國人，亦還把它當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詞，而不知其理。中國社會構造之懸 殊，此其明證。頃所謂此高彼低翻覆不已者，必須不嫌詞費，在這裡敘明它。這最好就從德謨克拉西說起 --

德謨克拉西，雖遠自希臘已征見於政體，但畢竟為近代乃有之特色。西洋社會人生，從中世到近代為一大轉變。其間經過所謂"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 "啟蒙運動"，"人權宣言"……外觀上形形色色，骨子裡一貫下來，原都相通。德謨克拉西風氣，即構成於此。既經種種運動，許多奮頭，以至革命流血，而後乃得奠定其原則，實現其制度。這當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要知道近代這一轉變，實在是對於其中世社會人生之反動。所謂從"宗教改革"以至" 人權宣言"一貫相通的，無非"我"之覺醒(1)(參看商務出版，蔣方震譯《近世我之自覺史》前半部。)，直接間接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之抬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近 代文化之主潮；從思想到實際生活，從生活的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繼而瀰漫，終則改變了一切。它不是別的，它是過強的集團生活下激起來的反抗，見出一種離心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所以果能從這一點，向上追尋，向下觀望，則前後變化無不在目；而社會演進上中西之殊途，對照著亦可看出了。德謨克拉西風氣，實為人類社會生活一大進步之見征。所謂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種進步 的團體生活。進步的，乃對於不進步而說。其特徵在：團體中各個分子從不自覺漸有了 自覺，從被動漸轉入主動；團體於是乃不能不尊重其個人自由，並以團體公事付之公決 。蓋社會契約說(doctrine of social contract)不合於人類歷史實情，學者之論證已 明。人類之集團生活，不出於自覺地結合；其間多數人之處於被動，從古已然。必待經 濟進步，文化增高，而後漸漸改變。此改變在任何一較高文化社會要莫能外。然以西洋 中古社會，其集團性太強，對於個人壓制干涉過甚，從而其反動之來亦特著。離心傾向 於社會生活，雖非佳兆；然在此，則適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均衡是最好的事。團體生 活經其分子自覺主動地參加，尤見生動有力。一二百年間，西洋社會所以呈現高度之活 潑，進步如飛，造成晚近之燦爛文明，要得力於此。事同一理，日本以東方小小農國，在短短四五十年間，所以實飛猛進，大大提高文化水準，儕伍西洋，稱霸東亞者，正亦得力於明治維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權公民權付與國民，社會生活不變之故。

但此所謂近代潮流者，到今天早已退落，成為過去了事了。其轉捩就在頭一次歐洲大戰中；從那次大戰後到現在，完全為另一潮流所代興。這就是與個人本位相反的社會本位思想，與崇尚自由相反的講究統制，不惜干涉人們的一切。

這一新潮流席捲歐洲，卻打從兩面而來：一面是布爾塞維克發動於俄國；一面是法西斯出現於義大利，又加之以納粹在德國。雖重個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夙深如法國，時勢所趨，幾亦莫能有外。事事步趨西洋如日本，常常處於被動如中國者，更不論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意、日本雖敗，潮流未改。蓋這不止是一時風氣；其方針 所指，實將開出人類社會之新局(社會本位的社會)。為什麼轉變到如此相反，實為百餘年前的人所夢想不到。(1)(英國前首相自由黨首領勞合喬治曾深有此嘆，見1934年2月報紙。)尋其轉變之由，蓋當個人解放之初，經濟上深得個人營利自由競爭好處者，後來社會上卻大受其弊。特別是盲目生產，經濟上陷於無政府狀態，演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內則階級鬥爭，在外則民族鬥爭，整個世界苦痛不安，人類文明有自毀之虞。方利弊互見之時，早已有反對理論，乃至反對的運動。然而它未發揮到盡頭處，事實上不會轉彎。卒以第一次大戰結束前後，時機到來，此伏流遂涌為高潮。雖因各處背景條件不同，表現之姿態各異，然其傾向一致固自明白。要而言之，集團又壓倒了個人，保護干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為近代潮流之反動。三十年來(1917-1947)，此相反之兩面，各自經過許多宛轉變化，而到今天，一面是依然不衰不弱--這就是英美；一面是嶄新然益強益固--這就是蘇聯。其各自經過之宛轉變化，誠然說之不盡；然而亦可一言而盡。那就是各自守定宗旨不放，而於團體與個人之兩端，卻盡可抑之揚之，時張時弛。宛轉雲者，殆不外是較小之翻覆。

最近三十年來其各自之宛轉變化，不過更加證明他們的問題在此，不詳論亦可。現在要問的是：他們西方人究竟怎樣走進這問題中，而我們中國人何以會留在這問題外?

二 中西文化的分水嶺

以我所見，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中國古代社會與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彼此原都不相遠的。但西洋繼此而有之文化發展，則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國卻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後此兩方社會構造演化不同，悉決於此。周孔教化"極高明而道中庸"，於宗法社會的生活無所驟變(所改不驟)，而潤澤以禮文，提高其精神。中國遂漸以轉進於倫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續於後。西洋則由基督教轉向大團體生活，而家庭以輕，家族以裂，此其大較也。試依據歷史一步一步加以指證，則西方人是怎樣走進這問題中，便不難明白。以下先敘希臘羅馬古代社會。

希臘羅馬古代社會，不但與近代歐洲社會不同，抑且與他們中古社會亦兩樣，卻轉而與我們中國多分相似。此看法人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著《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 究》可知。古氏著作極精審，為此項研究中之名著，今者李玄伯先生譯本，在商務出版。譯者頗為用心，於前所述許多情節有合於中國古禮古俗者，均引經據典為之註明。雖李君注文，未必皆是；然固有助於讀者了解西洋古代社會，正與吾土多相肖似。書中所述，一言總括就是：崇拜祖先，以家族體系組成的社會，所謂宗法社會者是。其社會所由組成，一恃乎宗教。他們亦有法律，亦有政治，亦有戰爭，亦有社交娛樂；但一切一切原本宗教，而為宗教之事。那時人對於神敬畏甚至；但家各有神，不能相通。不但不能相通，且各守私(門必)，隱相排斥嫉忌。所以嚴譯甄克斯著《社會通詮》，論到宗法社會的宗教，亦是說，(一)可私而不可公，(二)本乎人而不出於天，(三)宜幽不宜顯，是其三大特徵。積若干家而"居里"；積若干"居里"而為部落；積若干部落而為邦。社會組織之擴大，與宗教觀念信仰對象之開展，要必相因相待。社會組織最大止於邦；信仰亦至於邦神而止。然而每個小範圍(家、居里、落部)仍各自保有其祭祀、佳節、集會與首領，此即謂之多神教。後來羅馬以希臘、義大利千數邦中之一，而竟可征服其餘，似為意想不到之事。這自是人類社會單位向前擴大之勢不可遏；而羅馬恰亦具有其特殊條件，並且遵循了巧妙途徑 ，蓋人類生活經過好多世紀不能不變，意識方面開展進步，情操亦即不能株守於家神邦 神的信仰崇拜。勢不免要打破了邦，而前進於更大組織局面。此時羅馬人恰好不是單純 一族一宗教者，而是雜糅的。乃至"羅馬"之名，亦難確定其屬於何種語言。有謂為特 拉文者，有謂為希臘文者，有謂為拉丁文者，更有人信其為愛特利文。古時人依宗教為 結合；兩城邦若有共同信奉，即算親戚。羅馬的宗教既為雜糅的，因而多與其他城邦有 關係。羅馬即注意保存這些親戚關係的證據。例如它保存"愛納"的紀念，它就為意大 利、西西里、希臘、特拉斯、小亞細亞各處三十個城的親戚。--以上所說，即其特殊 條件。它的政策最巧妙處，是不強迫那些被征服者信奉它的神，卻將被征服者的神移來 增加到羅馬。羅馬於是有較他邦皆多的神，彷彿宗教的總匯。它就利宗教的吸引力，助 成其統治。羅馬以不違於當時人心理習慣的巧妙政策，配合它對於各邦之實力征服，著著進展，而羅馬帝國之偉大局面遂以造成。然亦正由當時家神邦神的宗教精神失墜，僅存習慣，邦的組織宀/浸失維繫之故。現在這偉大局面造成了，它自己卻還沒有與這偉大局面相應 的偉大宗教。只以舊宗教之衰而羅馬興，羅馬盛時，舊宗教乃益衰。而由於宗教荒虛，人們精神無主，羅馬亦不能不衰矣。這裡古朗士有幾句話，是值是介紹的：古人(初民)間彼此那般不同，那般不羈與善變，社會的聯繫與統一是不易建立的。…… 自然必須有件事物，較實力為大，較利益為尊，較哲學學說為具體準確，較契約更為固定；它即在人人心中而對人人有權威--這便是宗教信仰。信仰是我們頭腦的產物，而我們不能隨意改變它。它是我們的作品，而我們不自覺。它是"人的"，而我們以為" 神"，它是我們力量之結果，但莫有比它對我們更有力量的了……人固然可以使自然降服於人，但人永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隸。羅馬當時於此緊要處，既無善法，社會之腐化墮落遂不可免。直到基督教從東方傳來，填補這一空缺，西洋古代文明乃得一意外的續命湯，卒且孕育出其近代文明。--這是後話。

三 基督教與集團生活

如史書所云："斯巴達人白晝處於露天之下，夜宿營幕之中，飲食相共，人無獨居之時，亦罕家庭生活。"(1)(見馮雄譯桑戴克著《世界文化史》第117頁，商務出版。)這自是集團生活一極端之例，與其尚武善戰相聯，並非那時社會生活之通例。然而我們要知道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卻一般地通是集團生活。它雖以家作核心，而以(一)附屬人數眾多，(二)階層分別，(三)家長威權，(四)產業共有，種種情形，其生活不能不說是集團的。生活是集團的，但以其精神低淺，意識狹隘，不可能為大集團。大集團不再以一家一姓作核心，必待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出來，而後得以構成。嚴譯《社會通詮》有云："種人排外之不深，異族之能即於和，而大邦有締造之望者，真景教之力也。"正謂此。自宗法制度既破，凡說到集團，就是超家族的；只有超家族的組織，乃足以當集團之稱。以下我們試看基督教怎樣開出超家族的集團組織來。基督教精神全然與舊的宗教相反，可約之為三大點：

第一，神絕對唯一。此與從前有多少家多少邦，即有多少神者，完全不同了。神不在世界內，而超於其上以主宰之。宗教之意義與形式，至此全改變。畏神者(畏神震怒降禍) 變為愛神。對神亦不須供飲食犧牲；祈禱亦迥非符咒。

第二，兼愛同仁，以上帝為父，人人皆如兄弟之相親。此與從前分別族內族外，自私於內而相仇於外者，完全不同了。教義公開宣傳，熱心救世，一反各守私(門必)者之所為。

第三，超脫世俗，此與舊宗教之逐逐營營於現世生活者，完全不同了。蓋以分靈肉為二事，每人只肉體生活這一半，是屬於現前社會的；而靈魂自由，可徑接於上帝。既然宗教所求不在現世，愈少參加世上事物愈好。所以耶穌說"與凱撒以凱撒所應有，與上帝以上帝所應有"。古代之宗教政治混一者，至此乃分開，而國家政府得以獨立。又宗教垂誡於人的義務，卻不管人間一切權利之事。權利之事，由法律去規定。基督教是第一個不以法律隸屬於自己的宗教(羅馬法典之進步大得力於此)。前舉之古朗士書，結尾曾說："信仰初生，人類社會始行組織；信仰變化，社會乃屢經改革；信仰消滅，社會亦行崩潰變形。"正可增補一句說：一新信仰代興，一新社會組 織隨之以起。宗法制度之破滅，超家族的組織之開出，實以這種新精神為之先。

然而，我們不可誤會大集團生活就從宗教家的意識要求造出來，造成西方人之集團生活的，是事實不是理想。不過這些事實，卻特別與基督教有關。那就是從基督教所引起之血的鬥爭。

基督教之起，實對當時社會具有極大革命性。第一，它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反對一切偶像崇拜，不惜與任何異教為敵。所謂"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毀滅異教之祭壇。"第二，它打破家族小群和階級制度，人人如兄弟一般來合組超家庭的團全，即教會。教會這一組織，是耶穌所曾堅決囑咐於他的門徒的，早期教徒們亦都相信，為保持他們的信仰純潔及專一，這一結合乃非常必要。據說其最初組織，亟望基督重來，天國實現，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並有產業歸公之制度。似此一面其內部結合既極其堅實，一面其對外行動又極其激烈，團體精神自爾達於高度。排他既強，被排亦烈，到處不能為人所容；而遭受殘殺之結果，則是使他們自身團結更形堅強。而且基督教雖想要政教分開而事實不許，很快又混合一處(紀元325年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之國教)。基督教雖不想以強力殘殺異教，然事實終落到這一步。蓋當那時，文化不 能不以宗教作中心；以其特具統攝摶結作用，任何組織生活離不了它。如其設想那時宗教離開政治而自存，似有可能；如其設想那時政治離開宗教，倒想像不出其可能。中古封建的統治，既資藉於宗教；而宗教自身又復政治化。--如教皇包攬政務，或自己兼秉政務，主教教士預聞諸侯政務等皆是。並且教會中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等，亦都成了封建階級的一部分。此其結果，就有兩點：一點是使得集團生活內部之統制過強。蓋宗教信仰不過摶結人心，國家權力則更拘限人身。二者相合以行其統制，人誠無所遁逃這種統制過強的集團生活，為後來引起反動之本；異常重要。

一點是使得集團間鬥爭頻繁激烈。蓋權力所在，最易啟爭端；宗教不挾有權力，其爭端猶或不多。宗教界別，最易形成集團對抗；權力之爭，不資藉於宗教組織，其鬥爭或不必為集團的。今二者相合，遂使當時之宗教問題、政治問題、種族問題、私人恩怨，種種攪混不清，相尋無已。其間大小慘劇，長短戰爭，綿歷千有餘年，難解難休。這千餘年頻繁激烈的鬥爭，即是鍛煉成西方人集團生活之本，異常重要。上面所稱"宗教問題"，初時是基督教與異教之爭；後來基督教擴展了，對外鬥爭日漸少，而內部宗派之爭又起；至新教發生而益烈。又上面所稱"權力之爭，不資藉於宗教組織，其鬥爭或不必為集團的"，此如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爭王爭帝者是。其爭只在二三領袖之間，其餘多數人均不過從屬工具，並無深切界別，形成集團對抗。所以像韓信事楚，又可以歸漢。項伯楚人，竟保護了沛公。諸葛兄弟，可以分在吳蜀魏三方去。這種鬥爭，是不十分激烈的。凡團體必須有內外界別；若沒有一定界別，便難成團體。反之，界別愈嚴，則團結愈固。此其一。又團體必須有其對抗者或競爭者，而後其生活振奮組織緊張。反之，若缺乏此類對象，則必日就懈散，甚至團體消失。此其二。又團體境遇不順，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轉強。反之，若境遇順好，則其分子或不內向，甚至且發生離心傾向而內爭起來，此其三。審此三者，則知鍛煉集團生活之最佳機會，莫過於基督教在歐洲所引起之血的鬥爭了。人當鬥爭時，便思集合團體；而有了團體後，亦更易引起鬥爭。團體與鬥爭，殆相聯不離。孟德斯鳩《法意》上說："爭之與群，乃同時並見之二物"，正謂此。反之，散漫與和平相聯。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慢。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後，總是過著集團而鬥爭的生活--雖然基督教是主張和平的。中國自受周孔教化以後，大體過著散漫而和平的生活--雖然孔子亦說"必有武備"的話。中國一面且另談。西洋這一面不為別的，只有基督教一因素加入到西洋文化來，於促使其社會走上此路之條件正相符合之故。自然西洋人之集團生活，並不能全歸功於基督教。除了先自希臘羅馬流傳下來者不計外，後進的蠻族生活亦是一個因素。他們原是集體行動的(游牧侵掠皆集體行動與農業平 靜分散者異)，又以蠻族文化淺，衝動強，感受基督教之後就很執著；所有許多血斗慘 劇，多因於此(此指religious intolerance)。

四 歐洲中古社會

集團生活，在生死危難中固可得好的鍛煉；但在日用常行之間養成它，同屬必要。前者可得某牢韌的向心力和紀律習慣；至若組織能力，法治精神，和一般公德則多有賴於後者。於此，我們宜一述歐洲中古社會生活。

歐洲中古社會，在其政治經濟各方面，到處所見亦罔非東一個集團西一個集團，為其人日常生活之所依。如封建制度中那些大小單位，如各處的基爾特(guild)，處各自主城 市等皆是。

據歷史來看，此封建社會並非從其上世演進之結果，而寧為其倒退。在政治上，它是由於大帝國之失勢解體，給予雄霸者在各地方上起來的機會，而使一切零弱者不得不各有所依附以求存。這樣，就形成了許多封建集團。雖說自上而下有若干層級，以大統小，以小事大，等差甚嚴，卻不是條理井然的一個體系，而寧為錯雜峙立的幾團勢力。在經濟上，它是由於伊斯蘭教徒突然出現於歷史舞台，征服了地中海東西南三面，使過去為各地文明及商業交通的大動脈，以新月旗與十字架之敵對，而驟告斷絕。古代經濟遭蠻族殘侵而猶存者，乃於是而潰滅。八世紀以來，商業衰歇，商人消逝，都市生活亦同歸沒落。繼羅馬金幣而起之新幣制，即是與古代經濟或去地中海經濟斷絕關係的證據。同時多腦河、易北河、扎勒河可能的交通，恰都生阻，亦不能有常規的貿易。整個西歐，自8世紀末反撥到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社會生存，完全建築在土地佔有上。國家的軍 事制度，行政制度，因之而弛散分解，最高主權便無法保障。其政治上封建制度之形成，蓋又基於此經濟事實。(1)(具見 Henri Pirenne著《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胡伊默譯本，商務出版。)於此時，那些封建制度下經濟自給自足的大小單位，恰又不期而然 構成集團的生活。所以這一倒退或頓挫，正給歐洲人以培養集團生活之良好機會。其後，商業復興，都市再起，則於既經養成的集團生活，又啟其進步之機。--這是後話，而亦就是前面我們所說"進步的團體生活"之由來。首尾過程，宛然在目。

當時封建制度下的農業社會，千餘年間前後自有許多變化，各地方尤難盡同。然一般說，就是大地產和莊園制度。茲參考各書略述如次。

據說，大地產平均約包含三百個農場(田舍)或一萬英畝，以至更多。他們都是教會或修道院或貴族之所有。如此廣大田地，不易接連一起，有時分散很遠。雖分散，但具有一種強有力的組織。在昔商業能運銷其生產品，都市提供其日用品時，它以生產兼消費之雙重資格參加一般經濟活動。此時商業中斷，每一大地產構成如人們所稱呼"閉關的大地產經濟"，耕作所需器具，家人所需衣物，都要設立作坊自行生產。全部地產常區分為若干部分，每部分或不止一村莊，而在一莊園(manor)管轄之下。庄 園不僅是一種經濟組織，而且是一集體社會。它支配其居民之全部生活，自成一小世界，而以其地主為首領。居民不僅是地主的佃農，更且是他的臣民。從農業上說，卻算一種"合夥組織"(share holding arrangement)，大部分農人連貴族在內，都像是股東 。他們之間，雖階級不同卻同是基督徒，所以能以人與人的關係相處，相互有其權利與義務。不論是自由民或農奴，每人對公眾事務有發言權。此外參加者，有不少各式各樣工匠，以及牧羊飼豬養蜂等人。他們亦各有其身分、義務和應享權利。農民大別為自由民和農奴兩種。自由民居極少數；這是保有他依附臣服之初所訂契約的。他自有其土地，有權可得脫離團體。他還可以起訴於國王之法庭。其大多數則是農奴。這是只憑慣例的佃戶(customary tenant)，隨附於地面，不得自由離去。全庄土地除地主保有者外，其餘則共同享有。在共同享有地上，各佃戶又恆有其世襲使用之部分，以自養其家小，以納貢於地主。諸如草原、牧場、森林、沼澤等，更是共同不分彼此的。在耕作刈獲上，不唯地主之地要佃戶合力為之；即佃戶各自使用部分，亦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磨房、糟房、榨葡萄汁器具，乃至烹飪的灶火，常為公共利用之設備。在地主貴族之下，代表他管理全般行政事務且兼理法庭者，有管家(bailiff)，代表農 奴並分派他們工作者，有督工(provost)，還有其他吏員等多人。莊園亦即為一司法單 位，其裁判權之大小，視其侵蝕王權而不同。它按照一般習慣及其莊園自來形成之慣例，並取得地主同意，以判決案件，處理內部一切問題。

莊園為社會基層，亦是宗教生活一單位而為教會組織之基層。還里有教堂，有教區牧師。牧師通常是地主和全體居民的朋友，為他們傳道，並指教一切。他以命名禮(洗禮)、堅信禮、婚禮、葬禮種種儀式，及星期禱告、節日宴集或禁食等習慣，范成他們一生中並一年中的社會生活。教堂前面的草地，常是他們的遊戲場；鄉村的舞蹈大會，亦常在那裡舉行。就是那教堂的鐘聲，亦給他們全體精神上一種維繫。因為全般生活，環繞著地主和教堂為中心，有這般的集團性；所以其一切建築、自堡壘、邸第、禮拜堂、廳房、住房、農奴的茅舍、各種作坊機房、倉庫以至馬棚、牛欄等，自都有其內外前後的配合布置，如記載或圖畫之所示。(1)(參考胡譯《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何炳松編譯《中古歐洲史》，馮雄譯《世界文化史》，《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以上均商務版)。Hayes and Moon 合作《中古世界史》，伍蠡甫譯本，世界書局版 。民十八年著者為《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有云：中國社會一村落社會也；求所謂中國社會者不於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或曰歐洲國家獨不有村落乎?曰其古之有村落也， 則中世封建社會組織之基層。其今之有村落也，則近代資本社會組織之點線。是社會有村落，而非即村落以為社會，固不得謂為村落社會也。正指此意而言。)以上不厭瑣細地說這許多，意在指證西方人在中古農業生活里，實是集團的。像盧作孚先生所說"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只需要一個家庭"；像馮友蘭先生所說" 在未經產業革命地方，無論東方西方都是生產家庭化，一個家庭是一個經濟單位"，由此皆證明其全然不對，他們皆以其所見於中國者，來臆測一般中古社會；還以其臆想的中古文化，來解釋中國的事情。而不知像中國一家人一家人各自過活，恰是中古世界所稀有。根本上在他們所謂"公開耕地制度"(the open field system)下，農人們幾乎 一舉手一投足都必是協同的，都不免受約束的，更何有一家為一經濟單位的事。甄克斯《社會通詮》上說"古之田法，以族姓鄉社為鄉匿者也；今之田法，以一民小己為幺匿 者也。"英語幺匿(unit)便是單位的意思。必至近代社會，乃"散鄉社之局，成地主之 制"，"人得自由，而土地為真產業"。其次再看他們中古的工商業。在上述鄉村各種作坊之外，十一世紀下半期有集中的工商業起來，漸發達於各都市間。這些工商業者亦都過著集團生活，直至十七八世紀乃先後解體，而為近代自由制度所替代。這在英語名為"基爾特"(guild)，中譯"同業公會 "或"行會"。它一面為自願的組織，一面含有合法的權力。它一面照顧到消費者之公眾利益，一面基於生產者自身的要求。其詳情各處不一，此可不述。所不可不知者，就是他們團結之固干涉之強進而形成一種力量，伸入地方政治，操持地方政治，絕非中國商人工人所能夢見。大約某地某業之基爾特，即為當地此行業之壟斷性團體，不輕易給人參加的機會。收學徒亦有嚴格規定，高其年限，並限制每一師傅收極少人數，既以排他而保護其同業利益，就不得不杜絕內部之有自由行動、自由競爭之事，而嚴密其監視，加強其干涉。更為其不致以獨佔而妨礙消費者公眾利益，引起不平；所以同時力求貨真價實，公開交易，而不許偷工減料與過分利得。如此則必需監視與干涉之事更多，所以就逐漸發展出來極煩瑣極拘泥的無數條規，成功其一套極周到之管理技術。而為執行其管理，基爾特自身便儼然成一小政府了。它有選舉之領袖職員，有行政之組織及各種會議，有自治之規約，有其財政及金庫，有裁決爭議之法庭。再則，論其組織自是基於經濟意義而來；但當時任何組織卻總離不了宗教。所以基爾特，除有經濟的機能外，復有其種種之社會的機能。各業多各有其守護神，及節日聚餐、遊行賽會、共同娛樂、種種社交；對於貧病死喪、互相顧恤。他們各有其旗幟，甚至還穿著特殊服裝。(1)(以上參考胡譯《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許譯《英國社會經濟史》，徐譯《德國社會經濟史》，陳譯《中古及近代文化史》，馮譯《世界文化史》，均商務出版。又伍譯《中古世界史》，世界書局出版。)這裡更有些好的佐證：

使梓人丙為丁築室而不堅，俄而圮焉。不獨丙償之也，丙之同行當共償之。使賈人庚有逋於辛，辛之索者不獨於庚也，庚之同社皆可以索，古俗民之相聯繫以為責任有如此者。所最怪者，則古商賈行社所有之執抵權利，行於中葉。假如有倫敦商負伯明罕商債，不以時還。設於時，倫敦有他商在伯明罕者，則執其貨以抵前負；以其同行社故。(見 嚴譯《社會通詮》國家刑法權分第十一)這好比說，如其你我兩家同在天津一個同業公會，我在上海欠他家的債，而你的貨物到上海，卻會被他扣來作抵，視你我如一家。那麼，當時一個同業公會組織之密且強，事實豈不甚明!

試問：這與馮友蘭先生書中，所舉一家子石印館，一家子鐵匠鋪之例，有無相似處?

五 近代社會之萌芽

在彼時一同興起者，是城市自治體，通稱"自由都市"。基爾特是一些職業組織；城市自治體是地方組織。亦可說，基爾特是一些經濟組織；自主城市是籠罩於其上的政治組織。

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皆以城市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著名的"都市文明"；只有中古不是。但中古後半期，即十一世紀末期十二世紀初期，工商業和城市逐漸復興，便由此以渡進到近代了。工商業及城市之復興，在色彩上亦在事實上，為一種對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將其顛覆為止。這種反功勢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氣"。如史家所說，工商業人多是從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興起，都是對封建諸侯之和平的或武力的反抗。他們(工商業人)都是"自由人"為一嶄新階級。其意味，直與一個人進身為僧侶，或進身為騎士，相近似；即所謂"布爾喬亞"者是。但他們必須結成有力團體，始能自存，始能反攻而達成其歷史任務。這團體，便是上面說的兩種組織；兩種組織互有助長作用，而同為他們所憑藉。在團體作用上說，基爾特對內干涉較強，自主城市對外之抵抗較強。二者同為集團生活之好例，後者更為進步的團體生活之導源。城市復興之初，各地莫不趨向自主(大抵皆先備城防，特設司法)，但其後來成就則等差不齊。極盛時期，有些大城市儼同一個獨立國家，有主權，有海陸軍隊，對內施行統治，對外宣戰媾和。他們不獨講求其市政，並且講求外交。據說今日國際間一些外交方式和技術，還是沿自那時的。臨末入於近代以來，各民族國家一個一個成立，許多城市先後併合在內，而保有一種地方自治。如日耳曼境內漢堡等三大都市，直遲至十九世紀初乃併入德國。假若除去初興及監末不論，中間至少約四百年，為這些數不清的城邦與封建諸侯相爭，又彼此間爭鋒之時。中古歐洲千餘年擾攘，其後半期當以此為有力因素。近代西洋人的國家意識及其愛國心情，首先養成於這範圍較小而親切確實的地方，而後擴大起來到民族國家。特別是他們的政治能力(組織國家的能力)，都在這裡養成。前段只說了基督教如何引起鬥爭，予集團生活以血的鍛煉；而於基督教自身之團體組織，還沒有說。然而這裡卻是西方人學得了團體組織之本。第一，於此確識個人隸屬團體，團體直轄個人。第二，於此公認團體中個個人都是同等的。此其重要，可說非常重要。中國所缺乏的，就是這個。--就是沒有機會有此認識。至於教會內部組織從大單位到小單位自成系統，此可不敘。我們只引錄何炳松教授《中古歐洲史》第十六章之一段話於此：自羅馬帝國西部瓦解以後，西部歐洲制度之最永久而且最有勢力者，莫過於基督教之教 會。(中略)中古史而無教會，則將空無一物矣。(1)(何炳松《中古歐洲中》，商務出版。此段首句采自第25頁。以下見第127頁及129頁。)

中古教會與近世教會(無論新教或舊教)，絕不相同，言其著者，可得四端：

第一，中古時代無論何人均屬於教會，正如今日無論何人均屬於國家一樣。無論何人不得叛離；不忠於教會者可以死刑處之。

第二，中古教會除廣擁土地外，並享有教稅。凡教徒均有納稅之義務，正與今日吾人捐輸國稅者同。

第三，中古教會實無異國家，既有法律又有法庭，並有監獄，有定人終身監禁之罪之權。

第四，中古教會不但執行國家之職務，且有國家之組織。教皇為最高立法者，亦為最高司法者，統治西部歐洲一帶之教會，政務殷繁。凡教皇內閣閣員及其他官吏合而為"教 皇之朝廷"(Curia)，各地教會文書往來，以拉丁文為其統一之文字。

引尋這一段話的用意，只在讓人想見彼時教會之強大，生息於其中之西方人將受到怎樣的教訓與磨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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